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第2节飞扬跋扈终招祸
雍正希望和年羹尧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然而，却似乎只是皇帝的一厢情愿。自恃功高、春风得意的年羹尧渐渐地陶醉于这种无以复加的优越中，以致超越了本应恪守的为臣之义，骄横跋扈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也因此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贪赃受贿、侵吞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
种种倒行逆施，渐渐引起了雍正帝的猜忌和厌烦。
年羹尧的失宠始于雍正二年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在赴京途中，他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而他到京后，对那些本为同级却要跪迎的官员们看都不看一眼。更要命的是，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羹尧进京后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似有似无的传言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马上就接到了雍正的谕旨，雍正一改以往宠信的语调，警告他要慎重自持，其中说道：“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此时，对年羹尧早就心怀不满的内外官员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竟给年羹尧开列了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参悟人性
年羹尧恃功骄纵，忤逆君臣之义，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结局也是必然的。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在此，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所以《清史稿》上说，“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这就表明，年羹尧表面看来死于雍正之手，实际上是死在了自己的恃功骄纵之本性上，不免给人留下“自作孽、不可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