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第一次随张诗剑匆匆来到唛罗街，觉得它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堂皇，顶多相近于北京的荣宝斋，却又破旧得多，好像它本身就是被繁华遗忘的一件古董，特意留下来做见证，逗人遐想老香港的模样。老街名的铁牌子居然还在，嵌在土墙上，然油漆快掉光了，斑驳如一块废铁皮，不知是何年何月所制。放眼望过去，你得承认，这条街虽小而旧，它的东西却丰富异常，满登登地要把小街撑破了或挤歪了似的。每个橱窗后面都是琳琅满目，光怪陆离，叫你不知道该进哪一家好。我看到有一家，店面清爽，店堂里只坐一满头银丝、面目雍容大方的老妪，便踅了进去。
即使粗粗看去，这不大的店面也让人不断惊讶，红山文化的硕大老玉，盆底能隐约见出铭文的青铜器，以至宋塑，明佛，皆奔来眼底。嗬，成双的恐龙蛋也赫然在目，还有一只精妙的玉碗，好像哪本文物书里介绍过的，全在这儿集合了。至于高高矮矮的古瓷瓶，姿态各异的唐三彩，奇形怪状的紫砂壶，更令人目不暇给。我除了看，不复有问价的勇气，更消尽了购买点什么的想法。老妪闭目养神，对我的到来并无兴趣，她那张饱经忧患又风韵犹存的脸，好像凝结了某种历史的神秘，看一眼就让人忘不掉。临出门时，我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看，原是一尊黑漆漆的大木雕，用一根红绳拴在门槛边的地上，落满尘土，好像主人的弃儿似的。我低头细看，不觉一惊，这多半是紫檀的，木锈斑斑证明它的古老，而那舞蹈着的东南亚女子的姿容，用“聊斋”里的话形容，便是秋波流慧，羞晕朝霞，美极矣。我当即有了感应，想买，想为香港之行留个纪念，便举着木雕问老太太多少钱，老人慢睁双眸，缓缓伸出四个指头，我知道，这是要四百港币，我马上按内地砍一半之惯例还价，伸出两个手指，不料老人轻轻摇首，我一再坚持，老妪不为所动，只缓缓伸出三个指头，遂不发一语。到底买不买呢，三百元不是小数，何况这不能算文物，只属老工艺品，我得想一想，于是才有了这第二次的独闯唛罗街。
这次却不见了老妪，一中年男子身穿背心，摇着蒲扇。我先疾眼瞥去，发现红绳系着的木雕硬硬的还在，就松了一口气。我是决定了要买它的，见老妪不在，我产生了侥幸心理：是不是上回老妪贪财，抬高了价？不妨趁老妪不在，与中年人商讨一番。谁知这家伙一张嘴就是五百，且纹丝不动。我急了，只好说出上回老太太答应三百就卖的事。他不信，进到里面，不一会儿，老妪复出，还认识我，还认旧账，还是伸三指，中年人始无词，卖给了我。买卖成交后，双方的脸色都放了晴，相互问长问短了。老妪仍沉默不语，但她脸上的舒展，似在鼓励我们谈话，她只做听众就很满足了。
我问中年汉子，老人是你的母亲吧，高寿几何？汉子说，母亲快九十岁了，耳不聋，眼不花。我们祖籍是福建泉州，老人还是小姑娘时，就被人贩作为“猪仔”，用货船运到东南亚做劳工，吃够了苦头，后来才定居香港做古玩生意，她在整个港岛的古玩业都很有名噢。听至此，老妪露一浅笑。我又问道，你们的生意还好吧，这里的真东西可真多啊，都是从内地来的吧？汉子笑道，大多是从内地来的，但你也许有所不知，香港早就有古玩业的传统，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你们那里的文物热，或许还是我们带动起来的呢，内地的老百姓原来哪有文物意识，你知道吗，有种小恐龙化石，珍贵极了，山里的老乡竟拿它当石板砌房子，你们那里有一专家路过，乘凉喝茶时突然发现了，这就是有名的“贵州龙”。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你们那里的人不识货，港岛的古玩商确实发了一笔财，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红木家具用车皮运的好事不会再有了。
听他的口气，我忙问道，这么说，你的生意现在不景气？不料他说，不能简单地这么看，只能说现在正常了。生意好不好，要看货源。他指着自己的货架说，你就不懂了，这里摆的，乾隆以上的真货很少，不少是仿真的，乾隆以下的允许出关，倒有一些。我母亲一直在说，国家保存文物有限，因为文物太多了，国家的博物馆饱和以后，最好的保存法是保存在私人手里，因为私人更懂得珍惜。我们听说过内地的博物馆整箱的字画，整箱的清瓷，因为保存不善全风化了、粉碎了的事，很是痛心。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的行情变了，主要是“回流”，流回内地的收藏家手里去。中国人的珍宝始终在中国人手里，毕竟是好事啊。香港回归，我们是一家人了，国宝外流的危险会减少许多，如果货源能扩大，我们的生意还是有的做。
这时，沉默有顷的老太太忽然说起话来，她说的可能是最古老的客家话，我是一句也听不懂，只能由她的儿子充当翻译了。她说的大意是：你莫拿我们当只知道赚钱的商人看，钱是要赚一些的，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文物，才做了古玩生意，不爱就不做这一行了。我这一辈子，经我手的绝品、孤品也有几件，我从来不卖给外国人。树不能无根，人不能忘祖宗啊……
她的这番话太出乎我的意料了，回想刚才与她儿子讨价还价的情形，不免有些尴尬。我有种隐隐的震惊感。古玩这一行，既产生奇货可居、利欲熏心的市侩，也能产生品行卓特、忧国忘家的奇人高士。尝听说，国外有贪啬之徒，买了梵高的名画就赶紧藏起来，秘不示人，待价而沽，为一己之私利，夺世人之眼福，他不是爱文物，爱艺术，而是爱钱，实在可恨。但也听说，张大千到了敦煌，不忍伟大的艺术再流失，甘愿留下来吃苦，在昏暗的洞窟里不倦地临摹；郑振铎发现了小贩手中珍奇的宋版书，深怕流失，全家紧缩口粮，也要买下，然后献出去。这又是怎样的情怀！还记得，内地有一普通的司机，见路边一饭馆正欲屠宰一巨蟒，毅然掏钱买下，送给动物园，虽非文物，其爱国爱文明的精神完全是一致的。
告辞店主出来，我手捧着那尊优美绝伦的木雕，心情激动。在我看来，这木雕的形象，并不亚于维纳斯，无名艺术家的手艺太惊人了。凝视着这个低鬟微笑、凝神结想的南国女子肖像，真是可以忘饥，可以解颐啊。我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看着这尊雕像，我就会想起那位慈眉善目的香港老人，想起她和她儿子诉说的一切。再见了，唛罗街，再见了，可敬的老人，但愿不久我还能重新造访你们。
写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三
十日香港回归祖国之夜
18.旦夕祸福论
十二月十二日夜晚，短短四小时内，命如悬丝的中国队，沉沉浮浮，死死生生，做梦般地跌进了“八强”，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古训，演绎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恐怕莎士比亚再世，也未必能设计出如此奇巧的戏剧。荧屏前的球迷们好像荡秋千，坐天车，一会儿冰凌上卧，一会儿蒸笼里坐，跟着出生入死了一番。
是夜共有两场球，均系决定命运之战。头一场，中日交手，此役对已经出线的日本队意义不大，而对中国队却是宝贵的一线生机，赢了、平了都行，惟独输不得，只要一输，可就葬身绝谷，万无生还之望了。这场球踢得乏善可陈，但进展还算顺利，眼看和局已定，中国队总算可以“出线”，球迷们大都长吁了一口气。可谁料到，几乎就在最后数秒钟，中国队的城池竟被不可思议地攻破了，连射进球的那位日本球员相马直树，也像闯了祸似的呆愣了一瞬，好像上帝假手于他在故意捉弄人。这一脚球，等于把中国队踢出了八强，连戚务生教练也不讳言，下一场叙利亚对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队而言，已是无利也无望了。可谁承想，第二场球的结局竟给了中国队一个近乎无理的“还阳”机会：叙利亚人居然赢了，且赢得恰到好处。当叙利亚人踢得越来越卖劲的时候，中国的球迷们也就越来越心中窃喜，渐渐喜上眉梢，待到叙利亚人把第二个球送进乌队的网窝，另一道上帝的神谕便也突然飞至--叙利亚人一脚又把中国队踢回了八强。事后，叙利亚人和中国人都庆幸自己的胜利，不同的是，叙利亚人虽无缘晋级，却通过西绪福斯式的挣扎，悲壮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这是很可能要被人目为傻瓜的；而中国队则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侥幸地，或者说，终归并非侥幸地闯入了下一轮。
我总算知道足球的魅力在哪里了，那简直就是人生精义和奥秘的最艺术化的浓缩。人生有多少山重水复，它就有多少柳暗花明，人生有多少苦辣酸甜，它就有多少云谲波诡。我也总算是知道了足球与地球的关系了，它们，一个是另一个的象征，不然足球何以与地球同圆？其实还有一个八卦，也圆圆的，怪怪的，它们都把宇宙人生的盈虚消息含纳其中。这一切，委实神秘得很哪。
但我还是想勘破这神秘。纵观中国队在此次亚洲杯的表现，起伏极大，反差极大，一场与一场迥然不同，想赢的，没赢了；想保平，难保平；已绝望，生机现；大功成，亏一篑。而每一具体场次，那跌宕之势就更为奇妙，胜负之间，祸福之间的转场，常迅如电光石火一闪，命耶？运耶？因耶？缘耶？人力耶？天意耶？实难说清。然而，我们是否也可从中掬出一二教训加以咀嚼品尝呢？
先说开赛第一场，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之役。按说，乌队因缺乏新手而渐呈老态，仅凭着经验和捕捉机会苦熬苦撑，就像年纪比较大的那种老鹰，只能碰运气静候地面出现动作更迟缓的猎物。但某些传媒却把该队渲染成一个膨胀的神话，弄得我队教练三心不定，不知怎么对付。于是乎，中国队采取程咬金三板斧式的策略，一而再、再而三地刮起了“急急风”，好像也奏了点效，好像也占尽了风光，其实掩盖着某种盲目和浮躁。既然对手已呈“黔驴”之姿，何不先以稳守试探之，继而以不变应万变引诱之，最终以鹰视虎越吞噬之？然而，终场前我们反倒被更疲惫的对手轻赚两球，惟有扼腕沙场，仰天长啸的份儿。这不由让人想起《曹刿论战》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中国队之得势不得分，终致引火烧身，很像最后旗靡阵乱的“齐师”，而乌兹别克人倒像是事先读过《左传》似的，来了个“彼竭我盈，故克之”。可叹啊可叹！
据说戚务生教练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是：“技不如人，技不如人哪。”言下之意，一年内在新加坡和阿联酋的连连失利，主要原因是输在了技术和体能上。我决不这么看，我以为，没有比这次亚洲杯更能说明问题的了，亚洲各强技术水准虽有差距，但并不很大，而关键在心理、意志、胆魄、气势上，再深究下去，在于国民性或民族心理素质的正负面因素的影响，这才是最值得反省的。摘取了桂冠的沙特，够顾盼自雄的了吧？但据资料显示，在中沙一战中，我方的各项数据皆强于沙队，这该怎么说呢？谈起中国队，我们当然可以说，后卫刘越虽然踢得十分卖力，但个子太矮了；魏群虽然身强力壮，但踢得太老实太缺灵气了；区楚良虽然机警且弹跳如猿，但太爱盲目出击了。我们还可以说，郝海东状态不佳，黎兵缺乏想象之类，可这能算根本原因么，谁都能找出一大堆自我解嘲的理由。且看，在同一天，同是在终场前意外地被弱旅攻入一球，日本队就表现得镇静，倒使对方慌神了，惶急中自己给自己灌了一个，日队再趁势攻入一个，遂奇迹般地反败为胜。而我们呢，被乌队捡漏般地攻入一球后，便如惊弓之鸟，找不到感觉了，接着好几分钟连球也摸不到了，于是在同一位置以同一方式又奉送对方一球。同是面对失败的威胁，气度判然不同。其实，细细想来，中国队之经常溃败于须臾，与它老是在最后五分钟出问题有关。中乌之战如此，中日之战更是如此。或曰：与叙利亚的那场总没慌吧，总算够沉着了吧？也不见得。又是最后五分钟左右，又要重演故事了，幸好范志毅眼疾腿长，将快压门线的球扫出。不夸张地说，范志毅此举比攻进一个球还有价值。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呢？也许是：上帝最不愿帮助的，是那种过于注重功利得失和守株待兔的人。换言之，在人生战场，中庸之道或无往而不胜，但在足球场上，上帝蔑视“中庸”。
中国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道路，是多么漫长啊。中国队又是何等地多灾多难啊。为什么等待着球迷们的，总是失望复失望？为什么担心的事总是发生，希望的事总是落空？为什么演出的节目永远是“一场欢喜忽悲辛”？
我自然无力回答如此巨大的问题。我只是隐约感到，一个阴影在中国足球队游荡，它的名字叫“中庸”。它是肇祸之由，拒福之端。它是功利主义的，因而被过多的算计压弯了腰；它是瞻前顾后的，因而总是缩手缩脚顾虑重重；它是中和的，慎审的，因而压抑了灵感、才华和爆发力；它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人际关系的智慧运用于足球，结果大错特错，例如它总想保平争胜，却总也保不平，它或会奇怪，在人际关系领域无往不利的哲学，一碰上足球何以就全不灵了；它还常常忘记了足球是圆的，是艺术的，审美的，非理性的，而错把足球当成方的，四平八稳的，遂用过于精密的规范和过于冷静的理性去治理它，焉能不凿方纳圆？大约正因为如此，中国队显得既承受不了失败的痛苦的折磨，也承载不了胜利的幸福的冲击。有人将之称为脆弱，但根子仍在中庸。中沙之战中国队被挤出四强，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了。仅开赛十五分钟，中国队就势如破竹般攻进两球。中国队还极少这么漂亮这么利落地收拾过一个强队。但接下来的情形就让人不可思议了：中国队忽然不知该守还是该攻了，于是又是在十五分钟里，被对方连灌三球，真是目未及交睫，已转胜为败，化福为祸了。可哀！有球迷挖苦说，中国队就好比从未挣过多少钱的人，忽然发了、不知怎么花好，难以承受亢奋、失重和晕眩，只好赶快输光了事。语近刻薄，却未必全无道理。我们且莫用阿Q式的口吻说，比起这回韩国二比六败在伊朗脚下，咱们强多啦。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足球场上既没有永久的赢家，也没有逢凶化吉的万全之策。汲汲于胜败的算计，很有可能掉进功利主义、商品化和机会主义的泥淖。足球也有它的精神危机。委曲求全，心照不宣，渔翁得利，苟且偷安之类，均与足球精神无缘。也许，不为胜负所困的最好办法是超越胜负，不为祸福所累的最好办法是超越祸福。我们宁可要高歌、狂舞、酣醉的酒神式的审美精神，也不要那种挨够九十分钟捞到出线权的卑微心理。高于一切的并非祸福与胜负，而是国家的荣耀，民族的自尊，奥林匹克的精神！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