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伪难辨的双面李鸿章
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李鸿章的，因为晚清时代许多重大的事件他都参与了。但是长期以来，李鸿章都与“卖国贼”、“民族罪人”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他是遭万人唾骂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签署者，老百姓怀疑他得了日本人的“好处”，说他是“卖国贼”，甚至有人公开声明要刺杀他，以雪“心头奇耻大辱”。
不能否认，诸多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致使中国落后于其他国家。然而签约的始末，李鸿章只是奉命收拾残局，所有条款都经朝廷同意，他并未背着皇帝出卖过任何国家权益。
就拿1884年中法战争来说，中国虽取得镇南关大捷，但从总的军事形势来看，中国仍处于劣势；法国茹费里内阁虽然倒台，但法国资产阶级对华战争政策并未改变；从当时国际形势来看，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是俄国和日本。俄对新疆的侵略，日本向朝鲜的渗透，使清政府可能会面临更险恶、更难应付的局面。不难看出，李鸿章采取的“乘胜即收”方针是认识到了把亡国灭种作为以卵击石的代价之愚蠢后所作出的选择，而绝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们所说的“投降卖国”政策。
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的代表去和犹如“虎狼群”的列强周旋，这实在不是一份好差使。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李鸿章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难为之事。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朝廷派出去的又是李鸿章。李鸿章以在马关被刺为由一再推辞，而朝廷一再坚决不准，直到李鸿章表示“非敢爱身，唯虞辱命”，“一息尚存，万程当赴”。似乎除了李鸿章就没有第二人能承担起这份任命。每当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的时候，他们唯一可以用的人就是李鸿章，“李鸿章”三个字就这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任何事物都需要多角度地审视才能下结论，看待李鸿章也是如此，轻易以“大汉奸”、“卖国贼”之语盖棺论定似乎有失公允，同时，他是有功劳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强敌，他清醒地认识到“穷则变，变则通”，“富强相因”的现实。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些具有发展眼光的看法和做法：
掀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自强”、“求富”的旗号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兴办近代民用工业，创建近代海军，建立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人才。
中国所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工业的诞生和发展无一不有他的推动。而了在办新式学堂、派留洋学生等方面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的主持与参与下，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第一条电报电缆线、第一座钢铁厂、第一支海军舰队、第一个电报公司……
对李鸿章的功与过，不能简单地归于“卖国”、“罪人”，国难当头，强敌入侵，他做到了一位臣子所应做的。
也许梁启超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明这一点，即“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