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宪法上都讲了，公民有言论自由，现在说什么话也不犯法。特别是一些年青人，“自由”得没边，不分场合，不知深浅，不计后果，张口就说，顺嘴就讲。甚至以敢在众人面前放肆地发表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而得意洋洋，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思想解放”。
我要提醒这些人，如此理解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是错误的，发展下去也是危险的。
因为，在任何时候，党、国家和人民，都不会给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以自由的。
这样理解“思想解放”，前景令人担忧。
信分真假
夜深人静。
她从来上爬起来，听听隔壁屋里的家人都睡着了，就轻手轻脚地摸下床坐在桌前，拧亮台灯。
她很快就写了一封信。
看上去，这是一封平安家信，里面说的都是一些家常话。
可是，当这封平安家信写完了之后，她却把信纸翻了过来，在桌上铺平。
她从抽屉紧里边掏出一个神密的小黑纸盒。打开纸盒，从里面取出一个小量杯，又取出花生米粒大小的一块白豆腐乳。她把白豆腐乳放入量杯，加入五毫升的水，然后用筷子捣碎白豆腐乳。
量杯里的清水很快变得混浊了。
她用沾水笔沾着这混浊的白豆腐乳水，开始在平安家信的背面写字了。
她才写了几个字，手就不由得颤抖起来。
因为，这不再是平安家信了，而是特务情报。
她愣了片刻，看到刚刚写完的字干了以后，纸上什么痕迹也没留下，心里才稍稍平静下来。
她又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书，翻到了三十五页。这份情报除了可以写在家信的背面，还可以用白豆腐乳水写在任何一本书的三十五页的空白处，然后将书寄走。她想了想，又将书放下，还是决定写在家信的背面。
她写完了情报后，按照联络地址，在信封上写了“东京都目黑区目黑邮便局私书箱太阳产业株式会社”，又随便写了一个收信人的名字，就将情报装了进去。
信还没寄出，可她的心，却早已经从北京的这条僻静的小胡同里，飞向了那闪着五光十色、令人跟花了乱的霓虹灯的东京。
人分敌友
她出身在一个革命干部的家庭，今年刚满二十四岁。一年前的春天，她随去日本定居的丈夫到了日本，自费留学。
能到国外去生活，这是她朝思暮想的。
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而自己的祖国呢，又贫穷又落后。她所看到的，都不顺跟；她所听到的，都不随心。她认为自己不但知道很多所谓“核心机密”的小道消息，而且博览广阅，对任何事情都有一套独立的见解，是一个最彻底的“思想解放者”。因此，在国内的时候，她嘴上就没站岗的，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张口就说。人越多的场合，她越敢说，并以此为荣。领导和同志们对她的提醒，她不但当成耳旁风，还讥讽提醒她的人是“老左”。
到了国外后，她更认为到了一个言论彻底自由的地方，不分场合，不问对象，只要一见到会说中国话的同学，谈不上三分钟，就把她那一套“独立见解”全盘托出，添枝加叶地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攻击。一遇上与自己有同感者，就更加没边没沿，把国内暂时的困难夸大到无穷大。
在国外那样复杂的生活环境中，她这样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连“人分敌友”这样一个极普通的道理都不懂得。
很快，她的“思想解放”就受到了居住在当地的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注意。
一天，一个平时跟她最谈得来的同学欧阳东，带了一个叫张智的朋友来找她玩。欧阳东明确地告诉她，张智是从台湾来这里留学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她听罢，竟然说：“台湾来的怕什么，现在在大陆，谁的爸爸是国民党的将军，比共产党的高干子弟还吃香呢！”
于是，三个人在一起畅谈起来。谈着谈着，张智对她说：“我们都是年轻有为的一代，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繁荣昌盛，为什么不可以把在海外留学的观点相同的同学都组织起来，既不受共产党的指挥，也不受国民党的支配，搞一支第三势力呢？”
这个反动的论点，她听了不但不感到可怕，反而感到很对心思。
她哪里知道，这个宣传“不受国民党支配”的张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练的国民党特务呢？
道分正邪
她的思想变化和交往的复杂，引起了她丈夫刘留的深思。刘留感到，她再这样下去，很可能误入歧途，走上邪道，毁了终生。于是，刘留提出让她回国去。
根据所在国的法律，刘留是她在国外的保证人，每年都必须去办理一次延期居住的手续，她才可以年复一年地留在国外。
刘留决定不再给她办延期居住的手续，迫使她回国。
眼看着在国外生活的美梦要破灭了，她恨死了刘留。她想，与其回国，不如拚个鱼死网破，也许还能杀出一条血路，留在国外。这就必须去求助于人了。
当她主动把自己的处境告诉欧阳东时，欧阳东立刻说：“张智可以帮你的忙，我们去东京找他。”
就这样，她离开了他所落脚的小干谷市，离开了丈夫，来到了东京。
张智说：“我可以为你想办法办延期手续。不过这样一来，你就不便回小干谷市了，必须在东京等着。如此，你要家分两地了。”
她说，“分两地就分两地。大陆分居的人多了，成千上万！实在不行，我就跟刘留离婚！”
可是，离开了丈夫，就断了生活来源。在日常用费惊人的东京，她吃什么，又住哪里呢？
张智笑着对她说：“这一切都不必发愁！我们成立一个第三势力的‘新中国党’，你不是早就拥护第三势力的主张吗？你只要参加这个党，为党工作，你的一切费用就由党来解决！”
事到如今，她还有什么道路可以选择呢？
就这样，她参加了“新中国党”。这个所谓第三势力的党的入党誓词是“为推翻共产专制努力奋斗。”这不明明就是一句反动口号吗？可是，因为她平时太“解放”了，以至拿到这样的入党誓词宣誓，还以为这跟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是两回事！
一入“新中国党”，张智立刻为她租了每月房租为二万五千日元的公寓，而且，为她付了第一次要付的十二万五千日元的保证金。
用张智的话说：“怎么样，党给你的见面礼够重的了吧？”
礼分轻重
的确，这个礼够重了。
可是，这样重的礼，“新中国党”能白送吗？
她一住进这幢豪华的公寓，张智就给她布置了两个任务：
一是发起成立“中国留学生同学会”，让她以此团结观点相同的同学，伺机发展他们加入“新中国党”；二是让她多与在国内的同学朋友通信，通过这些信件，了解一些国内的简单情况。
至此，她都不明白，她已经干起了特务活动。可见她的“思想解放”真是“解放”得太远太远了。
她为“新中国党”工作得虽然很出色，但延期居住的问题却一直没得到解决。眼看居住要到期限了，总不能躲在东京成为一个没有合法居住身份的黑人吧？
为此，她日夜焦虑，几次找张智催问。
终于有一天，张智喜形于色地告诉她，问题有解决的门路啦，“新中国党”已经为她选择了一个大学并重新找到了一位保证人。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彻底甩掉刘留，重打鼓另开张了。不过，这个手续得由她回国去办理。
要回国办手续，往返路费可是一笔惊人的开支。
不料，张智笑嘻嘻地告诉她，往返机票“新中国党”已经为她准备好了。不但路费有了，而且还为她准备了一笔生活用费。
她表示很吃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得到这样优厚的待遇。
张智告诉她：“因为你现在的身份不同啦！我现在正式通知你，由于你工作出色，你已经提升为党的副书记了！做为党的副书记，你应该得到比这更优厚的待遇。不过，党尚在初创阶段，也只好委曲委曲了。如果此次回国手续办成了，你先取得自费留学的权利。毕业后，我们再帮助你定居日本或美国。”
听到这个消息，她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张智说到这里，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不过，要得到往返飞机票和生活费用，你得办个小手续，在这上面签个字。”
她不以为然地接过纸条一看，大吃一惊！
只见纸条上写着：
“我自愿参加中华民国的反共工作。”
“啊？”她冲张智瞪大了眼睛，“你……”
张智笑道：“副书记同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实话告诉你吧，你我都是为台湾政府做事，这和你一贯的‘独立见解’是完全一致的。你已经干了，而且干得很自然，很出色，你就继续干下去吧！想不干，也行。不过，下一步你怎么办呢？眼看你就成一个黑人了，一天也混不下去了。再说，你所干的这一切，我们写成材料，只要往你们大使馆一寄……”
听到这里，她傻眼了。
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事到如今，与其不干，还不如干！
曲分始终
于是，她冲张智点了点头。
张智当即拿出了往返飞机票和三十万日元的生活费，交给了她，并且说：“我现在受局里的委托，正式通知你，你的特务化名叫林琳，代号3831。你回大陆后，我们会通过短波呼叫你的代号，跟你联系。你此次返回大陆，以办理自费留学为掩护，积极活动，最少要发展四名你认为合适的人加入‘新中国党’。同时，要详细收集以下六个方面的情报，及时用密写向我们报告……”
接着，张智详细向她交待了收集情报的内容和密写方法。然后，又送她一架收录机，让她用来接收呼叫信号。
她就是带着这样的特务任务，心惊胆战地从日本成田机场起飞，于当天下午一点到达北京。
她又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土地上，回到了生她养她的父母身边。可是，谁能想到，她的心，早已背叛了白发苍苍的父母和生她养她的土地啊！
她从兴高采烈地离家出国，到忐忑不安地“满载”而归，其间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这一年多的时间，在人生的交响乐中，也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
这段插曲起得那么突然，出人预料；
这段插曲又结得那么迅速，却在人预料之中--
因为，一切与党，与国家，与人民为敌的人，下场总是可耻可卑的！
她也绝不会例外。
就在她寄出情报后不久，公安人员就带着手铐和逮捕证，出现在她的面前。
接下来，就是她坐在预审室里，痛哭流涕地要求重新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