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枝枝叶叶皆色朱，混混沌沌世难明9
无视猜心游戏，忠良杀害崩如山——预言嘉靖朝的君臣对决
忠良杀害崩如山，无事水边成异潭。
——《烧饼歌》
一种思想如果在对人的约束脱离了人性，那它就必然造成虚伪，北宋时逐渐兴趣的“程朱理学”便是一种虚伪的思想。将“存天理，灭人欲”视为核心主张的理学家认为，“存天理去人欲”是理学家的主张，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不可有其他意念。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他们主张压制人的感情和灵性，以达到最高的道德。他们要求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
这种丧失人性的思想，不仅引起了苏轼之辈的，就连最顽固的司马光都叹息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幸运的是，这些理学在宋朝时是显规则，是教化别人的，它不上宫闱、不上大夫。但随着思想的不断完善，理学在把儒家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同时，也使其逐渐走向了畸形，变得教条和虚伪。
发展到明朝之时，理学已经登堂入室，俨然成为了儒家的最高准则，士大夫们好像被它催眠了一般，对所谓君君臣臣的礼制顶礼膜拜，甚至将其看做是江山社稷的根基，一旦有人胆敢对此提出质疑者，就等同于是在动摇固若金汤的社稷，身为江山之主的君王更是不能对此有丝毫的不敬。
但是，规则面前总有一些挑战者，嘉靖皇帝朱厚璁便是“程朱理学”规则的挑战者之一。他一辈子都在与程朱理学所谓的儒家正统礼制作斗争，试图创造自己的有“礼”之国。可是，他的有“礼”之国，在当时的社会就好像乌托邦一般，根本无法实现，从而注定了他的“以礼治国”会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嘉靖皇帝还是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结果便是引发了一场“天道”与“人情”的“大礼议”。
何谓“大礼议”？“大”多数都是用来指关于皇家的事情，比如皇子的婚礼称为“大婚”；“礼”则指程朱理学那套儒家正统礼法下的王权制度下的礼义等级秩序；“议”自然也就是争议、议论的意思，合起来也就是“关于皇室礼制的争议”。自古以来，帝王之家都在堂看重不同等级之间的礼制，作为统治的基础，皇帝们必须以身作则、无条件地遵守。这些所谓的“皇室礼制”本来与朱厚璁毫无关系，直到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
一生荒诞不羁的武宗朱厚照，在这一年因为一场小风寒而与世长辞了。年仅三十一岁的武宗，根本没来得及立遗诏、定皇储。更令人头疼的是，这个整日沉醉于烟花之地的武宗竟没有留下一丝自己的血脉，大好江山没有后嗣可以继承。尽管在太祖亲订的《明皇祖训》中也“兄终弟及”的规定，但武宗是孝宗的独子，自然也就没有兄弟接替他的位置。于是，在武宗突然驾崩后的三十多天里，明朝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在这段历朝罕见的时间里，内宫、大臣们都在为选立新君而奔忙。
经过一番严格的筛选之后，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与其他大臣选中了兴献王的长子朱厚璁。或许因为他是“厚”字辈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又或许因为他是从湖北来的“乡下人”比较容易掌控，不管杨廷和出于何种考虑，帝王之位就像是天下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准确无误地砸在了朱厚璁的身上。
于是，十五岁的朱厚璁在众人的陪同下，千里迢迢地从家乡来到了京城，但是，迎接他的并不是直接登基，而是以皇太子的身份行即位之礼，即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尚未成年的朱厚璁立刻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政治嗅觉，转而问拟定诏书的杨廷和：“《遗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一句简单的话语，包含了极为关键的问题，即朱厚璁的父亲是谁。在现代人来看，这无疑是个可笑的问题，朱厚璁的父亲自然是兴献王。但是按照正统儒家程颐明所说：“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伦也。”朱厚璁继承了世宗的位置，按理就应该过继给伯父孝宗为子。这样一来，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就变成了叔父，母亲蒋氏就变成了叔母。向来孝顺的朱厚璁，自然不会做出如此不孝之举，于是他拒绝皇太子的身份，甚至以描绘即位相要挟。最终，皇太后下旨同意他略过行皇太子之礼，直接举行登基大典。
至此，朱厚璁才从大明门进入皇宫，欣然接受了武宗留下来的帝王宝座，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十一位君王，是为世宗，国号嘉靖。在与群臣这次“猜心游戏”的预演中，朱厚璁以稚龄给了那些臣子一个下马威，也逐渐显露出他执拗、不妥协的个性。然而，这只是围绕“礼”展开的争斗的开始。
朱厚璁刚即位没几天，君臣们表达了希望朱厚璁接受以孝宗朱祐橖为父、太后张氏为母的礼法规则，并以汉成帝立陶王刘欣为皇太子及宋代的“濮议”事件作为正反例，意图改变小皇帝的想法。但朱厚璁只丢下一句：“父母岂有说换就换之礼。”于是，嘉靖与群臣间正式的“猜心游戏”——“大礼议”开始了。
嘉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继统不继嗣”，所以他提出称自己的父亲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但朝臣们认为兴献王不是真正的帝王，不可以称“皇”。就在所有大臣都反对嘉靖的时候，四十七岁才及第的新科进士张璁选择站在皇帝一边。而且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理论基础——情。
《礼记》有云：“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礼制是源于情感的，孩儿孝敬父母是发乎情的东西，无法抑制，而这不违背孔子的传统道德理论。张璁以此出发点，仅一句“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圣人缘情以制礼”，就直接戳到了朝臣们的痛处，也让嘉靖皇帝的心更加坚定了。
就此问题，在与朝臣们僵持了四年之后，嘉靖皇帝决定单方面地结束这场“游戏”，开始了一连违背群臣们所谓“礼制”的行动。眼见“礼制”岌岌可危，群臣们、儒生们到殿前哭了数次，直呼：“礼法啊！社稷啊！”已然失去耐性的朱厚璁，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生杀大权。结果就像学者李洁非先生感叹的那样：嘉靖来自“九头鸟”的故乡，“九头鸟”百折不挠、一拼到底的精神，谁也拗不过。这皇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不再忍耐，杖一百八十人，死十六人，此外还一口气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姑令待罪，果真是“忠良杀害崩如山”。这件事件当时称为“大礼狱”，明朝士大夫们当时的惨烈状态，令后人都禁不住凄然。
至少结果是嘉靖皇帝满意的，他终于达到了修复“正统”的目的，如愿以偿地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自己的父亲“恭穆献皇帝”为“皇考”，蒋氏“章圣太后”为“圣母”。这场持续四年的“大礼议”终于落下了帷幕。对后世之人而言，所谓的“大礼议”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争执，但最后的结果竟是令这样的“无事水边”变成了嘉靖朝群臣的“异潭”。
这只是朱厚璁把自己关于“礼”的思考付诸社会实践、创造他自己理想国的第一步。在此后的二十年间，他如尼采般疯狂地想要铸造一个精神范式，架设一座思想灯塔，以指引千秋万代。然而，他终究无法脱出“礼”的框框。梦想破灭之后，嘉靖皇帝唯有将注意力转移到求仙问道上。或许他是希望能从“仙人”那里获得一些重建梦想的可能，但他最终也和痴迷丹药的许多前世帝王一样，因食用“仙丹”过量而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
人物纪：
道法皇帝
世宗朱厚璁，在明代的皇帝中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对道教的痴迷。自十六岁起，他便喜欢上了道教建坛祈福的活动。在其在位的四十五年间，他对于道教的“忠诚”从未改变过。他给自己取了几个很长的道号，如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他俨然是把自己当做道教了神仙了。由于他对道教的痴迷，令他对道士格外宠幸，嘉靖朝的不少政治事件，也都与道者有关。甚至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朱厚璁差点因修道而死于“壬寅宫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