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如数将毛泽东胸腔里的“炸弹”，扔去了赫鲁晓夫的头上。据说，后者盯了一眼头上的“飞机”，迅急“开炮”了：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思量了一会儿，在投弹孔里扔下了自己的“炸弹”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是，你我却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这“炸弹”，在毛泽东的眼里划出了十分优美的弧线，在一个星期以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这样赞叹道：
“这回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搞得他们也抬了……”
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带回了这样一个结论：
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国外，而正是因为“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了破坏”，国内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没能及时发现，没有妥善处理，相反却越垒越厚，越演越烈。这显然使毛泽东实施自己绘有矫正机制的蓝图的决心，更坚定、也更迫切了……
他却没能使刚刚卸去一肩旅尘的周恩来感到些许慰藉。
在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里，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并由陈云任组长。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被架空了，党掌管经济的权力却大大地加强了，能将一头如此的巨象逐出山林的，惟有毛泽东、刘少奇连手的膂力……
在上述赞叹周恩来莫斯科之行的同一个会上，毛泽东开始公开表露自己对于去年反“冒进”的看法：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
另一份报告则是彭真送来的。
从去年11月到今年2月1日，他率领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除南斯拉夫外，这些国家的局势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震荡，眼下也都在或深或浅地修补执政党的错误。彭真似乎被鲜花与美酒包围了，他强调的是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此外在对于东欧局势一年来的教训的理解上，也与周恩来有明显的不同。
在向人大常委会汇报此次出访的讲话里，彭真强调的是：
“帝国主义国家知道他们将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失败者，所以，他们代之利用各共产主义国家内和各国家之间的分歧意见，以造成分裂……
“匈牙利事件和他们挑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行为，是这种犯罪行为的铁证。帝国主义国家这种犯罪行为清楚地告诉各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根本问题是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国内的团结，根本的问题是提高我们的警惕和消除一切反革命分子。”
在彭真眼里，无疑是艾森豪威尔之流的帝国主义分子，点燃了波匈事件的导火索……
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一定深长思之：
过去的一年里，你们学到了什么呢？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卖甘蔗，你们兴冲冲地批发来几捆，光顾着啃一头，将“反对个人崇拜”的蔗屑撒得遍地，却忘了啃另一头。这一头才值得使劲啃呵，苏共二十大后，斯大林这把刀子给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开始丢，社会主义的道路该怎样走，社会主义时期林林总总的矛盾该如何梳理，没有人在前面给我们当大乌龟了，得中国人自己想，得中国人自己走。走得好，中国可以给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走不好，匈牙利人给我们做了十三天的老师--山河变色，人头落地。你们这边“反对个人崇拜”，那厢又不情愿放弃僵化的斯大林模式，你们是夹在一本教条主义的硬壳书里啃甘蔗呵……
怎么如此麻木呢？无非是官做大了，出门有小汽车，还带着个警卫员，人民群众的呼声听不到了。说是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的水平，我读马列的书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多读一点，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注意研究方法，不注意研究方法，读的再多，也只能是教条主义。一定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十多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按马列主义的精髓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真成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电影局自己恭喜自己发财，人家一批评，就把门关得死死的。《文汇报》上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电影是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还有篇小说《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也搞得地球都好像不转了，我和王蒙不沾亲不带故，但我要给他解围。有人指责作者把地点选错了，北京为什么就不能出官僚主义？我看北京的官僚主义比起下面来还厉害。这个年轻人有才气，有缺点可以帮助么，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或是在哪家报上辟个专栏做个专栏作家，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进行批评，刀利才能裁纸，文章尖锐才能帮人，可这得等我把主席这个职务辞去才成……
看起来，目前的思想倾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得尽快发动整风，你们用教条主义来掩护官僚主义，我就要在整风中第一个反官僚主义；你们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听不到人民的呼声，我就要在整风里让群众起来说话。过去战争年代里整风，只有关起门来自己整自己，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不说，谁说？人民不干，谁干？
如同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周恩来反对“冒进”，让他耿耿于怀一样；毛泽东不会忘记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刘少奇如罗德里克所说“显然是做给全国看的”某种姿态。
在他的心里，有一本政治收支账，谁帮过他，他记上；谁在何时何地欠他的，他更是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
还称：“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性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他们的思想必然在学术文化的领域内有所表现，但这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解决，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论认为，“双百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很激赏《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当时，他刚从外地回京不久，便把《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和几个副总编辑及编委召来，特别指名要这篇社论的执笔人王若水也参加。毛泽东在自己的卧室与他们谈了一个下午。
毛泽东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
王若水说：胡乔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泽东说：修改也总有个基础吧。
毛泽东与他们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
眼下，刘少奇等人此种不啻于挑战的某一姿态，只能激发起他依靠知识分子，或者说利用知识分子，去率先抗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正像潮水一样涌来的愿望，比起1956年来更强烈、也更明确了，因为他已经为他们找到了第一块滩头阵地--
11真诚，披肝沥胆
这年3月初的一天，刚刚调到《文艺报》任副总编辑的萧乾先生，接到一份通知，要他6日去参加一个党内的会议：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建国以后，他知道不少党外人士去过中南海，他心系之，情系之，却又从不敢存这份奢想。1947年，喝多了洋墨水，且刚从英伦回到上海的他，看不惯作家圈内有如士大夫林里称公谓老、酬唱应和的风气，便在应邀为《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论里，以西方年届90仍勤奋创作不敢言老的肖伯纳为例，作了一点小小的规劝。年甫50已赫然被称为“郭老”的郭沫若，看毕当即血冲天门，双眼发黑，从此也将他看作鸦片似的黑色，如同在这之前，已视朱光潜为蓝色，沈从文为桃红。
建国后，郭老更是“老”了，萧乾的“黑”也更是洗不去了，岂敢觊觎住着红太阳的中南海？这回，他能去了，而且又是参加如此高级别的党内会议，6日这天，他穿上了陪外宾时定做的蓝呢制服，再将眼镜擦得晶亮亮的，有模有样地去了……
吴祖光也挺激动。听了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报告的录音，又开了几天地方小组和专业小组的会。12日这天通知下午两点钟开会，他不到十二点就离开了家。在离中南海不远处的一家小饭馆吃午饭时，他碰到了同去开会的著名电影艺术家石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两人的脸上都挂着抑不住的兴奋。
进了中南海，到了会场--中宣部礼堂，人已经黑压压的，大约有七、八百人。其中五分之四是党的高级宣传、文化干部，五分之一为党外知名的高教、科学、文艺、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人士，其中还有外地的，比如徐铸成先生和抱守书斋、从不旁鹜的傅雷先生，也被从上海请来了。吴祖光尽可能地去前面坐下，他看见毛泽东满面春风地坐在主席台上，手不离烟卷。当快抽完一支准备再接上一支时，毛泽东从口袋里掏出红色的“中华”烟盒，一摸是空的，他转过头，拍拍坐身边的陆定一的肩膀：
“喂，伙计，借点粮食给我……”
先是大会发言，至五点，毛泽东再一次作了长篇讲话。首先，比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来，他进一步披肝沥胆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在以下这段此后被经常引用、“文革”中造反者们更是喊得山摇地动、阻遏流云的话里，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却将自己扮演成了这支抗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先锋部队的统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的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在这篇讲话里，毛泽东一遍遍地激励着这支部队的士气。在自己披肝沥胆的真诚映照下，他期望“士兵”们也会披肝沥胆地将心中所有的真实想法，统统从“枪口”里放射出去。为此，他没有在任何一处强调，得给“枪口”设置批评的“准星”，而是相反：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一口气讲到下午六点五十分，神采飞扬，毫无倦意。经过删节后发表的正式文本有了文牍气，在现场他却没有讲稿，完全是信马由缰，随口道来--
他反复讲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坐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里，每年得开一次这样的会。他嘱咐各省市委回去，也要召集党外人士一起来商量党内的事。
他表示支持一些外面正挨批的作品，他点到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他说虽有片面性，我看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它们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此，也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议的舒芜先生在晚年回忆道：我就亲耳听到毛泽东说过这么几句话，他说：最近北京有一个战役，有几个解放军在那里围剿王蒙……这几个解放军指的就是当时总政治部以陈其通为首的那四个人，他们站出来对王蒙提出批评，当然是比较左的立场。毛泽东说：我要替王蒙解个围。王蒙又不是我的儿女亲家，我也不是想偏袒他。他写了一个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有人问我赞不赞成那篇小说，我告诉他，我很不赞成！因为，他写的还不是影射中央。我就奇怪，中央为什么不可以影射呀？中央的官僚主义也可以反嘛！我说过我对这个小说很不赞成，是因为小说写的还很不够。他们没有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现在我拜托你们诸位，千万千万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
“那次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到一个流沙河。说：还有一个流沙河，写了个《草木篇》，那是有杀父之仇的人……接着他就讲《草木篇》的事，讲着讲着又讲回来了：我们要团结一切人，包括有杀父之仇的流沙河，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嘛！”（《舒芜口述自传》）
在谈到中国社会必将要发生的伟大变化时，毛泽东聊起：我女儿从街上回来，告诉我说：爸爸，街上有看相的，我也去看了一个。我回答说：好极了，你抓紧看，多看几回，以后也许就看不着了……
他还风趣地讲到，我的年纪大了，将来我只能唱唱老夫人了，红娘只能让恩来、小平他们做了，我要上杭州的灵隐寺。我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要朝拜我，现在就朝拜一下吧，日后再想朝拜可就天高路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