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两手空空的在逃男犯人，一个是身无分文的无业女青年。两个人勾结起来，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竟流窜于浙江、湖南、福建、广东、上海等十五个省市，仅凭两片嘴皮子，就先后骗了四十九个人。共骗得人民币三千二百七十余元及手表、衣物等，大吃二喝，挥霍一空。
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得逞呢？
被他们骗的四十九个人中，有解放军干部和战士，有旅店经理和普通职工，有知识分子和不识字的农民，还有行政科长和人保干部……
他们又为什么会受骗上当呢？
当两个罪犯被捉拿归案后，我收到了受骗者寄自各地的信。读着这些来信，不能不引起我的忧虑和沉思……
？昆明来信？
我是在曲靖开往昆明的火车上认识了这一对男女的。他们当时自称是浙江平阳县竹器厂的。男的说是采购员，叫高杰；女的说是打字员，叫高明。这次原是到他们爸爸那里探亲，返回浙江途经贵阳时，钱包被偷了，无法回去。因高明的男朋友的爸爸在昆明空军司令部，才临时改变主意来昆明的。他们将随身携带的竹器厂的介绍信拿出来让我看过。
到达昆明后，他们就详细说出了他们所谓家属的身份：他们的爸爸是成都什么军事学院的院长，高明男朋友的爸爸是昆明空军的司令员，还有个叔叔是东海舰队的副司令等等。
他们以空军司令不在单位，要在昆明等他回来为理由，以他们的钱包被偷为借口，以答应帮我调到他们的高干爸爸所在部队为诱饵，先后两次通过我向部队借去现款二百二十元。
为了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我还用部队的空白介绍信给他们开了一个证明：
“兹有我部干部亲戚路过探亲，请给予食宿方便为盼。”
后来，他们就无影无踪了。
现在想想，除被骗走现金外，我没送过他们什么东西，也没接受过他们的任何东西。只是他们临走时，忘在我处三件破旧物品：一条旧围巾，一顶破旧棉帽，一条破绒裤。现随信附上。
信阳来信
我是在退伍回乡的路上，在贵州安顺军人食宿站认识高杰的。他在站里常闹肚子痛，引起了我的关注。他说他是从昆明来，到北京去的，途中被小偷偷走钱包，现在不能走了。他告诉我，他爸爸是空军副司令员，正在北京开军委扩大会，所以挂长途也找不到，向单位挂长途又挂不通，真急得要命。说着，将他持有的部队的介绍信给我看。我立刻产生了怜悯之心，决定将自己仅有的一百六十元退伍费，拿出一百四十元来接济他。他一再表示，一到北京就把钱寄还我，并且说，我是退伍军人，回乡没工作，他让他爸爸给我找个工作。为此，他颇神秘地告诉我，回乡后千万不能当什么大小队长，否则调动不成。
可是，自安顺分手后，几个月也无他的音信。我按他留的地址去过不少信，都被邮局原封退回。我这才明白受骗了。可怜我，因为把钱给了他，回到家身上只剩了八分钱，在途中还饿了两餐饭。回乡后乡亲们都认为我在外面当兵，一定有钱，纷纷跟我借钱，弄得我有口难辩。
当时我看他穿的是一双烂皮鞋，也怀疑过他不象高干子弟。可他对我说：“我爸对我历来要求很严，叫我养成朴素的习惯。高干子弟要特别注意影响。”他这样一说，我又打消了怀疑。结果受骗上当。
最后，我向公安局提一点要求，不知可否。在公开审理此案时，请你们最好不要提我的姓名。我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青年，这件事毕竟不是件好事。我感到耻辱。
？枣庄来信？
那一次我是去杭州购茶叶。一天下午，我在杭州火车站附近的小市场逛着玩，发现一男一女商量着买皮鞋。当时我好心，插话说：“这鞋不好看，是过时的样式。”这时女的就说：“我父亲原在山东省军区工作，现在调到东海舰队，有病住院了，拍电报来家里，我和我哥哥就去看他老人家。我们现在回济南，因没到过杭州，听说杭州风景好，半途下车逛杭州。今天中午，我们在饭店买好饭，哥哥一人端不了，我就把书包放在桌上去端饭，回来发现书包被人家偷了，里面都是钱！我们报告警察也没找着，急得我只是哭，饭也没吃。我们的钱都被偷走，只剩下身上穿的这点衣服。我哥哥把外边穿的一件黄军装，卖给了一个市民，讲好五块钱，到给钱的时候只给四元。这不，只好拿着这四元钱，买一双孬点的鞋。只要穿上鞋到了上海，我们就有办法了，我父亲有好几个老战友都在上海工作。”
我听了他们的诉说后，当时就给了他们五斤全国粮票，叫他们买点饭吃。他们很受感动，我也觉得助人为乐是好事。那个男的拿出一封介绍信给我看，我看到信上写着高义文，还盖着五、六个解放军的公章，签满了字，转这个部队，转那个部队的。那个男的说：“我父亲高义文是山东省军区炮兵副司令员。”我信以为真，就说：“我家也住在济南，咱们住得很近。我的钱也不多了，就给你们十元，你们快买两张到上海的火车票，到上海去想办法吧！”这时那个女的就给我留了地址，说到家就把钱给我送来。
可到现在也无音讯。
我给山东省军区炮兵司令部写过两次信，问他们是否有高义文副司令员。回答是没有。我这才明白，他们是两个骗子。不用说，拿骗得的十元钱去饭馆饱餐了一顿。一气之下，我就把他们目的地址扯得粉碎。
这件事对我是个教训。按理说助人为乐是改变社会风气的好事，由于警惕性不高，反而成为蠢事，帮助了骗子，所以我今后不能再做“东郭先生”那样的好心人了。
？西安来信？
我是在单位对面的动物园路上认识的这一男一女。当时他们身穿空军军装，道貌岸然。由于我的小孩衣服上绣着“高红”两个字，那男的就主动上前逗我的小孩，并说：“你的小孩姓高，跟我同姓。我叫高勋明，是兰州军区政治处的干部，父亲是四川军区司令员高一波。”
这个自称高勋明的人告诉我，这次他和他妹妹高淑芹去东北料理他爱人的后事。他爱人是大学讲师，用脑过度，得了脑血栓，刚刚过世，只剩下一个孩子。
我一听，就挺同情。
这时，高勋明又说，组织上也很同情，所以让他以公代私去东北料理后事。他们路过西安来动物园散散心，可他一看见我和我小孩，就想起他的爱人和孩子。说着，眼圈儿都红了。
我们聊了一会，他告诉我，他们住西安军区招待所，去东北十余天就返回，问我需要什么东西。说着，提起东北的高压锅。当时，我正急需要一个高压锅，不过也没把话说死。他们却说他们一定给带来，问我在哪儿工作。我就说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楼上值班，楼下有人喊我，下去一看是他们。女的说，我们明天就走，你到底带不带高压锅。当时我高兴得忘乎所以，眼看若是两位军人，怎能不相信。一个解放军干部，又是高干子女，为三十块钱还值得骗人？我就上楼借了三十块钱给他们。因为请人家带东西，不给钱不合适。那男的还推辞了一番，到底收下了。女的还当着我面要打长途电话，给她的父亲，说买飞机票的事，表演得别提多真了。比真的还真！
我当时对他们是既同情，又信赖。别提多傻了！
谁知，第二天早上，女的又来了，说：“大姐，太对不起你了！我父亲电话打不通，飞机坐不成了，我们只好改坐火车。东北冷，我出来没带多少衣服，你能不能再借给我点钱，买件厚衣服用。当时我东拼西凑，费尽艰难又给她凑了三十块。她拿上钱就走了。”
十天后，他们从东北打来长途电话，说由于感冒，不能按期返回，请我原谅，并说高压锅已经买好了，可能会托人连钱一块儿捎来。我就告诉我爱人，如果我不在家，有人送锅和钱，就收下。
准知一等就是一年，我才明白上了当。我爱人为此跟我吵了好几回。因为，六十块钱虽不多，可挣来也不易啊！我们有小孩，又有老人，日子过得紧上又紧。这六十块钱，我还了三个月才还清。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我都非常恨！义恨他们又恨自己。这只能怪自己太幼稚，社会经验不少，哑巴吃黄连啊！
兰州来信
那天我和妹妹到甘谷去看望哥哥，在返回兰州的火车上，认识了高杰。当时他提着一个黑皮包，里面还装了两个白兰瓜。他问我们旁边有人没有，我们说没有，他就坐下了。他问我们在哪儿工作，我就说我是社员，我妹妹是社办工厂的工人。他说他是成都空军司令员的儿子，在北京陆军医院做设计师，我当时多了个心眼，为什么高司令的儿子不穿军服？而且裤子也不合身，肥得要命。就没再多说什么。
列车走了几小时后，他把白兰瓜拿出来让我们吃，我们就吃了几块。他又有意无意地从黑皮包里拿出一个盖着部队公章的介绍信，在我面前一晃，不等我看清，又装回去了。
这时，他说看我妹妹忠厚老实，要给我妹妹找个对象。我说我妹妹就想要个军人。他就说他有个表弟是成都空军的飞行员，还是个队长，想介绍给我妹妹。我真是脑子简单，觉得妹妹找个飞行员太好了，就答应了。可妹妹一直不开口。
到了兰州后，我们就分手了。可第三天他就到我们家去了，说我妹妹的事成了，还给了我们一张军人的照片，说是他表弟。更令我们深信不疑的是，他说他表弟马上就要到兰州。我们送他出去的时候，他到附近一个部队招待所挂了一个长途，说他是成都高司令员的家属。
他到打电话的房子里大声跟对方说：“你的事情让我怎能代为？还是你自己来吧！喂，你明天来吗？啊？来？开飞机来？好，我在军区招待所等你。对，我已经见了人啦，挺好，老实。她们姐妹俩都老实忠厚。喂，你来的时候跟我爸要点钱，我来兰州路上让人把钱包偷了，现在我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了。衣服也让人偷了，再给我带两套呢子军装来。好，就这样了！”
放下电话，他就告诉我们，明天他表弟就开飞机来兰州，让我妹妹在家等着。我们说，刚才都听到了。他说，是啊，长途电话不大声讲对方就听不见。之后，他突然说，“我现在身上连包烟钱都没了，你们身上带了，就借一点给我，明天我就有钱了！”对他明天就有钱这话，我深信不疑，就把身上带的二十块钱给了他。他就告辞了。
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过了几十天，我妹妹告诉我，后来高杰带了一个女的到了她的厂子里，说得天花乱坠，又把我妹妹骗了一大顿。具体怎么骗的，妹妹也不详细讲，就说从她那里又拿走五十块钱。
唉，这事说起来真让人不敢相信。可的确就有过这么一件事，让我永远当做教训！
好了，原谅我不能一一引出这些来信了。让我抄出这样一句话，赠给这四十九个受骗的人以及我这篇笔记的读者们，这是捷克斯洛伐克革命家优？伏契克在他所着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中说的最后一句话：
“善良的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可你们要当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