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李延国报告文学的风格特征呢？我认为，气势宏大，激情满怀，时常在艰难困苦中发现并表现人物的奋斗，在文明与愚昧的矛盾交织中展现愚昧的顽固和文明必然迈进的趋向，进而颂扬不屈不挠的性格，礼赞我英雄的国土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李延国报告文学鲜明的个性特征。也许，我们前面提到的几篇作品已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但真正把这一点表露得突出的还是《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和《中国农民的大趋势》。《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是为年轻人的站起而欢呼的作品。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一下子把泉城北郊的向阳化工厂烧成了废墟。百废待兴，群燕无头，怎么办？这时，年轻的小伙子周大江从废墟上站了起来，挑起了这个厂子领导工作的重担，并在以后的工作中表现十分出色，使一个近乎报废的厂子死而复生。李延国热情地为周大江的政绩张目，但又不无遗憾地指出，他只有从“废墟”上才能站起来。作者发问，“我们能不能不用‘火’的办法，让那些血气方刚的黄河儿女尽早站到时代的前列，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发问是多么令人深思啊！报告引滦入津工程的《在这片国土上》，更是一曲英雄主义的礼赞。当我们看到那许多新老战士为了工程顺利进展，不计私利，顽强施工，流血流汗，牺牲着自己的感情和生命的时候，心情总是难以平静的。尽管我们从这工程中也不断看到历史积习对一些人的影响，看到“文革”十年浩劫给社会，给人们精神上造成的创伤，但李延国看到的，更多的还是民养不灭的精神，看到在创伤和恶梦中振奋起来的民族性格。在有些人泼污水时连孩子也泼出去的时候，李延国却从引滦工作者身上看到了闪光的灵魂，看到了不灭的民族精神的发扬，并热情地给予礼赞，这使我们看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炽热的爱。李延国笔下的民族精神不是空泛的议论，而是通过具体形象体现的。人们至今也许不会忘记引滦工地上那些动人的场景吧，如那个在“文化大革命”的“夹缝”中生活过来，在工地上又把自己置于三米长、九米深、两面夹壁距离只有二十多厘米的混凝土浇灌面上，以人力代替震动器捣固从头上倾倒下来的混凝土的战士米满江；如战士们为了祝贺许冠群的新婚，在工地为他及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友阿园举行“结婚”仪式的感人情景；建军节晚上，几位战士以水代酒，为牺牲了的战友们进行祭奠的动人场面等。李延国从这些具体的、实在的人物事件上得到感悟，又借这些人物事件抒发自己的情感，不虚浮造作，极有力量。如果说小说家是可以通过虚构来完善自己的风格的话，那么报告文学家就是通过描写叙述和抒情来完成自己的风格了。离开了对被报告对象的真实描写和独到的认识感触，就谈不上报告文学作家风格的存在。我们也正是从李延国对生活人物的这些真实动人的描写上感受到他的激情，领略到他作品风范的。
《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和《在这片国土上》较多地容括了李延国的激情。在这里，他的思考和感情还比较多地表现在对对象的描叙上，他所进行的基本上还是挖掘和揭示的工作。但是，到了《中国农民的大趋势》就大不相同了。这时，李延国已不再是一般的接受和抒发，而进一步把自己对生活的辨识和思考成份引进作品，所以，在激情饱满之外，又有了思想的厚度。（中国农民的大趋势》是属于全景报告文学一类的作品，它不是驻足于一人一事，一点一面，而是对农村新的发展势态的预测。它传递了极为丰富的农村新消息，它是作者在农村生活面前醒悟的记录，也是对农村新与旧、文明与愚昧进行选择扬弃的总结。报告文学作家的创作活动，开初一般是被动的接受，然后再从接受中升华，变被动为主动，能不能完成这个变动，变得如何，往往决定作家作品的水平。李延国看来是变过来了。在此，他以“褪色的画”面展示昔日农村生活的凄凉、贫穷、愚昧，又以现实的画描绘着今天充满生机的农村生活，使人感到温暖，富有和进步。可以说，这是李延国以胶东农村为基础，对我们农村生活从物质到精神，从历史到现实等方面所进行的一次十分认真的解剖。看到农民兄弟在历史的结合部上还时时产生的震颤、彷徨；看到他们对属于自己的人格，权利的思考；看到共产党人的几度变化；看到新文化向旧文化的挑战和逼进；看到农民劳动生产观念的变化和不断走出土地经营商品生产的势头，我们切实地感到，农村的变化确实是一次新的农村革命。农民的灵魂，农民的作派，农民的想望都已今非昔比，正在趋向一个新的境地。（中国农民的大趋势）充分地运用和发挥了报告文学的特长。它完全摆脱了某些报告文学单一性的宅病，而把自己对生活事件和人物的思辨很好地同报告结合到一起，使作品在画面和思想内容上相得益彰，平朴而浑厚，丰富而不浮泛，深沉而富有华采。
李延国的报告文学作品总有一种庄严感，有一种宏大的气势和强劲的情感，这除了他在主题思想方面多述阳刚之美，礼赞浩荡的民气之外，与他作品谋篇结构及报告叙述的方式也是很有关系的。李延国的作品，不管是报告某一个人的遭际命运还是某个大的事件，他决不把自己的目光和笔墨局限于题材的本身，而是从更广阔的环境中来审度题材，寻找自己的报告角度。比如，在《穆铁柱出山记》里他把文章做在为什么有用的人才不能顺畅地得到任用上；《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把题旨定在“年轻人”的能力和作用上等，这都是在全局基础上对题材作用的充分运用。由于不是单纯的报道，它更有启示作用。《在这片国土上》和《中国农民的大趋势》里，作者目光四射，然后又凝聚到一点，最后发出有力的呼喊，给人的震动特别强烈。在这两篇作品中，作者采取的这种宏大的结构方式无疑是得体的，也是令人佩服的。尽管他在调动安排材料方面不无粗疏失当的地方，但是他的严密组织和进行的努力毕竟是成功了。可以说，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敢于对如此重大的题材作全景式报告的作家还是极少的。
然而，更可贵的是，李延国报告文学作品不是表面吓人的纸老虎，不是徒有一个巨大框架而无实质内容的构筑、而是虚实有致，内外相称的实体。李延国非常重视对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而具体的描写，他总是把自己的结论和情感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上。《在这片国土上》和《中国农民的大趋势》几乎就是通过对一个个真实、具体人物故事的生动描绘衔接起来的。报告文学创作，实在是不能离开事实根据的，离开了作品就不免轻飘、虚泛。现在，有些报告文学作者，忽略深入的采访工作，期望以加强主观色彩改变创作的面貌，结果致使作品随意性过盛，缺少事实内容，流于轻浮说教。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李延国曾说文学是时代和生活；倩绪的历史”，“作者好比一口钟，他接受着时代的撞击，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一时代撞击了他，他也将用自身的声波去震动时代”。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就是他用“自身的声波去震动时代”的文字记录。它足以说明，李延国是我们这个腾飞时代的积极勤奋的“秘书”。当然，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他今后的工作却也是繁重的。
1985年3月
站在隆起大山上的赵瑜
--赵瑜报告文学漫评
若是把报告文学创作看成一座不断隆起的山脉的话，那么，赵瑜及至今还客居山西的麦天枢就是从“三晋”大地上耸立起的两个新的山峰。在文学创作界广晋军”的崛起已非一个新的话题，然而，因为赵瑜、麦天枢报告文学创作的显赫从而使人们在这一话题上又有了新的谈资和新的内容。这里先从赵瑜说起。
尽管文学创作是一项极具个性特点的精神劳动，但是，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环境范围内，作家们对于文学题材、形式的选择却不可能完全与他所处的时代及生活于其中的生活环境截然分离。任何时候，文学创作都会以不同的内容、形式曲折地表现着怍家处身其中的社会生活的现实，折射着时代的光斑，渗透着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中的社会矛盾及人们经济文化生活和心理波动。某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正反映或表示着现实生活对文学的呼唤和文学对这种呼唤的回应。自从1986年以来，报告文学创作一跃而成为文学创作中的热点，被社会各方高度重视，这现象正说明了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的特殊关系，说明了相互选择而达到契合之后的新景象。
山西的作家及他们的文学创作，历来都同社会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到了文学观念不断发生着许多新变化的今天亦是这样。所以，如何从文学的特殊性出发去描绘和表现现实生活，对于山西的作家来讲，既是一个传统课题，也是一个新的实践项目。新时期以来，焦祖尧、郑义、成一、李锐、张石山等作家在小说创作领域中的有效探索和取得的成绩，使这种课题研究有了较大的深入，也使这个似乎老套陈旧的课题富有新的活力。从认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一面看来，赵瑜同郑义等作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之间所不同的只是形式的差别，郑义等作家采用了小说的表现形式，赵瑜采取了报告文学的报告形式。我们在认识和理解赵瑜报告文学创作时不应忽视山西作家群在创作特点一面对他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赵瑜1985年在《热流》发表《新形象之诞生单从时间角度来看，似乎对了解赵瑜的报告文学没有多少意义，但若是把这个作品放到1985年时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来认识分析的话，那就绝非是没有意义的了。其时，报告文学描绘报告改革生活内容是大量的，可惜因为众多的作品只着眼于改革人物的外在行为和这些行为给生活带来的新变化而使许多作品失之浮泛，流于雷同化。赵瑜的《新形象之诞生》尽管发表在一个地区刊物上，但还是因为其本身具有的新特色而为创作评论界注意到了。在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中，赵瑜对晋城矿务局局长马朝亮的认识，明显地区别于不少报告文学对改革家的认识角度。他看到的不光是马朝亮的外在行为，而是他的新思维和与矿工在情感沟通过程中的心灵波动等更具内在意义的方面。鉴于矿工的尊严和形象被长期忽视歪曲的现实情形，马朝亮着力于确立矿工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一个光荣的劳动者、献身者形象的塑造，他甘愿承担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和压力，在自我受苦的同时使晋城矿的矿工们终于在精神、物质等方面的面貌焕然一新。“煤黑子”、“光棍窝”同这里的矿工无缘了，这里站起的是几万个真正的人，几万个从精神到物质都渐渐富有起来的新型的煤矿工人大军。赵瑜在这里写出了马朝亮作为一个新型企业家在思想情感方面的高度，从而使这个改革人物因为其人情味分明地区别于某些只追求经济效益竟把对人的漠视认作改革新层面的所谓改革家。同时，因为对马朝亮这个人物的选取和报告，也显示了赵瑜报告文学在取材角度和思想开掘方面的个性特点。马朝亮、赵瑜都在塑造他人形象的过程中使自己的形象清晰分明起来了。接着出现的《中国的要害》，使赵瑜的报告文学作品一下子具备了博大、厚重的特点。此作以太洛公路的交通状况为透视点，因为作家有统摄全局的眼光和对这一点的放射性认识与描写，使这篇作品富有高屋建筑、洞悉褶里的特色，成为用文学手段来认识与描述我国公路交通‘状的难得佳作。《中国的要害》首开了把某一个社会问题作为报告文学报告对象、从宏观角度对其进行考察认识并生动描述的先河。这种具有分明开拓创新价值的实现，不但足以标示赵瑜这篇作品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它为此后整个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并打开了一个非常宽阔的、深厚的创作领域。认识这一特点，或许较之对它进行具体评价更有意义。此后大量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的出规及巨大反响，正说明了读者与文学界对赵瑜等作家这种开拓精神和实践的肯定。
《但悲不见九州同》以报告李顺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为主要内容，可作品所蕴涵的东西却远不止李顺达一个人的经历所能局限。从一定的角度上说，它是中国农村几十年历史生活的缩影；是一个特殊农民曲折经历与坎坷生活的写照；是一个地区“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形的记述。正因为这样，《但悲不见九州同》也一样地具有气势宏大、波澜壮阔的特点。在帮助人们认识过去生活时极有参考价值。但此作因为记述多于分析，结果使许多很有价值的社去人生现象因为未能得到有力的解剖而使人抱憾。不知赵瑜是否意识到《但悲不见九州同》所存在的这些缺失。但在他的又一力作《强国梦》中，显然已不再存在这种注重记述而忽略分析判断的不足了。《强国梦》在把眼光投向中国体育这个领域的时候，由于作家敏锐的见识和真诚的情感，使他在看到中国体育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看到存在着的严重误区。赵瑜在《强国梦》中指出中国体育的误区，看似着眼于对体育的认识评价，实则出于对人的尊重和由此生发出的对体育的真正理解。当把体育只看成一种竞技时，眼光自然就会模糊了人而被光闪的金牌所吸引，甚至用金牌代替了人的存在地位。伴育毕竟是以人们强身为目的而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运动，必要的竞争活动在于吸引人们自觉地参与运动，而绝不是目的本身。賦予金牌和名次以过多的功利目的和政治内容是对体育偏失理解之后的苛求。《强国梦》之以被广大的读者所接受，正在于它对体育理解的真切和指出误区的有力。重要的事实还在于，（强国梦》的出现，使多年来人们对中国体育认识判断的稳固观念有了新的变化，也使反映中国体育面貌及运动员、教练员生活面貌的文学创作出现了新的性格和转机。所以，不管人们从何种角度来评判这部作品，都无法抹煞它在思维观念、变革及文学创新方面这些切实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