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下某些作家作品的热与不热，说不定还可引出令人警醒的道理。比如王朔的作品，一度很热，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善于解构和颠覆，里面有后现代主义，其实照我看来，主要是他揭示了都市中新的、陌生的真实，尽管披了一件调侃的外衣。《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等品位都不高，但都销量惊人，那原因也仍然是接触到了新的、陌生的、商业化社会的某些真实，或者加上可满足某些人“征服”异域，一夜骤富的梦想。每当看到这些品位并不很高的作品大行其道，占尽风光的时候，我便会产生一种忧虑和担心，忧虑于许多优秀的作家何以得不到重视，担心文学就此下去，会不会每下愈况？可是，反过来一想，又觉得这是否历史的某种必然？谁能够有力地揭示转型期新的真实，谁就受欢迎，同时历史是否正在淘汰一些过时的东西呢？当然，文学不是经济学知识竞赛，也非抢题材的跑步，但应该看到，从文学到文学，沿着常规创作，打不破原先的模式，是愈来愈难以适应今天的时代了。
有好几年，我们的文学大约就是这样的活着，活得被动，活得随波逐流。但是，事情正在起变化，近年来的文学正在努力活出精神和光彩，活出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正在适应新的时代，铸造新的形象。这几乎也是必然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作为理性的人和文化的人，他要认识自我和世界，他有追求真善美的欲望，且永不满足；从文学与读者的关系说，他们是互相选择、互相培养的关系，不能一味屈从。为什么刮了好几年的“侃风”有点侃不下去了？为什么一些低俗和媚俗的东西热不下去且有点江郎才尽了？为什么去年平地兴起了一股竞读长篇小说的热潮？为什么学术味很浓且有点艰深的指导读书的刊物，印数非但未跌反倒上升？在这厌倦与渴求之间，不正可以窥见现今读者提高素质和寻求精神价值的缓慢而又不可逆转的身影吗？现在来谈纯文学的复归也罢，兴盛也罢，为时尚早，恐怕要经历几个反复，但它最终会找到它的新位置的。
我认为，为了文学活得更好，更具主体性、时代性和思想艺术深度，作家们已在寂寞中做出了坚实成绩，以下几点就很值得肯定：一、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思维最具代表性的长篇创作，很有生气，若从时序排列，近年就有《暮鼓晨钟》、《曾国藩》、《白鹿原》、《战争和人》、《恋爱的季节》等等，从题材看，写都市、知识分子、农村、童年，写世相百态的更不可胜数，它们或重在史诗意识，或重在文化底蕴，或重在典型创造，其艺术概括力大有提高。二、发现并透视转型社会的转型性格，挖掘其意蕴，成为中短篇创作中的一个集中点，好作品不少。三、世态小说更加丰富、深入，突破了现象层，进而思索文化价值和民族心理，好作品也不太少。四、整合机制带来了活力。文学总是在分流与整合中循环前进的，近年来先锋与传统，雅与俗，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互相吸收，弹性大增。如先锋派作家，有强化社会性的趋势，并将接受面扩大到了长篇领域。五、多样化是现代读者重要的口胃。前些年新写实及其务实风格占压倒优势，小说界比较单一，近年来荒诞的、假定性的、幽默型的作品又开始出现，可望出现一个多元共存的新格局。以上诸点，并非笔者杜撰，每条后面都可开出清单。
归根结底，文学的活出精气神儿，在于有了一大批执着的、日渐成熟的、不为眼前微利所动的作者队伍，他们人数或许比先前少了，但质量提高了，他们善于积累艺术经验，深入新的生活实践，他们在寂寞和清贫中坚持把文学作为自己的生命形式。他们多样而守一，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就是他们不懈的使命。
正因为如此，我要说：文学艰难，但文学活着！
一九九四年二月
16.保持对人性美的敏感
看到这文章的标题，有人或会感到奇怪：对于人性美的敏感，难道不是所有创作者必然具备的素质吗，为什么要特别地提出呢？
事实当然并不如此简单。在当今的文坛上，真实的领域在扩大，复杂的现实关系和人生百态在展开，经济这个靡菲斯特式的妖魔把人的潜在欲望一齐召唤出来，于是文学平添了大量新的话题。可是，我们是否感到文学中缺了点什么？比如，是否在一些作品中存在着感觉钝化，灵性失落，美感贫乏的问题？是否由于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挤压，浪漫主义无地自容，幻想、空灵、诗意的追求已开始变得多余？是否在我们由过去的回避到现在的正视“恶”、“丑”的积极价值以后，不再敏感于人性美的亮色，生命自身的活力和诗意？是否有些作品在试着借用后现代主义的观念，解构主义的方法，拆解了一些神圣、统一的东西的时候，对于人性的优美这样传统的话题也不屑一顾了呢？总而言之，我们的文学在物质的、功利的、现实的地盘不断扩大的同时，是否潜藏着美感含量普遍减弱的危机呢？这也许是一种必然，但我的忧虑恐怕也不能算是杞人忧天。
这些，是我在偶然读到刘庆邦的短篇《水房》后突然想到的。当我被许多作品中的生存的沉重，商战的诡谲，对国民性的严峻审视之类的严肃内容弄得神经紧张的时候，看到了《水房》，真像是在沙地上发现了一眼活泉，一片绿洲。它要引领我暂时超离纷纭嘈杂的现实界，飞升到恬静、温馨的理想境界，体验一种久已疏隔的美好情感，这怎不令人耳目一新呢？像《水房》这样清新、朦胧、无邪、超越功利主义的算计，把不可言说的生命美感和青春躁动以如此诗化的形式传达出来的作品，目前是太罕见，也太难得了。读《水房》的感受，就正像是小说中写到“新雨”的一段话：“雨是新雨，如同春来时一草一木都焕然一新，新雨带给这世界的是全新的呼吸。花儿的芬芳，树叶的清香，泥土腥甜的气息，因为有了雨，仿佛有了凭借，变得到处飘洒和物质化了。”
《水房》的故事是可用一句话说尽的：两个青春年少的小矿工如何为一个纯净如水的女孩子犯傻着迷的过程。不论是每天到水房来挑水的不知名的少女，还是喜梦和东林这两个率直而至诚的年轻矿工，他们都处在充满幻想的多情年华。这个年龄，“看见一棵树，一朵花，好像树和花都是有情感的，他爱树和花，就觉得树和花也爱着他了”；这个年龄，最易产生无尽的遐想和情思，最能表现人类对真善美的诗意追求，它可能显得有些空灵、浪漫、不着边际，但它确也因此而可以涤荡和抚慰人们被现实利害麻痹了的感官和心灵，让人从尘忧俗虑中不时得以超脱，面对一方清新的精神空间。准确地说，表现在女孩子与喜梦、东林身上的这种美感，还不是染上了浓艳社会性色彩的所谓“心灵美”，而是一种天真未凿，春心初萌的人性美，生命美；要把握它，表现它，并非易事。这是因为，要表现这种空灵缥缈、如诗如歌的感情，这种体现于“可见的人”的“不可见的心灵世界”的轻微颤栗，就必然面临言与意的矛盾、形与神的矛盾。言是固定的，意是飘逸的，形是具体的，神是无限的，只有找到无可替代的意象，才可能传达出这种不可道不可名的朦胧情绪。作者刘庆邦在“创作谈”中自供，他为女孩子的美丽犯傻，以至“痴迷到仇恨的程度”，他发现“自己与生俱来的禀性中有着对美好事物的敏感和痴迷”。内向而执着的刘庆邦如是说，决非自炫，而是对自己艺术天性的一种自省。他还承认，如果有这样一道测验题：你认为人类世界最美的事物是什么？我将一笔一画填上“少女”，接着补充说，我对美丽的女孩子从来都怀有圣洁的情感，像看星星月亮一样看她们，从不想到见一个就摘下来为我所用。他的这个“补充说明”比前面的话还重要，惟其抱着审美的距离感，才能写出美感，倘若一脑袋实用和占有的念头，非但不可能写出《水房》，还要把生活中的美也给吓跑的。
我欣赏这篇小说中对美的高度敏感和它深幽蕴藉的诗化手段。读者或已注意到了，作品中的女孩子自始至终未说过一句话。善于以无言的方式表现深藏的意蕴，以细微的动作及音、形、色三位一体表现不可言说的美感情绪，正是作者的功力所在。所谓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引起的美感也就越发浓郁。起初，她来挑水，空桶与铁钩儿相擦，发出咿呀咿呀的音响，细微、羞怯，有点“我想唱歌不敢唱”的味道，她专心打水，别人搭讪，她只微笑不答，“满脸通红通红”，继之，喜梦跟踪她，不料狭路相逢，她还是没有一句话，只是“很快地把为她让路的人看了一眼，装作回头检查滑脚的地方。把目光和面容都躲避了”，她是有所警觉，还是浑然不觉，小说只写她“把水挑子忽闪着，由缓到快地走了，当她快走时，脚步轻盈如舞蹈……”。最后，她大约是硬被邀请到两个小矿工的房间，东林让她看他的画，让她喜欢哪一张就拿去，她却“一张也没有拿，摇摇头就走了”，临出门时，“脸色有些发白，眼里好像还有泪水”。“麦子熟时，她父亲就把她送回乡下老家去了”。小说于此结束，留下一片怅惘的意绪。
我们看，这个从乡下到矿上探亲的女孩子，尽管未发一语，却完全可让人感到，她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她的腼腆，矜持，自律，沉默中，既有压抑的成分，又有圣洁的气质，来自田野未经雕饰的自然美。她最后含泪离去，意味就更加复杂，既有幸福感，又有恐惧感--对一种她自己还很陌生又隐隐渴求的东西的恐惧，也许，还有面对这两个同时钟情于她的男子不知如何对待的慌乱。按作品后来的交代，她的父亲是位谨严、庄重、颇有威信的老矿工，妻子年轻貌美，曾招惹过麻烦，后来又去世了，于是这位严父对女儿管束甚严。女孩儿对喜梦和东林的一脉深情，究竟有无春心荡漾的时刻，不大看得出来，但那“菩萨低眉”般的神情，是可以猜到几分的。
艺术家之不同于寻常人，大约就在那一颗善感的灵心和对于美的妙悟。就拿写少男少女的美来说，李白诗云：“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李义山诗云：“八岁偷照镜，长眉已能画。十岁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学弹筝，银甲不曾卸。十四藏六亲，悬知犹未嫁。十五泣春风，背面秋千下”；辛弃疾的“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只有二句，但都是写人性美的绝妙好词，令人一唱而三叹之。至于蒲松龄以及更伟大的曹雪芹，他们的诗心几乎就完全是为少女而燃烧的，抽去了这种美，他们的作品还能存在吗？于是我们可以说，不管你有怎样宏大的构想，装载怎样簇新的观念，忧思怎样严重的问题，倘若你麻木了对人性美的敏感（当然不限于少女之美），你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一位西方文论家曾谈到诗化问题，他说，“散文是乘快车旅行，只有到了终点站，才算看清目的地的形貌；诗是徒步旅行，一步一景，到处都是目的，甚至没有最终目的。”这话颇有见地。读《水房》，我们也有一步一景之感。喜梦和东林在女孩子的美化压力面前（美是有压力的）各有微妙的言动，搭讪也好，扯谎也好，夸张的热情也好，都传达出他们可爱的天真和狡猾。最绝妙处如喜梦痴看女孩子家门口的一对水桶：“两只铁桶在门口一侧放着，钩担在墙边倚着，还有那顶旧草帽，被扣在一根乌黑的篱笆桩子上，看上去像一位忠诚的守望者。”这不是诗又是什么？东林爱画画，起先画女孩子老走样，如古代仕女画，喜梦曾暗暗高兴，希望“东林最好永远画不成女孩子”（可爱的嫉妒！），但到最后，他不能不大吃一惊，多日不见，东林的画竟画得如此之好，可以想见，东林的画艺的长进赔进了多少单相思的熬煎。这些地方，都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我没有要大家放下手中的大题目，都来争着写女孩子的美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在实利主义盛行的今天，一个作家保持对美的敏感，保持清新的感觉，真诚的理想，诗意的心灵是多么重要。让人变得更美好、更纯洁，这也许是一种徒劳，但没有这个近乎痴呆的目标，还能叫艺术家吗？
一九九六年二月
17.苦恼的三爷
果戈理的一出喜剧临闭幕时，人们笑得前仰后合，不料剧中人忽然转身对台下的观众说，你们笑什么，你们笑你们自己！弄得绅士淑女们一时哑然，各有些脸红耳热。我读乔典运的短篇《问天》，起先也是忍不住发笑，后来就有些笑不下去了，居然也有点含泪的喜剧的味道。
笑什么呢？笑作品的主角，我们可爱复可悲的三爷，虽然只是个普通公民，却在选谁当村长的问题上左右为难，寝食不安，受了大罪，苦思冥想以至脑袋瓜疼。他把硬币抛向天空占卜，结果无效，专程到村支书那里“掏底”，碰了钉子，于是“生气”、“发火”、“骂娘”，闹得不亦乐乎。为什么脾气很好，一向平静度日的三爷，不搞民主选举时倒也相安无事，一旦叫他“想选谁就选谁”的时候，竟会陷入极大的窘境？原来三爷有他的逻辑，那就是：你们吃着皇粮都怕想，干吗让老百姓来想？你们想叫谁当就叫谁当，为啥叫老百姓受这号洋罪？派款派税我们都出了，没啥派了又派头痛，我痛得起吗？看来，三爷的思路确乎有点怪，要晓之以理不那么容易，只能对之苦笑。然而，若往深处想，又会觉得，可笑的决不只三爷一个人，遇到类似的情景，抱着比三爷高明不了多少的矛盾心态的人，恐怕大有人在，而且，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三爷于困境，造就了三爷式的心态，怎样才能使三爷由偏执归于正常，不再逃避民主，则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了。我想，乔典运创作《问天》，不是拿三爷寻开心，也不是嘲笑三爷不觉悟，而是以善意的讽刺，从一独特的角度探究民族文化心理的严肃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