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孑遗，又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者，确立和坚守自己的文化品格是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救之途，也是价值实现之途。人文知识分子在对外界进行“人文关怀”之前，首先应该做的，是自我的“文化关怀”。
是健全的，甚至是卓绝的文化人格，最终成就了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
所以，登上灭一阁楼梯，余秋雨不断问自己：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确立了自身的价值坐标，中国文人才真正上路了。
在余秋雨整合文明的“碎片”，艰苦地进行他的“文化苦旅”的同时，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和张炜等发出了“抵抗投降”，“重振人文精神”的呼喊。他们以激烈的话语方式，就理想、道德、灵魂、人格、崇高、纯洁、价值、坚持、心想、宗教、抵抗等人文精神的构成元素展开议论，把精神“围困”与精神“突围”的冲突上升到人文知识分子的生存层面。
“灵魂的救赎”成了韩少功们的话语主题，对“激情”、“血性”、“灵魂”的推崇，是他们灵魂救赎的题中之义，他们对人文环境中“政治功利主义”转向“经济功利主义”有深刻的反省--金钱也能生成一种专制主义，决不会比政治专制主义宽厚和温柔。这种专制主义可以轻而易举统治舆论和习俗，给不太贫困者强加贫困感，给不太迷财者强加发财欲，使一切有头脑的人放弃自己的思想去大街上起哄，使一切有尊严的人贱卖自己的人格去摧眉折腰，中国文人曾经在政治专制面前纷纷趴下，但愿今后能稳稳地站住。
（《无价之人》）韩少功们认为，在爆炸似的资汛增量中，要抵御工业技术对人的异化与奴役，就是要坚持精神的个性、原创性和真实性；人文知识分子要放弃对“道义”和“诗学”的任何怀疑，捍卫“道义”和“诗学”的纯洁，坚守心中的“道义”和“诗学”，坚守精神至上的价值观。这种捍卫，在张承志那里达到了极端化的姿态，他宣布“以笔为旗”，把“清洁精神”--道德理想主义，像宗教信仰般地，坚守到生命的终极。
韩少功们的散文，其文化意义在于：在20世纪末的文化转型期，面对“经济功利主义”的人文精神的挤压，以近乎宗教般的情绪做了激烈的抵抗，唤醒了人文知识分子对精神理想的坚守与捍卫，在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重构中具有重要意义。巴金的《随想录》代表着文学从“政治功利主义”的围困中突围；韩少功们的散文，则代表着文学从“经济功利主义”的围困中突围。
但是，韩少功们与余秋雨一样，只是解决了人文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自我立身和自我的精神关怀、人文关怀问题，对世道人心的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他们还未顾及到，或者只是摆出了一种姿态，尚未全面展开。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或“精神功利主义”，使他们的文化人格上缺少了必要的政治理性、社会理性和文化理性；他们的偏激与褊狭消减了对外关怀的能力，他们需要后继者承继他们的责任与使命。
进入20世纪90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反思意义的散文著作。以邵燕祥、韦君宜为代表的一代老作家，以痛切的亲身经历写作了一大批有关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的心血之作，包括《牛棚杂记》（季羡林）、《狱里狱外》（贾植芳）、《人生败笔》（邵燕样）、《走出混沌》（从维熙）、《大跃进亲历记》（李锐）、《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朱正）、《思痛录》（韦君宜）等。这批著作的问世把“反思文学”推向了极致，他们从“道义”和“良知”的根本层面对20世纪中非理性的社会文化做了义无反顾的剖析与“清算”。他们的反思比巴金严重是深刻，他们的“抵抗”比余秋雨、韩少功们来得彻底：他们从对客观的历史评判与反思，走向了深刻的精神内省。20世纪末的“反思”散文，通过写作主体对客观历史的“非功利审视”，完成了深刻的精神内省，对社会理性、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的建构发出了肺腑之音；并通过通透冷静的话语态势打破了思想禁区和文化壁垒，开辟了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文化空间，建立了“人本位”的思想文化基础，为多元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极其宝贵的条件。“反思”散文的大量出现，标志着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末业已走向成熟，开始有了独立的文化人格。这便是“反思”散文的文化意义。
深刻的文化反思背后，是呼唤建立更科学、更理性的新的思想与文化。而“反思”散文虽然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深刻的内省意识，但终究带着旧体制的思想文化烙印，靠其本身还不能产生跨世纪的全新的思想与文化，这一历史使命便宿命地落在了以“新文人”为主的新的思想文化主体上。
“新文人”这一概念是祝勇首先提出的。因为“新文人”身上具有有别人传统文人的诸多质素，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广大人文知识分子的认可。“新文人”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思想解放、世界文化空前活跃地碰撞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兼具了学人和作家气质的写作者，主要以撰写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随笔为他们的话语方式。他们大都受过系统教育，有深厚的先天学养，具有吸纳和承接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的能力。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以血泪开辟的文化空间为他们提供了自由发展的土壤，使他们不再为“立身”问题而惊魂不定，而有更多的精力审视和研究社会文化的态势与走向。
他们对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有清醒的认识：“一元”社会在逐渐消解，多元的经济毕竟要带来多元的文化；所谓人文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正是意味着文化从“权力话语”和“经济话语”中解放出来，摆脱依附，变成具有独立品格的话语体系。因此，文学回归于文学，人文知识分子获得了更广阔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们的人文操作可以全然取决于心灵的取向，于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现实的关怀成为可能，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落是不必要的。同时，多元的文化空间，是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它不被任何一种文化力量所垄断，它是多种社会文化的集合体；那种“文化沙文主义”是违背文化理性的，是站不住脚的。社会文化正是在多元文化的互动中，共同构建的；不同文化之间需要的是相互的学术关怀与文化关怀，而不是文化霸权，更不是“精神功利主义”。
所以，以李书磊、伍立杨、王开林和彭程为代表的“新文人”散文写作群体进入20世纪末的话语空间，便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高度的文化自觉，超乎功利的智者心境，广泛包容与吸纳的学人胸怀，关注社会与人心的赤子性情，构筑崭新的社会文明的责任关怀，生机勃勃地活跃在文坛，为20世纪末相对冷寂的文化空间注入新的激情。他们的散文，承载着鲁迅传统和胡适传统的双重投影，介乎现实关怀和人文（学术）关怀之间；既有生命的激情，又有学理上的沉着，既有独立独行的现实批判，又有固守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传达出“金石般的心灵之声”。他们作品数量之多，文质之高，在文坛引起极大关注和震撼。用刘心武的话说，“新文人”的散文成就获得了文化人的“符号价值”。
所以，“新文人”散文的文化意义在于：它使五四文化运动以降构建的现实与文化双重关怀的散文精神终于得以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平面的回归，而是融入深刻的社会理性和文化理性之后的重构。它将以健全、独立、宽容和自觉的文化品格，成为跨世纪文化的话语主体。
回眸20地纪中国散文，笔者感到了苍凉与悲壮--20世纪中国的散文精神，就是20世纪的中周文化精神；因为每刮中国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关口，都是中国散文寻求到了立身和前行的路径；中国散文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光荣与梦想。
2.“新文人”论
正如刘心武先生所说，“新文人”是20世纪末一个值得重视的写作群体，是20世纪巾国文坛一群姗姗来迟的主角；其独特的写作视角、强劲的创作势头和丰厚的文学成果使其成为文坛最耀眼的一道风景，显示出极其独特的价值。但“新文人”的写作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除了文学整体地退出社会的中心话语的原因之外，“新文人”创作的理论建树不足，或从未形成自觉的理论关怀，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一、“新文人”及“新文人现象”
“新文人”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祝勇提出来的。他主编了一套上下两大卷的《声音的重量--中国新文人随笔》（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让“新文人”集体亮相，并在序言中对“新文人”的概念给以初步界定：“所谓‘新文人’，是指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中国思想解放、世界文化空前活跃地碰撞的大背景成长起来的一代兼具了学人和作家气质的写作者，主要以撰写具有浓厚文化内涵的随笔为主。”他还说：“不同于那些在‘文革’前甚至1949年以前便开始文化学术生涯的老辈文人，他们大都是在80年代的开放氛围里完成学业，逐渐形成各自的思考方式，并在90年代的人文语境中成为不可回避的话语主体的。”他还指出，“新文人”是以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主体，少数出牛于50年代中后期的随笔作家和少数出生于70年代的思想早熟者，因其写作气质的接近，亦可归人此类。
祝勇对“新文人”概念的界定，虽然是初步的，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以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主体的新锐创作，近年来广泛活跃在各种思想文化及文学艺术报刊上，以新奇的视角、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犀利的语言、广博的学识、灵通的信息冲击着沉闷的文坛，其文字所表现出的独异的特质极其鲜明地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类文章，令人瞠目与惊警。这在创作界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愈来愈引起文坛内外的关注与重视；所以，“新文人”概念的提出，便有了理论上的意义。
但祝勇的观点多少还带着一点感性色彩，还应进一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进行学理上的概括。通过系统地研读“新文人”的作品，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
所谓“新文人”，他们首先是读书人，他们博览精思，立足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与文化；他们的读书不只是为了学问和自身的受用，而是更敏锐更深刻地认识和观照现世的社会与人心；他们既保留了一份安享于“时间深处”的读书人的纯粹，又保持着对书以外纷纭人事的清醒审视与独立独行品格。他们是人世者，在他们的笔端，既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刻的批判精神，又体现出崇高的社会责任和迫切的建设意识。他们主要以撰写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的散文和随笔的形式，表达着对社会人与人心的文化关怀、思想关怀与现实关怀。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与作家，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是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思想解放、世界文化空前活跃地碰撞的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兼具了学人和作家气质，打着历史与文化双重烙印的，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跨世纪的思想者和写作者。
“新文人”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对此，祝勇和刘心武都有生动的论述。祝勇认为：“新文人”随笔介于现实关怀和学术关怀之间。有情感的冲动，发人未发之声，亦有学理上的沉着，独守着‘时间深处的孤灯’，专注于冷寂的书斋；有孤愤，亦有闲适。很像弘一法师绝笔所书的：‘悲欣交集’。‘新文人’身上承载着鲁迅传统和胡适传统的双重投影。在人格上具有现实关怀与学术关怀两重性。有趣的是，这批人能够将这两重性交融在一起。一方面，固守着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肩负着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又努力地冲击着现实的困囿，传达出‘金石般的心灵之声’……（刘心武、祝勇《以笔为泉，以文润魂--关于“新文人现象”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