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对一种复杂文学现象考察的提纲
一、从文学史看文学形式演变的根据和意义
过去，由于人们较多地注意到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受内容制约这一方面，而且或多或少地受到“质胜于文”和“先质而后文”这种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因此对文学形式问题往往重视不够，对文学形式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美学形态也研究不够。
其实，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内容的形式或没有形式的内容，都是不能存在的”。（别林斯基：《论人民的诗第一篇》）形式固然离不开内容，是为内容所决定的，是内容的载体，但它又不是消极地表现内容的，它对内容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它不仅同内容相表里，而且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可以作为作家美学观点的一种表现形态来研究。诚如周扬同志所指出的：“各类艺术的形式，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的连续性，是多少年延续下来的，形成了群众一定的欣赏习惯，这些习惯往往是根深蒂固的。一部文学史、艺术史，可以说就是艺术形式的发展史。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各类艺术形式适应时代和思想内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历史。时代前进了，艺术形式也不能不有所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也不能脱离它原来的历史联系。不研究艺术形式的变化和发展，就不能探讨各个时代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关系的变化，也探讨不出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周扬：《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在这里，周扬同志对艺术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研究艺术形式变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作了精辟的阐述。而只要对我国的文学发展稍作回顾，对此就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这里，我无意系统地描述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文学形式演变的过程；那样做，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我只想举出文学史上的两个例子一魏晋南北朝文学和五四新文学运动，即可以看到文学形式演变对文学发展的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从经史中剥离出来，也可以说是从作为经、史的附庸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经国之大业”和“不朽之盛事”。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第一次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促使文学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七言诗的诞生和流行，还有乐府诗的发展；沈约等人对声韵格律的潜心研究为唐代盛行的近体诗打下了基础；陚由铺陈状物的大赋而抒情言志的小赋的演变；散文中的文与笔之分，文体林立；小说中志怪与志人两大类别的确立，等等。这一切，让人感到眼花缭乱。但是，应该看到，这种重视文体的意识和文学形式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不错，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中的确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但是把重视文体的创造统统斥之为形式主义，看不到文学形式的演变对文学发展的意义，也是片面的，至少是不公允的。再来看看五四新文学运动。当然，把这次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学运动仅仅看作是文学形式的革新运动是片面的，是对这一文学运动的贬损，但是也不能低估其文学形式变革的积极意义。打破旧诗格律的镣铐，以生动活泼的口语入诗及以散文入诗的新诗体的诞生；话剧（文明戏）的引进；以《狂人日记》等作为开端的白话小说的盛行；还有迟到三十年问世的报告文学一这种文学形式上的剧变是具有革命意义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种与文学内容变革相适应的文学形式的变革，五四新文学运动就不可能是全新的，也不可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从魏晋南北朝文学和五四新文学运动来看，文学形式变革或演进的根据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学观念的变化，尤其是作家这个创作主体审美观念的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或者说是主观的根据。第二，内容与形式的不相适应，或者它们之间矛盾激化，例如，五四新诗运动的发生，新诗体的诞生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新内容与旧形式矛盾尖锐，不能相适应，于是需要创造一种与新内容相适应的新诗形式。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是推动文学形式不断演变的动力。第三，外来文学形式的影响，给作家们提供了文学形式创造的更广的参照系，这也是推动文学形式变化的一个客观因素，或者说是外因。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外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至于说到文学形式演变的意义，除了新的形式能够更好地适应和表现新的内容外，就文学形式本身来说，不断地变化和创造，也可以使某种文学形式更加丰富、更加完美起来。文学形式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连续性的，周扬同志关于“一部文学史、艺术史，可以说就是艺术形式的发展史”的论断，讲的也正是文学形式演变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文学形式的演变，虽然没有呈现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文学形式那种剧变的态势，而是采取一种渐变的形式，但是其变化仍然是很大的，所创造出来的新的形式也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可以说，这十年中文学形式的变化大大超过以前几十年间的变化，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史上文学形式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这固然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诸如文学观念的开拓所带来的文学创作主体意识的加强和审美观念的变化，外来文学形式的影响和被吸收融化，文艺方针调整后给作家们带来的更加广阔和自由的创造的天地，各种文体或各种艺术门类的相互渗透和融化。这些，都使新时期的文学形式有可能发生更大的更深刻的变化。在回顾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十年的历程时，不能不注意到文学形式的这种较大的变化，并总结其已经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近些年来，评论界有些同志正在呼吁并致力于文体学的研究，虽然成绩还不够显著，却是对新时期文学形式演变研究的开始，是值得注意的。
二、新时期文学形式演变的三大趋向
总观新时期文学形式演变的趋势，其中有三种主要趋向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传统文学形式的继承与改造。
在考察新时期文学形式的演变时，人们也许较多地注意到对外来新的文学形式的采用和吸收，注意到一些所谓“先锋性”或“探讨性”的作品，这当然有其道理。但是，我以为还是要首先考虑一下对传统的民族文学形式继承和改造的情况。这方面容易被忽视，却是忽视不得的，因为这方面的确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新的趋向，并取得了新的成就。
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的继承与改造问题，鲁迅早就指出：“旧形式的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他又说：“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在这里强调的是，对旧形式（民族形式）在采取也就是继承时要注意“删除”和“增益”，并由此创造出包含民族形式精华的新形式。继承中有变革和创造，这才是对待民族形式的正确态度。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强调文学形式的民族化，也出现了诸如四十年代在解放区问世的赵树理的小说这样被公认为具有民族形式的作品。但是，我认为，在对待民族形式上，往往是继承多，而改造和变化则不够，于是，鲁迅所希望的那种经过“删除”和“增益”的新形式也就不多见了。而新时期的文学，在对待民族形式上则注意到在继承中的变革与创造，注意到将民族形式的精华“溶化于新作品中”，于是“化”出了初步的结果。
小说创作中民族形式的继承与改造的成果似乎突出些，这方面人们首先注意到这么两类作品：一是继承自《世说新语》直至《剪灯新话》、《阅微草堂笔记》等明清笔记小说这一民族形式的“新笔记体小说”；一是从宋元话本直至明清章回小说吸取艺术养料，并对艺术形式加以改造的“民俗小说”（或者传奇小说）。
在被称为“新笔记体小说”的作品中，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汪曾祺以他的故乡苏北高邮地区为背景的“高邮系列”，例如《受戒》、《大淖记事》，以及稍后的一些人物素描式的小品如《故里三陈》、《异秉》、《岁寒三友》等，这种人物素描式的小品更具有笔记小说形式上的审美特征，因而更是“新笔记小说”的代表作。此外，林斤澜前几年回到故乡温州写出的以温州地区变革时代为背景的“矮発桥系列”，贾平凹这些年陆续发表的“商州系列”中的短章，何立伟的“绝句式小说”，还有寻根作品的一部分，如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韩少功某些表现寻根意识的短篇，都被列入“新笔记体小说”。其实，就艺术形式的审美特征而言，陆文夫短篇小说中属于小品的一类，例如《圈套》、《秋风起》、《放羊》、《天时地利》以及《围墙》等等，也可以视为“新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作。那么，这种“新笔记体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具有哪些审美特征呢？汪曾棋在《桥边小说》的《后记》中说：“这样的小说打破了小说和散文的界限，简直近似随笔。结构尤其随便，想到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这样做是有意的（也是经过苦心经营的）。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这段话，可以看作是汪曾祺“新笔记体小说”的艺术宣言，也很能概括这类小说的文体特征。如果粗略地说来，新笔记小说大致有以下特征：不太注意情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只写一个人或数人的片段，或对某一个人物作粗笔勾勒的素描，或写某些生活场景；篇幅短小，也不注意结构的缜密和完整；大多借题发挥，言近旨远、微言大义，具有诗化、散文化或哲理化的特点；语言简洁洗练、富于幽默感，或淡泊疏朗，或含蓄调佤，显得潇洒自如，有的语言还融入文言成分，追求一种典雅的美，如贾平凹的一些作品，等等，可以看作是“新笔记体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共同的审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