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是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其实，比起彭德怀的信来，是毛泽东自己在庐山一个个愤海无涯、怒潮升腾的讲话和批示，好似连珠炮一样，“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下山没几天，他又兴潮难平地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信中说：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党内投机分子，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他所说的两首诗是《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已被人祸折磨得许多地方饥民塞野、饿殍毙路的中国，在诗里则变得朝晖满目，葱茏一片……
我想，毛泽东在分别写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和“王八蛋”时，多半像便秘多日、在服用泻药后终于能一泻而下一样，有了一种全身通泰的快感……
他的震怒，以及他对彭德怀几近悍妇骂街似的羞辱，显然与他被“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一词组刺痛有关。
1957年由整风而一转为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由纠正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而一变为反右倾，从中我们是否能发现毛泽东心上存有这样一个颇有意思的恚怨：
在罗隆基这样喝过洋墨水、且学贯中西的大知识分子面前，他恼于被说成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
在彭德怀这样大老粗出身、且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人面前，他又耻于被看作是“小资产阶级”。
其实，依毛泽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丰功伟绩，尤其是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已有了“人间神”的效应之后，他本可以不必自卑。
有谁会去探询释迦牟尼是否有大学文凭，或是拥有博士、教授头衔？有谁会去考究摩西在率领希伯来人走出埃及、去寻找福地的途中，是否亲赴沙场、身先士卒？人们崇拜都崇拜不过来了，哪里还能从脑袋里抽出一根筋，去将他作常人一般的审视……
因为青年时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境遇，以及从来没有玩过枪的经历，毛泽东却似乎确确实实地在骨子里刻进了一种难以抹去的自卑。
人呵，即使像毛泽东这般自尊、自信与自豪可以垒出一座喜马拉雅山的人，也摆脱不掉某种深刻的自卑，由此对于人的复杂性，我们便有了无尽的感慨……
更让我们震悚的是，在解释历史事件的时候，无疑主要得从这一历史过程的矛盾互动中去寻找结论，但又不可忽视这一过程里沉浮于胸臆的重要人物们的心理因素，尤其是像毛泽东心头的这类恚怨。
它们宛如多年前战场上埋下的炸弹，无论鸡飞狗跳，雪压雨泼，它静静地躺在地下，好似成了一堆没有生命的钢铁；可倘若它感觉到了足够大的压力，全副生命的喷涌就在这一刻了，不仅能使触弹者灰飞烟灭，而且常常令举国山河失血，风云骤黑！
纵观毛泽东从1956年以来至反右前夜的心路历程，我们不胜扼腕唏嘘--
有革故鼎新的勇气，剑鞘里拔出来的却是一把遭农民文化锈蚀斑驳的旧剑；
有高屋建瓴的目光，但高屋又是小屋，小到只能由几只可人的鸟儿飞进飞出；
能悟宇宙，能察秋毫，却将知识分子的满腔热血当成打翻了可以再去买一瓶的红墨水；
能沐大喜，能浴大悲，旷世脱俗的巍巍身影里，竟也有一段鸡狗般锱铢计较的碎肠子……
当毛泽东决意作出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时，他无疑也深深地陷入了一个政治上的困境。
这个困境是--
他制造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信用差距……一方面，他作为能洞察一切的中国革命舵手的声望，由于整风运动，在党员中间受到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由于反右运动，党外人士对他的真诚，至少是对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权威，产生了怀疑。（罗德里克《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倘若这是发生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家只能掩面而泣，辞职回家了。就是在中国，倘若发生别的人身上，他的政治前途也会被这宛如剪子锋利两翼的两个信用差距，给剪得一片残鳞碎甲。毛泽东却竭力要走出这个一踩下去泥巴便翻作浪的困境，而且竭力要不以弄脏自己“英明”的鞋子为代价：
5月15日以后，经毛泽东起草、或是经他看过后再发出的犹如雪片般应接不暇的党内文件，似乎无不在向全党表明，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这都是为着“引蛇出洞”最后予以“聚而歼之”的战略假象运动；
事过几十年之后，当年直接参与其事的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道：
“6月7日，毛泽东主席找胡乔木和我到他家中谈话。当我们一起到他卧室时，发现没有其他人参加这次谈话。
我们刚坐下来，毛泽东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毛泽东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始末》）
6月8日以后，毛泽东则通过他亲自起草、或是经他修定后再刊出的社论，丝毫不打嗝地告诉中国的知识分子，这里从来没有阴谋，只有阳谋，这是一条阳光下的真理--毒草只有让其出土，才能锄掉。牛鬼蛇神只有让其出笼，才能歼灭。
阶段不同了，言论转向了。在这急剧变化的时空之中，唯有他没有变化。他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那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他还是4月30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位“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贤明君主……
天和地焊在了一起。
猫与鱼抱成了一团。
水挽着火的腰婆娑起舞。
麋鹿生下了漂亮的马驹。
你可以称这为天才的韬略，或者称其为韬略的天才，毛泽东硬是弥合了这两个本来不可调和的信用差距。
纵观建国后二十几年的历史，毛泽东常常是通过反右来走出左的死胡同。
他的威望是走出了，党的统一似乎暂时也达到了，但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却一步步地逼近疯狂的动荡和空前的苦难。同时，犹如他总能由政治上的被动一跃而为主动一样，他也总能将当初主动地听了他话的党内党外的朋友们，栽进一个结结实实、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被动”！
将建国后的毛泽东视作戏剧舞台上的曹操，或视如将政治权术作为艺术来鉴赏的马基雅佛利，这有欠公允；
如上的评说他对“朋友”们的所作所为，是否也言辞过烈了呢？
23难以定位的心理因素
这一节，似乎与本书的主旨无关。但我劝读者，为了回答上面的疑问，并从中感受毛泽东身上的另一种我至今难以定位的心理因素，还是不妨读读它，也许你们将会给以定位。
一位曾担任过省级主要领导、记忆力惊人地好的老人，在一次聊天中告诉我--
1962年上半年，鉴于三年困难时期业已证明了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极度萎缩，毛泽东当面同意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经过一年多大量调查研究所形成的“三自一包”的新方案。于是，邓子恢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兴奋异常，到处游说。在中央党校就此作了一个报告，又去农机部作报告，在这两个报告里，他讲了两个观点：
一是在中国解决农民问题，搞合作化、人民公社早了一点。现在看来，还是得暂时把地让给农民自己去种，由农民自己作主，种什么，怎样种。二是中国的农业目前不能好高骛远，还得靠一根扁担两个屁股。即运输得靠挑担子，肥料得靠猪屁股、牛屁股……
8月6日，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当晚，毛泽东便召集大家讲话，一开口，风云突变：
同志们啊，现在党内、党外刮起了两股风呀，一股叫翻案风，一股叫单干风。翻案风是彭德怀刮起来的，翻什么案吗？我在郑州会议上不是说过了吗，全错全平，半错半平，不错不平。怎么还来搞翻案呢？翻案是不得人心的喔！还有一股风，是邓老刮起来的，叫单干风。他跑来跟我说，将土地分给农民，试试看嘛。中国的农民已经试了几千年，几千年都是单干的，要试验到什么时候？所以农村工作部不该叫农村工作部，有一个名字倒恰如其分，叫“破坏部”，专门干破坏的呀，我看把它撤了算了……
人站什么立场，就说什么话。我到济南，碰到许世友，许说火车一往南开，那声音叮叮哐哐，听起来就像“大有希望，大有希望……”火车一往北开，呼哧呼哧，听起来好似“一片黑暗，一片黑暗……”说一片黑暗的人是大有人在的。我们张家口的书记胡开明同志，他就跟邓老这一伙是一个观点。有这个观点的，在中央也大有人在。
次日，似秋风扫落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牌子便给摘了。
邓子恢，这位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随即被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绳索给高高地吊了起来，从此再未落地，直至1972年12月在北京心垒郁闷而死。
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彭德怀传》里，详细透露了1995年9月23日，即庐山会议过去整整六年之后，毛泽东与彭德怀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面。
这次会议的表面背景是中央决定派彭德怀去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而他坚持想去农村做调查研究工作，并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解铃还须系铃人”，毛泽东看过信后，当即决定次日找他谈话--
9月23日早七时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毛泽东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约他八时半前去谈话。彭德怀答：“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上午要休息，我晚上去吧。”秘书答：“叫你上午来就来吧！”彭德怀马上乘车前往，八点十五分到达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来到，远远就伸出了手。
彭德怀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向和颜悦色、专门等候着他的毛泽东问好。
毛泽东注视着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似生伤感，说：“几年不见了，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笑了：“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着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
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信就写八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等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故不能来，我们一起谈吧。”
那么严重的“翻案书”，被毛泽东一句话就化解为轻松了。
彭德怀说：“好！”然后，心平气和地向毛泽东解释了他向彭真、贾震等人谈过的不愿去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
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彭德怀谈到在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出的三条保证：“不当反革命；不自杀；回乡生产，自食其力。”
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毛泽东大海般的气度使彭德怀敬服。
八点四十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了。大家略事闲谈，转入正题。
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三线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仍然未接受：“我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然后，毛泽东谈起了往事：“在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立即派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旁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一夜之后，还没有休息，也没有吃早饭，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倦了。彭德怀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在座的同志告辞。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的心情还激动不已，立即提笔把和毛泽东的谈话追记下来。他感到毛泽东的谈话是诚恳的，支持他工作是诚心诚意的，态度是坚定的，他深受感动。在“文革”时期写的“交代材料”中，彭德怀提及此事，还写道：“主席谆谆教导使我终生难忘，去西南工作亦不便再拒绝了”……此次会面的真实背景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