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奇迹的意义是不朽的。首批被改造的日本战犯归国后，立即发表《告日本人民书》：“通过反省，我们深深认识到，我们受了一小撮执政者们的欺骗，把青春的热情倾注到错误的目的上，我们坚决反对侵略战争--要和诸位国民携起手来，为日中友好而共同努力奋斗！”1957年，68岁的“中归联”会长滕田茂在日本国内一次反战和平演说后，六名特务爪牙持刀闯进他家威胁，他无畏相斥说：“今天不死明天还要演讲！”为了便于开展反战工作，他从所居的青森迁居到东京，继续为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他后来曾三次率团访华，两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藤田茂76岁高龄时，又率“中归联”91人访华团，在人民大会堂向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敬献铜碑。碑文是：感谢中国人民的宽大政策，誓为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日中友好而奋斗。碑上镌刻的落款便是“原日本人战犯中国归还者”。他91岁弥留之际，还特别要求家人为他换上周恩来赠给的中山装，才闭上眼睛。
旨在认罪反战的“中归联”组织，直到成员平均年龄82岁的时候才解散，而受他们影响，一群年轻人又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中归联”的反战和平事业。直至近日，日本政府还在上演抓捕我国领土钓鱼岛上岛渔民的丑剧，不更说明抚顺奇迹的历史意义吗？
改造日本战犯的管理所，就是当年日本侵华时专为镇压中国抗日志士所建的“模范监狱”原址，其上立有谢罪碑。呜呼，抚顺的奇迹！
童年拣庄稼
我故乡那地方，把秋后到野外田里拣掉下的黄豆哇，苞米呀，谷子什么的统称为拣庄稼。这活一般都是郊区或小镇子上的家庭妇女和半大孩子们干的。秋天的田野实在是诱人，实在是充满着乐趣。其诱人处在于收获，而乐趣则在于收获前的寻找和奔波。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镇里度过的，我记忆里便留下不少关于拣庄稼的事。
拣庄稼必得到远处去，近处连柴草都被拣干净了。小孩子们是愿意到远处去拣庄稼的，到远处去中午回不来，必得做顿顶饿的干粮，如玉米饼子什么的，若头天收获大母亲高兴了也许会蒸点白面馒头。这些干粮即使做得再少，也会有小孩子半个。我那时就是为这半个干粮盼母亲走远些。母亲要是能带上我一起去更好了，我就可以得到两整个或更多一点的干粮。当然母亲是不会带我去的，一是舍不得二是绊脚。那么，我们就只好在太阳快落山时到城边去迎接母亲。当看见母亲和大娘婶婶和大姐姐们顺着小路一支队伍样走来时，我们便迎着夕阳朝满面红光的妈妈扑奔过去。妈妈的收获太多了，驮了座小山似的，有一大捆黄豆，上面还有半布袋玉米或谷穗子。我们便抢过母亲背上的布袋，让母亲轻松些。而母亲总是怕压着我，一边嘱咐着一边从兜里掏出几把烧黄豆或红红的山菇簸。这时我们便什么都忘了，连母亲的劳累都给忘了，路上就大吃起来。吃过苦的孩子当然不会不懂事的，一旦哪天看母亲收获得少，脸上没有笑容，我们就赶紧讲点好消息，比如受老师表扬了，考试得分多了，或在家收拾屋子等等。儿子的进步和背上的粮食都是母亲的收获啊。
盼到十一二岁了，我们才可以在星期天挤进母亲她们的拣庄稼队伍。我第一愿意去拣苞米，因为可以遇到几棵绿着的苞米秆儿。秋后剩下的绿苞米秆儿是甜的，可以当甜秆儿嚼吃，而且上边有苞米穗的话，还可以煮鲜苞米吃。霜打过的嫩苞米味儿有点怪，留下的回味和记忆也就深长。第二愿意拣的是谷子，谷穗有我看来最重要的用处，喂鸟。我们男孩子们都养几只鸟的，以为和自由的鸟儿在一起我们也就自由欢快了。岂不知我们已用谷粒剥夺了鸟儿的自由。第三是愿意拣黄豆，而且愿脱离大人自己结伴走远远地去拣，那样可以把拣到的头一抱豆子烧吃完了，沾满黑灰的嘴打着饱嗝再去拣应该往家背的。
每每母亲领我们共享拣来的欢乐时，当教师的爸爸就好说了，拣庄稼和种庄稼的收获是不一样的。拣庄稼不操旱了涝了风了雨了收了和不收了的那份心。所以，至今一想起拣庄稼的事，我还不由得产生对农民的感谢之情。
巴彦雪
一提巴彦，我总会下意识想到从巴彦去哈尔滨必须经过的呼兰。巴彦、呼兰、哈尔滨都是由满语音译简缩而来。呼兰现属哈尔滨市一个区，巴彦是哈尔滨的郊区县。开句玩笑，哈尔滨，地球人都知道。呼兰呢，文学圈里差不多也都知道，那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女作家萧红的故乡，是她深受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推崇的小说名著《呼兰河传》提高知名度的。而巴彦，则在我心中知名度最高，虽然黑龙江省以外少有人知道，这就如没谁知道已故多年的刘李氏是谁，但她却在我心中知名度永远最高一样，因她是我母亲。我心中知名度最高的巴彦，是我故乡，满语富庶的意思。
如果用时下只以钱多少论穷富的话，巴彦算不上富庶了，因为她虽黑土流油，盛产质量和产量都非常好但不值大钱只能添肚子的大豆高粱及瓜果蔬菜等等，再就是漫长冬天漫野的大雪。GDP不行，富庶个球？
就为这富庶个球，我决计回巴彦一趟。我十九岁离开巴彦，至今已四十年，其间只回去四次。去年，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故乡为了引资谋富，专门成立了巴彦乡友联谊会，在我工作地辽宁，也成立了辽沈分会。都说树挪死人挪活，为了活得更好，不少人挪离了故乡。但人是有感情的树，不管挪到哪里活得如何，感情的根仍深扎在故土。乡友会里，只我是文人，无力为家乡立竿见影致富，便倡议设立了“巴彦文学之星奖”。这是故乡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文学奖。古黑龙江省志有言：“江省文风，东荒为盛，巴彦尤著。”此说新中国建立以后也如此。我便想，祖先把巴彦看成富庶的地方落脚安家，看重的不就是肥得流油撒种便丰收的黑土地嘛。而所说黑土流油，那油不就是冬天漫野大雪化成的肥水吗？东北人还好说瑞雪兆丰年，这是老天爷和大地母亲告诉他们的真理，年年多雪就预示黑土地年年流油，因而年年丰收。巴彦在松花江边，到处是流油的可耕黑土地，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年年高产，绿色无污，就因了年年的瑞雪滋育。我又想，终会有那么一天的，粮食重于黄金，瑞雪贵于白银。民以食为天，这是我的信仰。我还信仰，文学就是精神的瑞雪，越来越重的物质富裕病，会越来越需要文学的精神雪疗。饱肚子的粮食，养脑子的精神粮食，不越来越贵就怪了，应该贵到比什么都贵才对。待到世界所有国家都只顾GDP，而把整个地球可耕地弄没了的时候，一粒粮食二两黄金怕都买不着了。以这眼光看，年年撒种就能丰收的巴彦，该算富庶地方的，何况她还文风尤著，盛产精神粮食呢！所以，我和几位乡友相约元宵节前回故乡一趟，专为我们发起设立的文学奖去颁奖。
说来太巧，十六七年没回故乡了，几经协商定下的日子，却突来一场暴雪。因为雪太大，高科技的D车组都不灵了，后半夜我们才在松花江边的哈尔滨下了火车。元宵节前五颜六色的灯光把茫茫白雪照耀成迷彩色，我们的眼睛则被彩雪撩拨成如炬明灯，不停地扫射路旁的迷彩雪。由于路况与以前回来那几次比，天壤之别的好，倒是汽车胜过了火车，我们很快过了松花江，跨上呼兰河大桥。在清朝，呼兰和巴彦同属一个县，后来才一分为二的。我这个巴彦人对呼兰感情也不浅，一因呼、巴曾同为一县，二因萧红。萧红若在，肯定会怀疑是不是她客居过的香港浅水湾或日本的一座什么桥吧？那么雄伟！呼兰河上的大雪，却让我想到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的夏夜无数河灯。没有萧红撒下密实的文学种子，呼兰的河灯怎么会在雪夜成群结队流过我心头呢！二十年前，回故乡的路又窄又颠，也没挡住我拐往萧红故居的脚步。我特意把自己一本拙作集放在萧红纪念馆，因书的自序里诉说了对萧红的虔敬。这次太匆忙，只好于夜色中远望了几眼已成旅游名胜的萧红纪念馆。
车飞快越过呼兰和巴彦界河上的少陵河桥。记得还是初中生时，我在河边打柴歇凉，听当教师的父亲说起《呼兰河传》，于是萧红这颗饱满的文学种子才落入我心田的。那年秋天，我用废了的作业本背面写了一首几十行的诗--《少陵河之歌》。文学种子神速膨胀出的野心让我把“传”字变成了“歌”字，那时以为歌字更重要。一个女作家能为她家乡的河写传，我个男子汉就该为自己家乡的河写歌。可是羞愧死了，对于故乡，我只写下三篇正经的文学作品，总共才五万多字：《父亲祭》、《献给母亲的花》和《拣庄稼》。就是说，至今自己也没为家乡写出一篇具有歌传意义的作品来。
我惭愧着想在车通过我的出生地西集镇时多看上几眼，可宽阔的新路却把她甩在一边了，只让我看见了镇子里白雪映照的灿烂灯光。原来，大前年新修的国家级公路已把从前的弯路拉直。被新路抛到一边的镇子里，曾出过一群文艺人，其中两个著名诗人，一个著名演员，演员就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演刘备那位，他的哥哥还是我的同学和我父亲的学生呢。当然，老百姓中，演刘备的这位在老家几乎家喻户晓，而那两位省内著名诗人，仅限于文学圈内著名而已。两位诗人，一位尚健在。当年我在县城读高中，曾给他们捎过往报社和杂志社投稿的信。每当在报纸和杂志上读到他们通过我手投递而发表的作品时，我心田便又播下一颗文学种子。那时，看得见的偶像只这两位其貌不扬但经常发表作品的诗人，还有县城一位教我们俄语其貌很洋的老师诗人。那时，粉丝一词只是家乡拌凉菜的高级材料，我们对偶像般的作家，只会尊为榜样，而绝不会称自己是他们的粉丝。
新修的路缩短了我家和县城的距离，不少事还没来得及忆想，眨眼间我们就到县城门楼下了。当年我在县城读高中，西城门外是一大片烂草塘和乱葬岗，现在却变成一个很大的公园。岳父一家及亲友早年都在这一带住平房，如今都已搬进城里的楼房大院。当年城门在我眼里简直高大如天安门，现在却只作为行人路口，因城门里外的马路比城楼宽了许多，车辆都绕城楼的环圈路走。我们的车却特意从城门通过，好让我回味当年投笔从戎乘大卡车离家远行的情景。那时，清朝修的四座城门只剩下西门这一座了，记得城门里不远就是郭沫若题写校牌子的巴彦县第一中学。我是住宿生，每次给我出生地那两位诗人代投的稿件都是从我们宿舍门口的邮筒寄出的。巴彦一中的文风也很盛，能在省内外文学杂志发表作品的师生有好几人。他们新发表作品的杂志一到，师生们总要传诵一阵子的。正对西城门那座很带文气的西牌楼仍在，却不依旧了，新的漆衣和满身的彩灯在迎元宵节。东西牌楼之间的主街道，大小车辆都已不允许通行，两座宣扬文德武功的古牌楼间，是现代的步行街了。街灯杆上挂着新的却都传统意味很浓的成串灯笼。来前我就从县文联和县作协寄我的《巴彦文苑》《巴彦文学》等刊物上读了许多文采飞扬的古体诗词和新诗等等，显示着巴彦自古文风尤著的传统。
因时间关系，虽然我们进城已是后半夜三点，司机还是满足我的心愿在夜色中把县城的主要街道转了一圈。街宽路阔，灯亮楼新，不要说四十年前离家那时的样子，连十六七年前回来那次的影子都不见了。尽管是冰封雪锁的后半夜，灯雪相映的巴彦城，却给归来的游子年轻许多许多的感觉。
下榻后我只迷糊两三个小时，就爬起来去看东牌楼和东城门。因建步行街，原来的路面大大拓宽，但眼下看去仍在路当央的古牌楼却是用现代技术整个平移了位置的。原来已拆除过的东城门和南城门是近些年按原样修复起来的，在我感觉，就像已故的先人又活了过来，穿着崭新的古式新衣为现代的子孙在守望田园。牌楼和四面城门上古朴的斗大题字，证明着“江省文风--巴彦尤著”之说。四座纯古式的城墙都新新地披着厚雪立在厚雪中，让我想到不是城门而是程姓那个城门立雪的典故，说的是古代文人为了求学而久久在冷雪中等待程姓先生从酣睡中醒来赐教。我在巴彦一中读书时听说过县文化馆馆长的哥哥陈绍能把字典倒背如流的传说，意在宣扬他的学问和文化水平，而后来我竟有缘和那个文化馆馆长的弟弟陈屿先生在同一个单位当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曾一度在东北乃至全国家喻户晓，让我非常引以为自豪。当我爬上城楼，满鞋灌雪站城头远眺时，似觉王书怀、陈玙等一群已故著名诗人、作家，甚至萧红也都一同回故乡来为巴彦文学之星们颁奖了。
颁奖大会前我同获奖的作者们见面座谈巴彦的文风今后怎样“尤著”的问题。让我十分惊讶，获奖者有三十多人，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大多是起早从各乡镇有的直接破雪从村路走来的，还有从南方和省会及其他各打工地城市赶回来的，甚至还有一个从国外打工地赶回来。颁奖会在县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县委书记去中央党校学习马上要出发了，还抢出半小时赶到会场特为一等奖颁发证书才匆忙离去。他上午刚刚向全县经济发展先进单位颁过奖，他不能不向文学之星颁了奖就去北京，那样他会一直不安的。他知道，当年巴彦有位老县委书记曾在《北方文学》上发表过一首歌颂焦裕禄的长诗，在全省影响很大。县领导们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也在影响着巴彦尤著的文风。一次文学颁奖，安排成了一次盛况空前的文艺演出，新诗朗诵，古体诗词和赋则配了舞蹈吟咏。故乡巴彦的文风真个好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