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的普通高校招生都是在七月份，大概考虑到天气太热，每年都有考生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高温会晕倒在考场上，所以高考就提前到六月份。这样一来，高考和中考就挤在了同一时间段。新闻媒体又有事干了，趁此机会对高考和中考大肆炒作，今天说为给应届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复习环境，全市基建施工一律不准出现噪音，明天又说有关部门已经公布，跑在马路上的汽车包括过往火车一律不准鸣笛。一时间高考和中考的考生成了这座城市里备受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一位考生家长在晚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说自己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3月入学，那时他还在农村插队，去高考的考场要跑几十里路，每天只在怀里揣几个玉米面饼子，一块咸菜，中午考完之后在等待下午考试的间隙，就坐到柴禾垛背风的地方，一边啃玉米面饼子一边喝井水。那时那样过来的考生，现在也有很多人已卓有成就，有的甚至还对社会做出很大贡献。这位考生家长的意思是说，现在全社会都这样重视中考和高考，当然体现了尊重知识的文明程度，只是不要太过分，使孩子们还没走上社会就有了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优越感。但第二天就又登出一篇反驳文章，说如今全社会都如此重视中、高考还不仅仅是体现尊重知识，今天的学生就是我们明天的希望，现在我们有条件了，当然不能再跟“拨乱反正”那个特殊时期相比，这就如同一个家庭过日子，到什么时候就要说什么时候的话，要再跟二十年前相比人们连电脑还都没有呢，社会发展到今天，这样注重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这两篇文章一登出，如同激起了千层浪，一连数日晚报上连篇累牍都是讨论这件事的文章，街谈巷议也是此事，晚报发行量也狠狠提高了一大块。陶大林从这些文章的署名中看到了徐静宜的名字。徐静宜的笔名叫吴大示，也有时叫何苦，或冕强。后两个笔名从读音就能明白意思，只是前一个“吴大示”起得奇怪又不上口。徐静宜曾给陶大林解释，说“大”和“示”放到一起就是个“奈”字，吴大示，其实也就是吴奈。在晚报上这些讨论文章中，吴大示、何苦和冕强这些名字都反复再现过。陶大林渐渐才明白过来，徐静宜是自设对立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这大概是她临去新西兰之前为晚报策划的最后一件事。
随着中考临近，花园中学毕业班的“晚晚自习”越来越晚，经常要到十点钟以后，而早自习又要求学生六点钟必到。经济的力量是巨大的，花同中学现在有了钱，可以给毕业班的老师们开夜班费和早班费，班主任老师的补贴还要多，所以大家再累也都无怨言。陶大林觉得每天来回跑实在太累，回到家只是匆匆睡一觉，然后就又要来上班，于是索性就住在学校里。胡振中长年住学校，单位有一个房间，里边有两张单人床，就拉陶大林来跟他一起住。但陶大林只进去转了、一圈就又出来了，他闻到胡振中的房间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熏得人头疼。于是想了想，索性就在教务处临时搭了个板铺，在这边住下来。
几天以后陶大林才发现，原来胡振中想拉他一起住是有用意的。
钢厂那边终于研究决定，将花园中学旁边的仓库腾出来跟这边打通，讲好只能作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技能培训中心”基地，不准改做他用。钢厂方面申明，只要办培训中心、花园中学就可以将这块地方无偿地长期使用下去，仓库的院子不太大，院里只有两间数百平米的的巨大库房。何文庸和朱艳看了，觉得要把这两间库房拆了重新盖教室动静太大，投资也太多，最后就决定采取分割法，在库房里用隔音材料分割成数间教室，然后再分别装修。这样一来也就将专业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应聘就业型”，即专门为去公司或企业应聘培养技能，另一块则是“私营就业型”，比如学些裁剪缝纫电器修理之类的技术，将来可以领取营业执照搞私营。两块内容正好分别放在两边的库房。计划定下来，接下来就是具体实施，朱艳提出自己在学校这边事情太多，分不开身再去抓这事，想让胡振中具体负责。何文庸倒并不反对，说胡振中为人老实，平时又任劳任怨，让他负责也没什么不可以。但陶大林却坚决反对。陶大林倒不是反对让胡振中负责这件事，他是不赞成马上就动工。
朱艳说，尽快动工是企业那边提出来的，尽快搞完这一期培训班就可以在这边办了，既然是跟人家合作，当然也就应该尊重人家的意见。
但陶大林却说，现在毕业班这边正在紧张复习阶段，平时连只鸟我都不想让它落在学校里，这要是一开工整天轰轰隆隆的，学生们还怎么学习？
商量几次意见始终统一不起来，事情也就这样搁置下来。
胡振中接手了这项工作，自然是想早点开工，所以也就想尽一切办法做陶大林的工作。最后陶大林终于松了口，说我当然明白，培训班这边也是学校的经济命脉，如果实在需要马上开工，就尽量不要弄出太大的响动来。胡振中一听，这才马上张罗着开工。
何文庸来工地这边看了两次，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承揽这个工程的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施工队，而这伙民工说话的口音竟跟胡振中一模一样。何文庸想，这大概不是巧合，于是就把胡振中找来询问。胡振中这些天从早到晚跟那些民工滚在一起，样子已经也像了民工，头发梢上。顶着木屑，浑身上下都是脏土，耳朵上还夹着一根秃头铅笔。
他一走进校长室，立刻就带进一股刺鼻的工地气味。何文庸让他坐。他看了看墙边的布艺沙发，又看看白己的身上，就笑着说：“我……我这一身还是别坐了。”
何文庸取出烟来递给他一支，先问：“工程进度怎么样？”
胡振中说：“工期没问题，一个半月保证完活。”
何文庸忽然问：“这个民工队，你是从哪找的？”
胡振中飞快地看了何文庸一眼，然后才说：“是，嗯，是我们村的。”
何文庸没有表情地哦了一声。
胡振中说：“我们村……实在太穷了，他们找点活不容易，不过手艺都没问题。”
何文庸说：“你犯了个大忌，瓜田李下，这个俗语懂不懂？让你负责这个工程，你避嫌还避不过来，怎么能找自己村的人，这在大家面前还说得清吗？”
胡振中一下愣住了，看着何文庸说不出话来。
下午朱艳来找何文庸。朱艳说，胡振中找这个施工队她事先知道。
何文庸有些意外，就问朱艳：“我上午找胡振中的事，他跟你说了？”
朱艳说：“说了，胡振中心里挺别扭，好像第一次交他一件这样大的事就没办好。”
何文庸说：“这倒不能说是没办好，我找他来，只是想告诉他，以后再做这种事最好想周全一点，尽量不要让别人说出话来。”
朱艳一笑说：“你这想法他可不知道，别扭得中午连饭都没吃好，下午一上班就来找我，说要不行，就把这个施工队辞了吧。”
何文庸说：“这又何必，人家干得好好儿的，又没出什么问题，有什么理由说辞就辞了人家，我这样跟他说也是为他好，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朱艳说：“胡振中的家虽然离这个城市不远，但确实很穷，我听说他家里的经济条件挺困难，就把当年吴建强的一些衣服都给了他，可是从没见他在身上穿过，开始还以为他嫌样子太老，不爱穿，后来一问才知道，敢情都拿回家去了，说让他父亲和弟弟过春节时穿。”
何文庸听了有些意外。尽管他早知道胡振中家里困难，也没料到竟会这样。
朱艳又对何文庸说：“你知道胡振中每天吃饭吃什么吗？经常是米饭就咸菜，省下工资都寄回家了，不过他这人很可靠，在工作上绝不会手脚不干净，我之所以提议让他负责这个工程，也是看准了这一点。”
何文庸笑笑说：“我都明白，你不用为他解释。”
花园中学两项工程，一个毕业班迎接中考，一个培训中心基地建设，一进六月就都进入最后阶段。何文庸对陶大林说，前一阵没敢给他施加压力，现在可要说一句了，他已在局里当着全区的所有校长向夏副局长拍了胸脯，所以这届中考，可谓背水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