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决心之后，粟森征求谭一虹移民加拿大的意见，谭一虹不置可否。于是，粟森向岳父岳母提出了想移民加拿大的想法，认为出去可以找到新的发展，将来生个孩子就是加拿大籍了，外籍华人在中国多吃香啊。谭家二老见女儿没有反对，觉得粟森有这个想法可以支持，作为父母应该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总比呆在国内什么事也不干强啊。
谭一虹的父母为女儿女婿办的是投资移民，也就是在加拿大有投资的，其家人可以移民到加拿大。为办移民，谭一虹的父母总共花费了65万元人民币，其中粟森的父母拿了10万元。
移民国外，争吵中掐死妻子
2004年8月2日，在办理完所有移民手续之后，粟森和谭一虹抵达加拿大艾伯塔省埃德蒙顿市，因为谭一虹的表姐赵雯3年前已经移民到埃德蒙顿市，所以他们也选择了该市，认为彼此可以有个照应。表姐赵雯帮他们提前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月租450加元。
到达加拿大一个月后，粟森和谭一虹的永久居民证也办下来了。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国度里，两人都觉得十分茫然，谭一虹决定先到语言学校学习英语，先把语言关过了，以后生存的事情到时候再说。
临出国前，谭一虹和粟森通过银行往加拿大银行电汇13670加元，到加拿大后，两人领取了当地的信用卡，每人6835加元。但这些钱都归谭一虹管，谭一虹每天只给粟森5加元，粟森需要钱时，必须向妻子开口讨要。谭一虹做梦也不会想到，对钱如此的控制会让自己魂丧异乡。
两人在语言学校从周一到周五都要上课，所以粟森和谭一虹除了上课就是在家里呆着，或者跟表姐见面吃饭，生活十分单调。毕竟两人都没有工作，清淡的生活让谭一虹很怀念国内的生活，所以谭一虹常常在家里给父母和朋友打国际长途电话，有时被粟森碰见了，问她给谁打电话，谭一虹却不理睬他，电话依然打得有声有色，欢声不断。打得多了，粟森便怀疑谭一虹在给王京生打电话，粟森为此很生气，心想自己好不容易和老婆到了加拿大，老婆却还在念念不忘国内的情人。粟森一直忍着这口气，只是他不知道自己能忍到什么时候。
离开北京到达加拿大之初，粟森觉得终于离开寄人篱下的生活了，情敌的威胁也解除了，但是没想到在人地生疏的异国他乡，不但妻子念念不忘国内的情人，自己生活上也更加拮据，妻子每天只给5加元，只能掰着指头花，还不如在国内那样花钱如流水。加上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粟森的心情越来越郁闷，脾气也渐渐暴躁起来，开始和谭一虹吵架斗嘴，两人的关系搞得越来越紧张。到达加拿大的整整2个月之后，粟森终于发作了。
2004年10月2日下午，当天是星期六，表姐赵雯打电话约谭一虹晚上6点一起吃饭。从图书馆看书回来的粟森见谭一虹坐在梳妆台前打扮着自己，粟森想起家里的东西快用完了，就想趁周末的时间去采购，把下一周需要的日用品都购置齐全。于是，粟森对谭一虹说：“你给我25加币，我要去买东西。”谭一虹一边描着眼影一边说：“我不给你，你就知道花钱，不见你挣钱，我还有事要出去呢，你在家呆着吧，星期天再买。”
见谭一虹口气冷淡，粟森一听就急了：“不行，你今儿就得给我，我星期天有事。”谭一虹把化妆品往桌上一扔，站起来说：“你着什么急啊？今天我没钱，我要出去了。”说完就往外走。
粟森一把抓住谭一虹：“今天你不给我钱你不能走，我受够了，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好？一个大男人身无分文你让我怎么活啊？”
谭一虹也火了，朝粟森吼了起来：“粟森，我哪里对你不好了，你简直是狼心狗肺！今天我就是不给你钱，你能把我怎么着！”谭一虹感到深深的委屈，她从小都在父母的溺爱下长大，没有受到什么挫折。但来到异国他乡，她将独自面对丈夫的拳脚，再也不会有父母来帮忙了。所以她越说越激动，她几乎吼叫着说：“粟森，你就知道打老婆，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什么本事也没有，除了花我的钱你还能干什么？”
粟森站在那里被谭一虹数落着，无言地站在那里，全身所有的热血一下子涌到了头上，脑袋里一片空白。粟森气得一巴掌扇了过去，谭一虹冲上来用手抓他的脸。粟森没想到谭一虹这么骂自己，再一想到自己的那顶“绿帽子”，他觉得自己快发疯了，他上前用手狠狠地掐住谭一虹的脖子，嘴里叫着：“我掐死你，掐死你！”直到谭一虹一动也不动了，粟森才松开手，精疲力尽地坐在地上。
看着不动弹的谭一虹，当粟森意识到自己把妻子掐死之后，他有些后悔也有些害怕，但是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他挣扎着来到客厅，在沙发上一直呆坐着。粟森呆呆地在客厅里坐了足足两个小时，才终于在一阵敲门声中清醒过来。原来，与谭一虹约好6点见面的赵雯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见到谭一虹，便赶到谭一虹家敲门。粟森听见敲门声后没敢开门，直到赵雯离开后，粟森呆坐着直到第二天凌晨。
仓惶逃亡，却逃不过法网恢恢
粟森意识完全清醒过来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回国。于是，粟森把谭一虹的尸体藏到了衣柜里，用衣服遮挡住。然后，粟森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离开了这个租住了2个月的家。
粟森用信用卡在自动取款机上取了1000多加元，买了10月6日到北京的机票。他不敢再回到自己租的房子里，只好住在一家旅馆里。为了防止别人认出自己来，粟森还专门到一个自己去过的小商店里买了两个假发套。因为有命案在身，心力交瘁的粟森每天提心吊胆地躲在小旅馆里，时刻担心警方会马上查到自己。
回国之前，为了迷惑赵雯拖延时间，粟森给赵雯打电话说：“我们今天和同学一起租车到外地旅游去，你给国内的家里打个电话，让他们别着急，我们10月6号就回来。”同时，粟森还给自己的侄儿发了两个短信，让侄儿转告自己的父母，他和谭一虹去外地旅游，过几天就回去。
2004年10月6日，粟森仓惶踏上回国的飞机，10月7日回到了北京。当飞机滑落在北京国际机场跑道上时，走下飞机悬梯，粟森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悄然坠落。离开了加拿大，粟森的精神压力小了一些，但是，他知道警方会随时找到自己。所以粟森并没有回家，也没有跟任何亲友联系，而是买了一张当晚去山东青岛的火车票，因为那是他和谭一虹结婚旅游时去的地方。在青岛呆了两天后，粟森又打车去了烟台、威海、大连，这些都是他和谭一虹曾经去过的地方，每次粟森都住在当地的星级酒店里，因为他手头上没有多少现金，只好用他和谭一虹的银行卡刷卡消费。粟森当然不会想到，正是他刷卡消费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谭一虹自从9月28日就没给家里打电话了，这是从来没有的，谭一虹的父母很着急，因为放心不下的父母就给女儿租住的家里打电话，却一直没有人接。接到赵雯的电话后，两位老人悬着的心才落下地来。但过了几天，谭一虹还是没打电话回来。谭家父母又着急了，给谭一虹和粟森的手机打电话，要么关机要么没人接。
2004年10月15日，仍然没有谭一虹和粟森的下落。赵雯感到事态的严重，向加拿大警方报警，要求警方查询粟森和谭一虹的下落，但警方没有查到任何线索。
2004年10月25日，这天是谭一虹的生日，可是她依然没给国内的父母打电话，谭一虹父母却收到了中国银行寄来的对账单。两位老人一看，居然是自己女儿的信用卡在国内的消费记录。他们感到很奇怪，如果谭一虹和粟森回国了，他们没理由不回家啊。谭一虹的父亲连忙打电话查询，银行告诉他谭一虹的信用卡在10月6号后有在国内的消费情况，分别在青岛、烟台、大连，都是饭店的住宿消费。而谭一虹的父亲查询边防局的记录则表明，粟森已于10月7日回国，谭一虹并没有回国。
一种不祥的预感顿时笼罩在谭一虹父母的心头。谭一虹的父亲连忙给赵雯打电话让她找谭一虹，但赵雯说她也找不到谭一虹，她家的门是锁着的。又惊又怕的谭家赶紧让赵雯向加拿大警方报警并要求搜查谭一虹的住所。当天下午，加拿大警方在粟森和谭一虹的住处发现一具女尸，死者正是谭一虹。
此时，粟森正躲在大连，因为银行卡上没有多少钱了，粟森准备租一处便宜的房子长期住下来，但他没有想到，还没等他找好房子，2004年10月28日，他就被大连警方羁押，1个月后被监视居住。2005年3月底，北京警方从加拿大调取到关键证据后，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逮捕了粟森。
逃回国内的粟森没想到，他在加拿大的每一步骤都被警方调查得清清楚楚，并有11名加拿大人作证。被捕后的粟森在法庭上坦然承认了他杀人的事实，在法庭的最后陈述时，粟森沉重地忏悔道：“我现在犯罪的后果给我的岳父、岳母在经济上、感情上都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我本来今天是想向我的亲人忏悔，但是现在我认为应该用我的身心来承担我自己应该负的法律责任。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忏悔……我恳求法庭在不减轻我判决的前提下，能否不要以故意杀人来认定我的罪名，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面子问题，只是我现在凭良心想，我当时也没有那么想，还有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对我的岳父、岳母也是一个伤害。”
法律是无情的，任何忏悔和悔恨都无法改变法律的公正和庄严，亲人的眼泪也无法随着忏悔而消失，更不应该想着犯罪之后再忏悔，而要想着生命值得每个人去尊重和珍惜。
2005年10月26日，粟森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赔偿谭一虹父母经济损失3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