访问团此次主要访问卫立煌将军所辖的第一战区。他们先后对中条山、太行山两战场从官到兵，从司令部到战壕掩蔽处，从伤兵医院到俘虏收容所都做了认真的采访、慰问，并向“抗战第一功”的长官司令卫立煌先生献上“民族干城”的旗子。向曾在娘子关、韩侯岭、琉璃河、大别山以及唐河建立下伟大战功的孙连仲将军献上“中原屏障”的黄缎锦旗。在献旗仪式上，卫立煌将军激动地说：“‘一支笔可抵十万矛瑟’，诸位来到前方，无疑给兄弟增加了一百四十万雄兵……”
在宝鸡，他们访问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分会主持的各种工业合作社；在西安，他们访问党、政、军各机关，受到各界的热情欢迎。在绛县，采访了带迷信色彩但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组织--红枪会；为了看看公教在中国所作的人道救济工作，访问团拜谒了中国人民所感激的比利时友人雷鸣远神父，并听他报告华北战地督导民众服务团的工作。
战地生活紧张而艰苦，甚至险象环生。然而，革命者永远有颗年轻的心，在他们集体生活的日子里，随处有欢乐，随时有幽默。现在看了当年留下的文字记录，仍然让你羡慕，让你向往，让你忍俊不禁。
访问团的集体日记《笔游击》7月9日记载：夜是很静，风也很猛，屋子是空空落落，鬼气森森，一意味到鬼，就谈起鬼故事来了。谈鬼之余，骚公便乘机声言，他不仅在睡梦里喜欢唱唱京戏，有时候还要在睡梦中起来到地上、桌子上、乃至屋顶上散散步的。他的身边凑巧就放了一把刀，“小心吧，我杀了你！”他对以群说。以群倒没甚么，可苦了白朗。她吓得一夜没好睡，怕鬼，也怕骚公的梦游。妈妈在《我们十四个》一书中，7月18日记录：警报！
礼锡刚好去理发。
警报没解除，他被一个勤务兵接回来了。据说他刚坐好，理发师的剪刀才剪了几下，警报的笛声就无情地响了。
他大模大样地走了回来，大家也大模大样地笑了一阵。
独立旅的车子来接了。他没有来得及去把头发理好，便大模大样地随着大家上了小汽车。一下汽车，独立旅的官长们列队敬礼。我们的礼锡团长甩着宽大的裤角大模大样地还礼，也大模大样地走进了窑洞，满不在乎，似乎忘记了脑后那青灰色的长长的一条剪痕了。
这却苦了我，我忍得肚子好痛，终于忍不住了，偷偷地笑得喘不过气来。吃饭的时候，我不敢看他一眼，也不敢想他一下，终于他向高旅长把剪发的故事说了，我才随着大家又笑了个痛快。
头发缺了一条并不十分好笑，好笑的是他那大模大样，满不在乎的神气。
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英国人专心研究中国，他酷爱中国的一切，一切都学中国人的作风……
突然，对面的晓南咯咯地笑了，他悄悄地对我说：“要是那个英国人看见礼锡的头发，也一定要学着剪去一条呢！”
在中条山，某副军长告诉他们一个有关“师爷的故事”。
老百姓问副军长：“他们这一群没带枪，又没系武装带，骑着马跑来跑去，究竟是做什么的？”
“他们是作家，是写文章的。”
“写文章的？不懂……”
他们摇着头。“就是写字的……”
“写字的？哦，哦，明白了，师爷，他们就是师爷啊……那么，那两个女的呢？”
“女的也是一样啊。”
“哦，也是师爷，女师爷！”这回他们可彻底明白了。
而在8月26日的描述尤其精彩：路几乎完全是下坡，我们牵着马，踏着没胫的泥泞向下滑着走，因为大家穿的都是胶底鞋，就更增加了滑的程度。摔倒的一个接着一个，弄得满身泥污，狼狈不堪！
晓南在前面跑，袁勃在后面警告着：“喂！晓南，不要跑，小心滑倒啊！”
“不要紧，我不会跌……”晓南话还没有说完，竟噗咚一声倒了下去。后面的袁勃胜利地哈哈大笑，他张大的嘴还不曾合拢，一个不小心就着实地坐下了，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竟沾了满屁股稀泥。
艰险与欢快交相编织。
访问团在中条山遭到最大的不幸是王礼锡先生因积劳成疾兼之误诊，救治不及时，于8月18日发病，8月25日清晨去世，礼锡先生的墓地选在龙门。国民党政府中央社28日向全国播发了这个沉痛的消息。在临时首都重庆举行了隆重而又肃穆的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和陈铭枢、黄少谷等，中共代表有陈绍禹、吴玉章、何凯丰和新四军**将军。文艺界有沈钧儒、邹韬奋以及其他名流几乎全部到会，《新华日报》潘梓年、吴克坚、戈宝权、许涤新等也都参加了大会。礼锡的突然病逝对访问团是个沉重的打击。礼锡大殓后，军政部的名医对全体团员进行了一次体格检查。妈妈因贫血、心脏衰弱、气管发炎等病需要马上休息就医。无论她多么眷恋着前方、眷恋着这个战斗的团体，多么不甘离去，但是，医生的诊断已使她别无选择。她不能拖累团体的行动。葛一虹也因气管炎加重，在登车的前一刻决定退出。
作为丈夫，爸爸理应陪护病中的妻子回后方。是服从亲人的需要，还是服从于“前方”的需求？在私与公之间，爸爸再次选择了后者。9月5日，爸爸、妈妈在渑池车站含泪握别。爸爸在《别》中写到：七八年来的生活，总像含着一枚青果，穷困、灾难与别离，塞满了一啃的苦涩。今天，你我又是皱一皱眉，微笑里暗藏着几行酸泪，谁能骗谁呢？你我都饱尝过“别”的回味。渑池分手后，宋之的、罗烽、杨骚、以群、杨朔、袁勃、陈晓南7人进入晋东南的太行山区，进而直指长治、长子最前线。ll月抵达老河口访问驻军，同时还与文艺界举行座谈会。恰逢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由赣、皖、豫达老河口，也参加了座谈。而后，访问团转道湖北襄樊、随枣一带，于12月12日返归重庆。16日，“文抗”开欢迎会，到会七十多人。23日，“文抗”在青年宫招待各界，并请南北两路慰劳团的参加者及作家战地访问团报告观感。郭沫若主持，各界来宾共140余人。宋之的首先对王礼锡不幸病故表示哀悼，然后报告该团访问情况及感受并指出急待解决的问题。为此12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积极加强战地文化工作》的社论。社论充分肯定了访问战地这一行动，同时号召：“一切从事文化的人能到战区去，负起加强文化宣传的工作，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粉碎敌人的一切进攻和阴谋！”
访问团不辞辛苦、风餐露宿、千里迢迢访问战区、慰劳官兵及民众，“给予前方军民以异常的兴奋与鼓励”，“使得战地的文化工作更有了辉煌的发展。组织了文抗通信处，晋东南更成立了文抗分会”。同时作家们经过这次访问，深入生活，为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
1940年1月，爸爸与戈宝权、罗荪等主编《文学月报》，并与在渝文艺工作者老舍、宋之的、欧阳山、沙汀、杨骚、葛一虹等组织作家合作出版社，爸爸被推为该社社长。遗憾的是因为欧洲战局的影响纸张无来源，印刷、发行均感困难。虽经5个月的筹划，不得不暂行忍痛停办。
3月，敌机持续狂轰南岸。兵慌马乱中，爸爸和宋之的两家同迁北岸的宝胜寺（宋之的夫人王萍的娘家住在此）。4月10日，妈妈生女儿傅华。9月初，迁回华裕农场。
1940年秋冬两季，是大后方进步文艺期刊蓬勃发展的时期。10月，周恩来在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召集文艺、文化期刊编辑联席会。为了加强四大进步刊物的力量，为了有计划地配合作战，会中组成了联合编委会，爸爸为联合编委会的编委之一。会议决定：《文学月报》（戈宝权、罗烽、罗荪主编）要尽力吸收并提携青年作家，开展文艺活动；《七月》（胡风主编）继续团结七月派作家；《文艺阵地》（茅盾主编）争取成名的作家，担负文艺界的领导作用；《艺术工作》（郭沫若、冯乃超主编）要加强艺术的研究。
这一年爸爸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粮食》，在《新蜀报》上陆续发表近百首《战地诗草》。长诗集《碑》、杂文集《蒺藜集》在桂林出版。秋患疟疾至冬，写完长篇小说《满洲的囚徒》第一部，交读书生活出版社。
这期间，妈妈在《大公报》、《抗战文艺》、《东北论坛》等发表大量报告文学、散文和评论等，并分别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中篇小说集《我们十四个》（1940年2月），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中篇小说集《老夫妻》（1940年4月），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散文集《西行散记》（1940年初版、1941年再版）等。他们以上作品的中心内容，都是以暴露日寇侵占东北的残酷罪行及人民英勇反抗为主题，以鼓励人民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为主题，以反映大后方人民抗日的高昂热情为主题的，也都是与中国共产党每个阶段的政治任务密切相联系的。
在圣地延安
爸爸晚年送我一枚中央党校校徽。校徽比我的年龄大，那是爸爸1943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佩戴的，背面的别针已破损，无法别戴了。但是，多年来他却像传家宝一样珍藏着。校徽不大，长3厘米，宽2厘米。斑驳的铁皮从背面包着一片透明的胶片，中间镶嵌着一面红旗。旗子左上方是中国共产党党旗标志--镰刀斧头；右上角是毛泽东免冠头像；镰刀斧头的下面从右至左横书“学习”二字。
面对这极不起眼的小小胸章我痴想：当年拥有校徽的主人，历经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几乎人人都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故。一个多甲子年过后，它的孪生兄弟存世几何？接着又宽慰自己地想象着，即便它们从物质的层面上不复存在，但它们的灵魂已然融入其主人的胸膛里，永远别挂在主人的左心坎上。
历史进入21世纪，“自由、民主”作为时代潮流势不可挡。当初，共产主义理想对人们思想的冲击究竟多大、多深，无法估量。在那个年代，革命先辈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牢记历史。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加紧对文化领域的统治。他们封闭书店、禁止进步文艺出版物。国民党特务则开始疯狂迫害重庆的左翼文人和进步文艺工作者。周恩来为保全文化干部，决定进步作家及文艺家秘密退出山城。事变未几，周恩来派宗群通知妈妈带家眷先期撤退。妈妈带着一双小儿女和老太太被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行装。两天后，化装成办事处家属随十八集团军家属乘汽车奔赴延安。妈妈化名罗秀芬，同一汽车的有艾青夫人韦荧和欧阳山妻子草明等人。出发前，妈妈和祖母认为自家的棉衣可以抵挡风寒，所以没有要办事处发给的棉大衣。然而，卡车越往北行驶天气越冷，孩子冻得哇哇叫。
陕北的1月，气冻霜凝。可是，天寒地冻挡不住那一颗颗怦然跳动的“归家”之心。
2月14日到达延安，妈妈被分配在“文协”工作。表弟刘柏罗当时在安塞茶坊的兵工厂，听深入生活的作家师田手说罗老太太和白朗到延安了，他匆匆赶了七十多里路跑到杨家岭去看望。武汉一别几年，又重逢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妈妈一边忙前忙后招待一边听他讲述在西安与表哥罗烽分手后的情况，组织分配他到一一五师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38年4月随学校突围行军两千多里到延安。一个个的游子回“家”了，罗烽什么时候能归来？亲人们殷切地期盼着。
2月，罗烽、艾青和画家张仃奉周恩来的指示去延安。他们搞到一张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开的去榆林的护照。榆林在延安北边，由国民党的杂牌军管辖。25日由山城出发，行前周恩来赠千元路费并嘱咐他们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万一被扣留就打电报给郭沫若（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持护照者的身份是绥蒙指导长官公署文化组组长，出发时将护照的人数由一改为三。考虑张仃在榆林呆过又刚从延安出来，情况比较熟悉，就让他充当持护照者，遇上情况也好应付。因为艾青在大后方有一定影响，尽量少露面，算是秘书。机敏而沉着、有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爸爸自告奋勇充当马弁。上路前做准备的时候，爸爸到理发铺剃光头。理发师傅可惜地说：“你的头发不是很好吗，做啥子剃光？”艾青在旁搭腔说：“他让你怎么剃就怎么剃，管他做啥？”就这样他剃了光头，穿着褪了色的棉军衣，跟在轿窝子后边，手脚麻利，活脱脱一个老练精干的勤务兵。为此他得一绰号--天才演员。
三人到达宝鸡，住画家张执中家阁楼上。爸爸想得周到，他到街上给自己的“上司”们印了一些名片。恰逢严辰、逯斐夫妇也在宝鸡，他们要求向行。这样，护照上的人数又将三改为五。从宝鸡搭火车，经咸阳往北到终点站耀县。在城门洞里，爸爸扛着行李，张仃递过去印有他头衔的名片和护照。检查人员打开行李、箱子，见里面装满高级点心、礼品还有一封封给某些大人物的函件，就懒洋洋地让他们进去了。找到旅店住下，爸爸先把第二天上路的轿窝子雇好。听说军警还要来查房，他不敢睡，一直拿着护照在房门外候着。半夜，他领着查房的警察核对过人数后，对方却要拿护照回去给局长过目。爸爸心里着急，可表面却沉静地说：“已经雇好车，明天清晨赶路，我随你到局子里去。”来到警察局，局长不在，护照被扣下。
黎明时分，爸爸把大家叫起来做出发准备后，独自一人去找那个警察，口气强硬地说：“我们长官发脾气了，看个护照还用一夜吗？耽误了我们办公事，谁负责？”那入睡眼惺忪地从局长室取了护照还给爸爸，发牢骚说：“局长打了一夜牌，才回来，啥法子？”一路上像这样有惊无险的检查、盘问，不知经过了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