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迁流,原以为老太太就是这般平平淡淡地了此余生,不料老树新枝。淡泊中的舅姨太太竟又有了锦上添花的事情。文史部门听说镜儿胡同3号住了一位精通满文的蒙古王妃,特意前来拜访,聘为顾问。每年给酬金三百元。当时亲戚们对这一做法很不理解,蒙古王妃实在算不得什么,皇上的皇妃还在那里艰难地自食其力呢,活着的王爷也还有几位,哪里就轮得上这个七十多的老太太?于是有人就想到是不是真有个宝力格在暗中使劲儿。舅姨太太对此不置可否,别人问起多是一带而过。老太太的含糊其辞实际是种默认,一种幸福的默认,我看得出,不光舅姨太太希望别人那样认为,连她自己也有意地直往她儿子身上拉。我分析能让国家看重的不是老太太的身份,而是她的满文功底。老太太的祖先能“满汉翻译,进过三场”,足见家学之渊源,这一点是任何皇妃王爷们都不能比拟的,舅姨太太独此一份。自此以后,常见有大学问夹着满文老档坐着小车前来求教。来人毕恭毕敬,一口一个“狼老”,那情景真如见到了祖师爷一般。舅姨太太更是如鱼得水,以前教我学满文如同对牛弹琴,如今伯牙遇到子期,高山流水觅得知音,心里头就只剩下满文,把我们都忘了。久之,老太太学会了握手,见人再不请安;学会了拿着腔儿说普通话,嘴里时不时还要冒出一两个新名词,让人大吃一惊。老四对我说,咱们的舅姨太太要成精了。什么狼老啊,整个一个老狼!
背后被我们称为老狼的舅姨太太很得意地对我说,老了老了我托了儿子的福,这真是几十年来没有料到的,亏了当初宝力格从王府跑了参加了共产党,他要不跑,顶多跟你们家老四一个样儿,吃喝玩儿上门儿精,却没什么真本事。倒是成天能在我跟前,有什么用啊!看来儿子不用多,管用就行。我说,您老圣明,这话您跟我怎么说都行。千万别让老四听见,让他听见了准得跟您急。
舅姨太太在“儿子”的庇护下活得充实无比、心旷神怡。
“文革”中我们家所有人员都在劫难逃,常来舅姨太太家请教满文的大学问也进了牛棚,舅姨太太的小院里却是水波不兴地静。没有谁愿意冒风险碰这个年近九旬的老太太,她已经老得直不起腰了,随时都有倒下去的可能,正愁死了没人埋呢,何苦找那麻烦?更何况老太太还有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神秘莫测的儿子,谁能说清他是干什么的?那年月,说不清楚的事情太多。
随着“文革”的“深入”,三百元年俸停了,八元生活费也再没争取得来,舅姨太太处于退而无路的绝境。那天,舅姨太太带话来说让老四过去,老四正被造反派关着。走不脱,我就过去了。舅姨太太问。怎么是你来了,老四呢?我说老四不便出门。舅姨太太问怎么不便出门。我说他被剃了阴阳头。舅姨太太问何为阴阳头,我说就是左右各半。舅姨太太说,这倒是怪,怎么不剃成前后各半呢?要那样造反不就又造回大清了吗!我赶紧捂住老太太的嘴,叫她不要胡说。我说,老祖宗您再不要给我们家找事儿了,我们家已经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舅姨太太说,你们怕,我不怕,我的儿子是共产党,你看街上那么闹,他们就不敢到我这小院儿里来闹,外院儿出版社的大字报都贴满了,谁敢给我贴一张?我不便再说什么,就问她找老四有什么事儿。舅太太说让老四通过他的朋友给宝力格通个气儿,将她目前的窘况告诉她的儿子。我说,那个宝力格根本就不是您儿子,是老四哄您呢!老太太不相信。我说,宝局长十年前就调走了。老太太说,我不跟你说话,你还是给我找老四来,这件事儿我就认老四。我拿老太太的固执没办法,心里真把老四恨死了,当初是他系下的死扣,如今却要我来解,这么一想就觉得把老四关死、斗死也决不冤枉。眼前我只好顺坡下,答应替舅姨太太去找儿子。
街道给我母亲下命令,让母亲把舅姨太太接到我们家来,其原因是街道对这个孤老太太也无能为力了,我们家多少与她沾了些亲戚关系,所以老太太理所当然该由我们家收容。母亲身体已经很差,几个儿子死的、走的、关的、管的,身边只剩下了我,接舅姨太太的任务非我莫属。
接舅姨太太那天,出版社的大院里站了好多人,出于好奇,谁都想目睹昔日王妃的容颜。那时西哈努克亲王和皇后莫尼克公主在中国电视、报纸上进进出出,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那毕竟是外国的王爷、王妃,人们更想看看中国自己的土著,看看现成的札萨克多罗亲王王妃。这无可厚非,我当然不能阻挡人家看我的舅姨太太。
那天的太阳金光灿烂,我骑了一辆借来的平板车来到镜儿胡同3号,平板车进不了偏院,就停在昔日的垂花门口。我进院的时候舅姨太太早已收拾停当,抱着小包袱坐在院里的台阶上,看我进来。她朝我一笑,就像当年我攥着萨其马向她请安时她那一笑一样,不同的是现在她的嘴里一颗牙也没有了。望着衰老、单薄的老太太,我的鼻子忽然一阵发酸,说不出话来。周围的景致依旧,东墙的枣树下埋着她的小黄鸟,北屋的檐下开着她每年要关照的茉莉花,窗棂上那些我们共同喜欢的小蝙蝠还在翩翩飞舞,这是舅姨太太住了六十多年的、从未离开过的小院……
舅姨太太见了我伤感的样子说,早就想着离开,总没有机会,这回好,终于走出去了。她看了看我又说,你是不是以为我会很留恋这里?错了,其实我压根儿就不属于这儿。我说,既然您不属于这儿,那咱们就走吧。舅姨太太却迟迟不挪步。我说,车是借的,咱们抓紧时间走吧。她说,我已经走不了了。我将舅姨太太背起,老太太却一把抓住门框不撒手。我说,您这是干什么呢?舅姨太太突然呜咽道,我就这么走了,将来宝力格到哪儿找我去呢?叶落归根,他总会回来啊!我说,宝力格回来总得找街道,街道会告诉他上哪儿找您。舅太太这才松了手。
我背着舅姨太太走出垂花门,围观者哄然一片。
衰老的王妃令人们失望,如同宝力格令我失望一样。
舅姨太太住进我们家后,每晚照旧点蜡,她说她已不习惯电灯,灯光太晃眼,她看灯光总是有五彩的虹,不如烛光柔和。我们不知道这是青光眼的症状,以为她是随便说说,后来她的视力日差一日,以致一米以外看不清东西。我们才发现病情已经到了晚期。治了几次,医生说希望不大,只要不急性发作,只可维持现状,关键是病人要保持心情舒畅,避免忧虑和刺激。这些。我们可以努力做到,但是,舅姨太太做不到。舅姨太太在我们家永远有客居之感,她不愿意麻烦母亲,生活力求自理,甚至还要帮母亲干些家务。九十岁老人的能力,谁也不敢指望,我们劝她只要老老实实在房里待着,茶饭自然会送到她的手上,她仍是不安,一听到脚步声脸上立即堆出笑,以便让我们看到她的满足和感激,那情景让人心酸。
舅姨太太再也没有问过宝力格的事。
一天上午,我去给她送洗好的内衣,舅姨太太正趴在桌前,靠着那微弱的视力在艰难地写着什么,她太专心了,竟然没有发现我的到来。透过老人消瘦的肩,我看见她用铅笔在孩子们用过的练习本背面一行行地画着满文,前面已经写过不少,小小的本子只剩下了一半。我咳了一声,舅姨太太慌忙将本子合了,惊恐地问,是丫丫吗?看舅姨太太的表情,很像个做错了事又被人抓住的孩子,窘迫得有些不知所措,我后悔自己的举动使老人如此难堪,便揽着她的肩说,我看见您写的满文了,真好,您教我吧。舅姨太太说,老了,记性不行了,眼睛也看不见了,你真要学,将来让宝力格教吧。我说,真后悔小时候没跟您好好学,把大好的机会都错过了。舅姨太太说,凡事都有个缘分,那时候你跟满文的缘分还没到,不学不足为奇。说着她把小本子掖到褥子底下,又将单子抻平了,然后自己坐在了上面。我想,那上面一定记录了很重要的东西,跟她的经历有关,跟历史有关,也跟她的儿子宝力格有关。我把话往宝力格身上引,说,老四从牛棚出来些日子了,他去找过几回宝力格。没见到人。老四说了。过几天还去。舅姨太太的眼里有泪光在闪,她说,不必找了,我知道,宝力格现在也遇上了麻烦,这么大个运动,谁能躲得过呢,何况他还是个干部?我说,您放心,您娘儿俩早晚有见面的那一天。
舅姨太太摇摇头说,怕是难了。
舅姨太太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她将在床上度过她的百岁生日。双目失明的舅姨太太在生日的前两天实际已呈糊涂状态,一连三天,只喝了几口糖水再没进其他,大家都明白,老太太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得赶紧做送老太太上路的准备。
就在母亲和她的儿媳妇们忙着为舅姨太太缝制老衣时,老四举着个汇款单一路喊着跑进后院,跌跌撞撞地奔进屋来。扑到舅姨太太床前大声说,老太太,您儿子宝力格给您寄钱来啦!
舅姨太太立即睁开了眼。
老四把汇款单递到老太太手里,老太太哆里哆嗦把单子使劲往眼前举,可惜,她什么也看不见。舅姨太太把脸转向老四,老四说,您听,我给您念:北京镜儿胡同3号狼伊雁母亲大人收,下款是内蒙古科喇奉沁右旗宝力格寄。不多不少整整五百块呢!大伙儿都觉得惊奇,都觉得这钱来得突然,但当着舅姨太太又不便说什么。舅姨太太将汇款单紧紧地攥在手里,再不松开。
我将老四拉到门外低声问,这是不是又是你玩儿的花活?老四跺着脚说,天地良心,打死我我也拿不出五百块钱来,这单子是出版社那边转来的,要我寄能寄到出版社去吗?
五百块在当时的确不是个小数,别说老四。就是我,也拿不出。
但是,鬼才相信这钱是宝力格寄来的。
舅姨太太相信。
三天水米未沾牙的老太太喝了几口米汤,她好像不糊涂了,神情简直爽朗极了,天已经很晚了还没有睡的意思。我坐在她的床头,她断断续续地说宝力格既然寄来了钱,过不了几天也会回来看她,说像她这样有福气的老太太全中国也没几个,她这一辈子知足极了。我说,您该睡了。舅姨太太说,天都黑了吗?我说,都快十二点了,家里的人都睡了。舅姨太太说,有这么晚了啊,我这眼睛看不见,也不知白天黑夜,耽误了你不少工夫,你也睡去吧。我将老太太的被子掖了掖,站起身说,您歇着,我走了,明儿一早来看您。舅姨太太说,记着把灯端走,我这眼睛要灯也没用了。
舅姨太太死了,很幸福地死了,终年一百岁整。
那五百块钱,正好发送了老太太。
前不久,北京一度兴起满文热,我几次想进那学习班,却总抽不出时间,有几回都计划好了,又被别的事冲了,思来想去,就想起舅姨太太的话,还是缘分不到。我的丈夫对我要学满文极度不理懈,他说有那时间不如去学学烹饪,那样还实惠些。我说我学满文是要破译这个家族的一些秘密,比如舅姨太太死后我从她身底下抽出来的那个不起眼的小本子,上面的符号一定告诉了我们一件很要紧的事情。丈夫不以为然,他说,你们家的怪事太多,你们家的人活得太累,放着顺顺当当的汉文不用,偏要写什么满文,成心让人看不懂。
后来,我拿着本子找到学习班的老师,请他帮忙翻译,没想到老师竟是以前常来镜儿胡同3号找舅姨太太谈论满文的大学问。他看了舅姨太太留下的本子,一言不发,又还了我。我让他无论如何告诉我里面都说了些什么,老师站在窗前望着外面说,不知道也罢。我说,这是我们家老人留下的话语,我怎能“不知道也罢”?老师转过身对着我,我才发理他的眼里满是泪。他说,这是老太太写给她的儿子的。我问都写了些什么,老师说,老太太详细记录了她每天吃了些什么饭,你们给她买过什么零碎……这是一本流水账。我说,老太太记这个干什么?老师说,她让她儿子宝力格将来折价如数偿还。
舅姨太太,您让我说什么好啊!
出版社办了一本文学刊物,编辑亚君跟我约稿子,他让我到编辑部去谈一谈,我再一次来到了镜儿胡同3号。走进大院,我看见银安殿已被改作了机关食堂,原本是神龛的地方变作了售饭窗口,幽暗的檀香气息已被葱花炝锅的香气所替代,再过两个小时,这里将是出版社最热闹的地方。殿前平滑的水泥地面和那些停放的大小汽车,让人很难找到草的痕迹了。老鸹们也踪迹全无,瞬息间我体味到沧海桑田的变迁,没想到时间竟是这般短暂。
亚君的办公室就在偏院,枣树还在,茉莉花还在,这些在年轻编辑亚君的眼里就是树,就是花,和普通的树、普通的花一样。他那不在乎的神情和舅姨太太离开小院时那不在乎的神情没有任何区别,老的和小的在某种境界上达到了统一,所不能释怀的只有夹在中间的我。我想起了单位同事贾平凹说过的写文章的三个层次: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山还是山,水还是水……
这正指的是年轻的编辑、我和舅姨太太。
亚君的办公室就是当年舅姨太太住过的老屋,他把我让进屋里说,这座老房光线太暗,屋里还老有一股药味儿,怎么也去不掉,讨厌极了,我们一年四季都得开着窗户。我抬头看那窗棂,可爱的小蝙蝠们仍在飞舞,我伸出手去触摸,彼此竟如老朋友一般熟悉。亚君说,这院里只有这些蝙蝠还有些艺术价值,其余都没什么特色,明年我们这儿就要拆了。要在这里盖十八层办公大楼,那时你再来看看,比现在要气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