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主任告诉你，他是刚分配到室里的大学生。你这才知道，室里的人员要有变动，准备抽一批老同志到上级机关去。你马上坐起来，请求党支部别把你抽走，你说高等数学班还没办，自动调解原理班也没办、历次导弹发射的稳定系统资料还没搞完……你说不下去了，突然又咬住嘴唇，躺下去，额上又是一层汗珠。新来的大学生给你擦去汗水，你忽然又坐起来，对他说：“你还没开始工作，要注意，地球自转对‘平台’稳定的影响，计算程序里没有，这方面的计算经验，在我的一个笔记本里！”
你喘息了一阵，继续说：“趁着年轻，要抓紧学习，把基础打厚实，别急着谈恋爱，晚点结婚好。我三十三岁结的婚，孩子也都结实……”
医生来打断了你的话，把室主任和大学生都赶走了。你急得真想把医生骂一顿。
室主任和大学生拿着橘汁和水果罐头又来看你的时候，你正躺在床上说胡话。甘甜的橘汁把你润醒了。你睁开眼，看见了领导和同志，看见了他们手中的东西，吃力地说：“我……不想……吃！”
主任含着泪，轻声解释说：“请你原谅，半个市的饮食店、副食品店，都跑过了，想买点你最爱吃的猪蹄，都没有！”
你摇摇头：“……不，别……浪费！”闭上眼睛歇息了一会儿，又说：“把我……送回……戈壁去，先在……这里……火化，不然……运费……太多。把我身上这套军装……洗洗……不要…换新的了。再告诉孩子……和他妈……叫他们别……离开…戈壁，还在导弹……身边……工作……”
你不再喘息，静静地侧躺在床上。不曾修饰的乱发像一蓬黄麻草，脸色灰白，闭着嘴唇，像是紧咬着牙。泪水从眼里缓缓地流出来……1976年4月10日9点45分，你，一个49岁的“稳定呆子”，在不稳定的岁月里，永远地“稳定”了。
老习他们，永远地安息了。一座座红砖砌成的长方形尖顶坟墓，就是一栋栋舒适的“小房”。房前立着石碑，碑上刻着名字。那碑，既像导弹，又像烟囱，还有一些碑是用厚木板做的，高而尖，立在那里，更像一枚枚待令而发的高级火箭，直指天空。
陪同参观的同志解释说，人们都觉得他们还活着。所以，每当路过这里的时候，都想来看看。但一张口给司机指示方向的时候，口就痴了。管这儿叫什么呢？叫“墓场”，不忍心。叫“陵园”，也不情愿。久而久之，便叫成了“九号半”，因为正好在九号和十号之间。
啊，“九号半”，多么壮丽！大戈壁上的每一棵红柳、胡杨、沙枣、骆驼刺、梭索柴都是你永不凋败的花环。你是导弹基地的燃料库、发射塔、观测站……不，都不是。你是新长城基底最坚实的红砖。当年的孟姜女，跪哭她死去的丈夫，哭“倒”了古长城。今天，老习的爱人却带着儿女，在新长城的脚下种菜、种粮、学文化。节日，他们还和许多人一起，前来扫墓，献上一个个花圈。
“九号半”的战友哟，请喝下远方战士献上的一杯奠酒，请接受我们的敬意。今天的戈壁已不是当年黄沙漫天的景色了，请你们多看看那转动的雷达，高高的发射塔，一片片新楼房，还有每天从你们上空飞过的卫星，和卫星牵动着的亿万颗心。
“九号半”再记
二十一年前我曾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住有月余，搜集了大量材料，却只写出一篇《“九号半”记》。但那一篇短东西，真的感动过我自己，也感动过发射中心许多建设者。今年秋天，我随中国作协西北采风团再次到了酒泉发射中心。时间很紧，也很疲劳，但我还是专门到“九号半”又拜谒了一回。“九号半”，那是我心中的一处圣地！两次拜谒印象有所不同了，当年的“九号半”像一张极其朴素的黑白照片，显示着创业的艰苦和悲壮，而今天的“九号半”则如一张华丽的彩照，渲染着事业的辉煌与庄严。采风归来，我写下了这篇《“九号半”再记》。
酒泉当然是一片绿洲的，自古便是。它因近处高山上融化的雪水而养育了棉田、稻田、果田，以及瓜田、玉米田，还有菜田和各种婀娜多姿的树林。但卫星发射中心离酒泉市还很远。往基地去的路两旁，人工栽种的植物越来越少，最后被偶尔的胡杨和极稀少的红柳所代替。再往里走，那路就似有无尽的不平要诉说，开始颠不关心它满腹不平的行路人了。我们的车有如在风中行船，不停地颠起又落下，生生把一片绿洲颠散了，慢慢的，那些绿莹莹的农田和婀娜的树干脆被颠没了。连老老实实、低低矮矮的骆驼刺也颠没了，戈壁变成了灰黑的寸草不生的无际死海，这死海和二十年前一个模样，但死海上的路不一样了，是水泥铺就的，只不过有一大段因地面不平造成剧烈颠簸而已，常走的人管这段路叫“跳舞路”。越过“跳舞路”，再往里，路况又出奇地好了，竟跟城市的马路差不多。还有，路上的汽车比当年多了许多，而且一辆辆模样也漂亮了许多。由于路和车辆越来越漂亮，阳光似乎也越来越灿烂、温暖起来，远方不断出现飘渺的一片片汪洋似的幻影，接近了却仍是光光的沙地。刚一失望，忽然又有一小群骆驼和一些稀稀疏疏的骆驼刺出来平衡你的心情。再往深处，出现了不是幻想而是真实的飞机场。顺着飞机跑道一般平坦而宽阔的笔直公路继续前进，开始有铁路陪我们前行。有铁路陪伴的这段路可以叫做“冲锋路”，车子冲锋般地又行驶了约两个小时，才到达卫星发射中心，这里已是一座美丽的航天城，有现代化的航天展览馆和雕塑广场，有大面积的绿地、公园，还有农副产品市场、百货商场、学校、医院、银行，等等，花草满街，绿树随着每一条每一段路而密集成荫。再度来到当年望而生畏的发射塔下，依然望而生畏，但登临更高更现代化的新发射塔时，望一望四周依然苍凉的戈壁旷野，一股股岁月沧桑之感油然而生，便越发想去“九号半”看看那些难忘的人们。热情的航天城主人安排我们游览了东风养殖场和公园等地之后，终于在我们的要求下前往“九号半”。
航天城四周仍是亘古不变的戈壁旷野，沙丘和小山上千真万确没有一棵草。旷野上忽然出现了一条长长的树林，林荫下就是快要接近“九号半”的“拜谒路”了，“拜谒路”是我给起的，我认为不管谁，到“九号半”都是来拜谒的，单纯旅游参观的人没有资格走近它。“拜谒路”有七八华里，路两旁分列着的白杨树各有三排，在我感觉好像三军仪仗队。其实这不是单纯从庄严肃穆考虑的，还包括了树木生存的需要。大戈壁上的风无情啊，单排的杨树一棵也站不住。六排高高的白杨树护着的路尽头，就是立有高大牌坊和题有“东风烈士陵园”大字的“九号半”了。
园门两侧的树都是四排的，杨树株距一米，行距两米，外面一排低矮的沙枣树，几乎没有什么株距，里面三排全是榆树，后两种树虽然不美丽也不英武，但都是戈壁上特别顽强而又能为人工栽植成活的树，选派它们来为航天烈士挡风守灵真是最可靠不过了。
一进园门，便是一座纪念碑，上面的“东风革命烈士纪念碑”是聂荣臻所题，这位为国防航天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和国元帅，把自己大半生心血连同题字和骨灰都安放在“九号半”了。高大纪念碑前就是一块安放有他一部分骨灰的黑色纪念石，上有江泽民主席的亲笔题词：聂荣臻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元帅和国家主席的题词使共和国的分量都含在其中了，这就使“九号半”一下子变成了彩色的。纪念碑前后左右都栽种着鲜花芳草，虽然已是深秋，仍姹紫嫣红地怒放着，使一大片方方正正全都立有石碑的水泥坟墓有如城市新建的花园小区。一排又一排新建筑材料造就的墓屋，一排比一排矮小，一排比一排事迹含糊，从正面看去好像后面的和大戈壁混成一片了，我一边回想着当年木条当碑的情景，一边寻找我有印象的名字。我当年写过的李杰民、王来、习光兴等的坟墓都一一找到了，位置有了变动，就像旧宅拆建重分了新宅似的。他们前面和后面分别多了更大和更小的新墓。我在这几位老友碑前多驻足了一会儿，又把几百座墓一一看了一遍，生怕落掉一个，最后我躬身在一位女亡灵的碑前。潘仁瑾，女，汉族，一九四四年生，上海人，大校研究员，技术五级，一九六五年西北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心，是现任中心主任刘明山将军的夫人……将军的夫人和共和国元帅都永远留在“九号半”了，“九号半”能不光彩吗？女大校和她的将军丈夫是“西军电”的同班同学，丈夫一毕业就自愿奔赴大戈壁，在中心扎了根。八年后，一直留校在西安当教师的潘仁瑾才二十九岁，她毅然断了回上海老家的后路，也奔赴丈夫任职的中心，一个年轻貌美的上海姑娘从此便把青春和生命都放在了戈壁。她从小就喜欢游泳、打乒乓球、唱歌，因了这些爱好，身边总能聚集不少有朝气的人。到了戈壁，吃水都难，游泳是不可能了，她这个上中学时就已成为游泳健将的上海姑娘便只有用歌声和乒乓球来美化生活、来凝聚年轻人了。她活泼，爱劳动，总是用歌声和各种体育活动把自己所在的测试室影响得生气勃勃。全室三十多人，差不多有十个女同志，这就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女同志容易撒娇依赖男同志，而男同志再怎么优秀也要有一部分人难找到对象。所以精力旺盛又特别爱操心的潘仁瑾像是担着一份天然责任似的，总爱说，都穿着军装，女的也没资格撒娇，要撒回家撒去。其实回了家她也没心思撒娇，她倒是常常缠磨丈夫帮她给室里那些光棍们找对象。室里那些老实巴交自己难找到对象的小伙子，真的有好几个是潘仁瑾和她丈夫帮找成的。女同志不愁找对象，但也有潘仁瑾要操心的事，小两口闹别扭了，或是女同志生孩子了，她都要跟着操心，常常是室里谁生孩子，不听到婴儿第一声啼哭她就一直依在门口等着，以至她才刚刚四十来岁，室里那些女军官就喊她老太太，或老潘太太。那些女军官的小孩们，哪个能不叫她潘奶奶呢。四十来岁就被喊作奶奶、当着室领导又有着将军丈夫的研究员潘仁瑾，心血耗费得并不比当将军的丈夫少。一九九八年春天，基地有新的试验任务了，外出执行任务前她把室里一些单身的叫到家里吃饭。饭刚端到桌上她就开始剧烈地打嗝，没吃几口就躲到卫生间大吐不止，丈夫说她五年前就胃出血了，每年都犯一次。头一回吐血时，她正忙于载人飞船发射测试任务，不可能去住院养病。她带着好几个课题和同事一同到野外现场测试，一百多米的高空，她带头背着仪器往上爬，每项任务她都亲自参加。那次吐完血，她又到北京参加航天测试方面的一个会议，两天的会开了不到一天，她就又开始吐血，疼倒被送进医院。当时已是冬天，她并没带着过冬的衣物，想好一些就回基地和大家一块过春节，一块落实会议的任务，所以吐血止住不多天，她就在医院加紧锻炼，每天都坚持爬好一会儿楼梯。可是越锻炼病情却越重，她患了癌症。只好托人把当月的党费捎回中心，又托人从中心把过冬的衣物捎到医院，她没能回中心过春节，也没能回上海老家看一眼，就在北京的医院里停止了呼吸。但她明确要求不能把自己的骨灰弄到别处，包括老家上海，必须送回发射中心独有的“九号半”去。
“九号半”就这样又多了一位载人卫星发射的见证者。潘仁瑾，优秀的女国防科技工作者，她用自己的英灵在另一个领域撑起了半边天。
共和国的新一代主席江泽民曾来戈壁看望过这些见证者。看照片，那天正下着滂沱大雨，主席同志在雨中语重心长地讲着什么，我不知道他究竟讲了什么……但其中一定包括这样一句：共和国元帅聂荣臻同志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重读三峡
我头一次读到的三峡，就不是天然的三峡了，她像一本传世名著，已被修改过，那都是旷世的英雄读者想与创作三峡这部大作品的上帝比肩，也要当作者而恩泽后人。
最先想修改三峡的，是中国上世纪的伟人孙中山，他1918年就读透了三峡，产生了让三峡不仅好看而且有用的想法，但他没有能力付诸行动。他之后的另一个世纪伟人毛泽东，对三峡读得更透。新中国建立不久的1955年，他就托付周恩来总理着手指挥长江三峡工程的规划、勘测、科研与设计工作了。仅仅两年，这些工作就已基本完成，又仅仅过了三年，又批准了为三峡工程作铺垫的长江葛洲坝工程。不久，他诗情大发，用汹涌澎湃的浪漫诗笔描画了一幅壮丽的三峡工程蓝图：“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无恙，当惊世界殊。”他老人家不仅浪漫，而且有能力有决心付诸实施了。可这件事太重大，系千秋功罪于一身，他不敢自己说了算而轻易下笔，后来又因自己说了算而发动的一场在他看来更伟大的文化革命工程，而耽搁了此事。邓小平是个虽不浪漫但极有远见的另一种性格的伟大实践家，他也看透了，只有鼠目寸光无所作为的平庸之辈，才不想或不敢修改三峡。因此，他不仅没间断三峡工程的前期操作，而且直接关怀和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拍定三峡工程这篇大文章全面动笔。所以，1987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三峡时，“更立西江石壁”的预言已由西陵峡口的葛洲大坝做出了先期的注解，这该算是整个修改三峡大文章的第一笔。当然，历史早就给三峡留下过许多小的修痕，诸如栈道哇悬棺哪小庙啦以及往石壁上刻几行小字呀，包括在峡畔修座白帝小城、昭君故里等等，但那都是描眉涂唇性质的化妆而已，算不上真正的修改。所以，头次读三峡，我最深的印象就不是她的天然之美，也不是古人留下的那些小修饰了，而是惊世骇俗的拦江“石壁”。那次，我们是从西陵峡下游的宜昌乘大客轮逆流而上的。当我被轮船载着通过百多米高的葛洲坝闸门时，忽然觉得自己变得井底之蛙般的渺小，还感觉到随轮船向高水位提升时的奇妙。人的渺小和操纵了现代科技的人类的伟大之感一同油然而生。壮哉，西江石壁！
那时，由于年轻无知，还因一行男男女女无需美景自生情的热闹，过大坝的深刻印象便先入为主地控制了全部行程，大家在嘻嘻哈哈和认认真真的交谈中浪费了许多时光，三峡奇险壮美的自然及人文景观竟都没引起我细读的兴趣。所以，如今留下的印象中，除过葛洲坝船闸时的感觉，就只有雨中观巫山云雨的情景了。那时，坐落在山腰的巫山县城已让我吃了一惊。那么大一座县城竟然建在山腰上，连绵的巫山的云和雨，正缭绕着擦洗着挂在山腰的整座县城。在干燥缺水的沈阳平川生活久了的我，不披雨衣也不用雨伞，尽情让巫山的云和雨擦洗着，使我加深了对诗意一词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