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令人振奋的六年，在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中度过的日日夜夜，吴觉农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华茶的重新起步，有着怎么样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卓越的功勋啊！这一切都被强盗的侵略截断了。现在，摆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抗战！神圣的抗战！
1937年“七、七沪沟桥事变”之后，日本舰队云集吴淞口外，“八、一三”开始，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其灭绝中华民族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有关建设的一切都摆在了一边，商检局也面临着何去何从。在吴觉农面前也同样摆着两条道路，或者跟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重庆，或者另辟抗日的蹊径。当日寇的炮火已经烧到黄浦江畔时，吴觉农已经不再满足于用手中的笔来讨伐日本帝国主义了。吴觉农选择了走出来，他辞去了他在实业部的茶叶监理处长、上海商检局的技正兼茶叶出口检验负责人等诸多职务，准备到他的故乡上虞参加抗日战争，展开游击战，他所选择的地点，正是他这几年来领导和培育的三界茶叶试验场。
上虞西南角与绍兴和嵊县交界的地方，因为三县交界，人称三界。这里是会稽山和四明山之麓，又在曹娥江之滨，山明水秀，是个种植茶叶的好地方。吴觉农抗日不忘种茶，他想把他的根扎到这里来。
说起来，吴觉农这已经是第三次把故乡与茶叶联系在一起了。第一次是他刚刚从日本回来，凑了三千银元，在上虞南部的四明山麓泰岳寺办起了茶场。上虞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种植茶叶的历史。第二次是在1935年，吴觉农走遍了上虞山区，又从浙江建设厅争取到了农业赈款五千银元，就在那曹娥江畔的蒿坝丘陵地区办起了浙江蒿坝茶场，开垦了茶园一千多亩，植茶树35株，使上虞的茶叶面积进一步扩大。
现在是第三次了，这第三次就不仅是为了发展茶叶，更有依靠茶叶生产支持抗日战争的目的。吴觉农带领着一批茶叶界的年轻工作者汤成、钱梁、陈君鹏、仇锦清及美术工作者王曼清等来到了三界龙藏寺，与试验场的吕允福、刘河洲和吕增耕等汇合到了一起。来到了三界龙藏寺，办起了浙江茶叶改良场。
吴觉农此时早已是茶叶界的一面大旗了，听说他来到三界准备在这里抗日，各地茶人纷纷闻讯赶来，这山明水秀的三界茶场一时便热气腾腾。这里有茶叶界的科技人员，有上海回乡的工人和学生，寂静的山谷一时便迥荡着抗日的歌声。他们在这里进行着各种抗日活动，演戏，做街头讲演，组织周围九个乡的农民武装，准备随时开展游击战。吴觉农穿着布鞋，整天在山上来回地跑，在茶园中搞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针对平水茶品质上的缺点，吴觉农提出了现采现制，早采嫩制的口号，向茶区广为宣传。他又在这里举办了几期茶叶培训班，每期他都亲自讲课，这批培训班的有一百多人，成员后来大多都成了振兴华茶的骨干力量。其中有四川的裘览耕，上海的尹在继，浙江的孙守成，吕樟见，徐延诤，马森科，吴佩华，袁益诚，刘祖香，安徽的俞风璋，台湾的李昌璇等人。
也就在这时候，吴觉农在农场出版了《茶人》的油印本。正式地把“茶人”这个概念提出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吴觉农先生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原载于民国地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的《茶人》星期刊，全文如下：自从抗日全面战争发生后，为宣扬农业传递消息的《茶报》停刊已三个多月了。在这时期中，我们的茶业同人，或在分头进行战争的茶业计划，或在个别继续其研究的作业，甚至有的在参加前方或后方直接或间接有关战争的工作，但因了彼此消息阻滞，连各人的动态都不很灵通，一部分人就不免有我们茶人间意志消沉之感了。
但是不，我们是负着推动整个茶业维护后方经济命脉之茶业重大责任的，我们深信，这次的抗日义战，只要每个国民能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坚持不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要继续我们过去的精神，更发挥我们各人的力量，中国必将因抗战的必然胜利以复兴民族而复兴整个茶业。
本处（指当时设在上海的实业部茶叶产地检验监理总处）大部分同志，现已集中浙江，开始发动我们的任务，本过去《茶报》精神，因而发刊《茶人》，虽暂时限于篇幅，亦可供茶业同人借此以互传消息，同时盼望《茶人》的篇幅逐渐扩充，为我们的茶业同人互相惕励警策的工具，以加强维护内地生产与对外贸易的共同力量，这样，虽渺小到几页的通讯，也对抗日的进行中发生不少的联系。
今日为手创中华民国的孙总理诞辰，《茶人》在本日发刊，更给予茶业同人以无限的意义。
藉此祝茶人们康健！
觉农
有意思的是，在本期发刊词后面，吴觉农又附了一条有关茶检消息的附录：本处在百官设检验分处。
浙江之绿茶因全面抗战展开后，原有输出路线多半受阻，大都皆改由百官经宁波输出，且近月来由百官输出者颇形踊跃，因而在该处设立分办处处，凭检验证书放行。特派本处检验员陈国汉主持一切。
吴觉农在小小的三界茶场，所铺开的手笔却都是巨大的。他本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但他从最初开始，就打开了茶业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通道，中国现当代茶文化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发展，吴觉农参与了格局的创立。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依旧念念不忘今后的建设，从小小的《茶人》刊物，便可看出一斑。
抗日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吴觉农心里觉得不够踏实，他知道他们都是一些学农的人，真要打起仗来，还得靠当兵的。因此他特意派他的学生钱梁回到上海去找抗日救国会，让救国会特意派几个会打仗的有游击经验的军事人员来。
钱梁说起来算是吴觉农的晚辈了，他从十几岁开始就在吴觉农身边学茶事茶，以叔侄相称，所以吴觉农的那些亲密战友们，钱梁也大多都认识。到了上海，他终于在上海租界的“孤岛”中找到了救国会胡愈之，沈雁冰，胡仲持和夏衍、巴人等。这些人当时既是著名的文化人，同时也都是浙江老乡，他们听了吴觉农的要求，当然也是很支持的。但是他们也都是文人，算来算去，认为比较合适的有一位搞政治经济学的吴清友（后因故不能来），另有一个从东北流亡过来的文学青年张璞君，虽然也不是军人，多少见过日本鬼子，听到过日本鬼子的枪炮声，这样就派他来到了三界。
张璞君就是著名的作家骆宾基，他刚到三界时，听不懂越语中的一个字，而当地的茶人们见到这样一个一口东北腔的年青人，也格外新鲜。他同嵊县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工作，他短暂的三界抗日之行，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如此之深的影响。直到今天，上虞的茶人们还常常说到那个很会讲抗日故事的骆宾基。
抗战初期，日寇很快就占领了杭州城，敌我双方就隔着一条江--钱塘江对峙。而三界茶场里的浓郁的左派气息，让土豪劣绅也很害怕，他们感觉到，这个吴觉农很可能与共产党有关，他们公然地说了，这个吴觉农要做的事情，是共产党造反。可以说，当时浙江的抗日形势是十分严峻的，而吴觉农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他已认识到想组织起一支茶人的抗日军队来打游击的想法，毕竟还是理想大于现实。
也就在这时候，吴觉农接到了来自武汉的消息，老上级也是老朋友邹秉文，邀他到武汉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任职。吴觉农知道，在邹秉文这里工作，总能找到许多共同点，对抗日大事也更有利，因此，他终于决定先带着周围的茶人前往武汉。
吴觉农离开上虞之时，日寇已兵临杭州，局势万分危急，浙赣铁路在敌机的轰炸之下已经处在半瘫痪的状况之下，吴觉农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把孩子和妻子留在老家的小镇丁宅镇上的。在落叶萧萧的深秋里，这些本是妇女儿童依靠的男人们束装待发，陈宣昭此时的心情是多么地复杂。真是前途茫茫，也不知是暂离还是死别。吴觉农临走前对陈宣昭说：现在是家、国不能两全，我们不能在这里当顺民。你带孩子们先到山里躲一躲。你一定相信，中国是不会亡的，我们总有相见的一天。
就这样，吴觉农走上了振兴茶叶、抗日图存的新路程。
国民党的贸易委员会，是1937年冬在汉口成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有关国际贸易进出口物资的统购统销政策具体于以实行，对这些物资还要进行调查，研究与改进，对所属机构还要进行指导和监督。当时的主任委员是陈光甫，他有美国背景，是上海银行的行长，国民党所依靠的银行家。常务委员三人，其中有一位就是邹秉文，邹秉文的权力最大，不但兼着副主任委员，也代行主任委员的职务。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的贸易委员会前后所属的与外贸有关系的单位有三个：中国茶叶公司、富华贸易公司和复兴商业公司。这三个公司骨抗战开始的几年中，其业务分工常有普通动，所以吴觉农以贸易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在这三个公司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无怪吴觉农抵达武汉时，邹秉文高兴地欢呼起来，说：茶叶到了！
如前所说，抗战前，由吴觉农建议筹备创立的中国茶叶公司，建成后就出现官僚政客争权夺利的局面，达不到吴觉农想使之成为茶叶外贸主力的初衷。抗战爆发，他只好撒手不管。可是这一次他刚到武汉，形势却又偏偏需要他为中茶公司亮一次相。这件事情至关重要，从此开始了茶叶同神圣抗战的有机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邹秉文在知道吴觉农到汉口时喜不自禁地连声说“茶叶到了”的内在原因。
中茶公司的总经理是寿毅成，协理则是吴觉农、邓以诚。1937年秋冬之时，苏联希望在军事援助中国之机，要求中国供应大量的红绿茶来进行交换，这就是中国抗日战争之初中苏之间的著名的以茶易武器，茶叶直接为支撑战时的经济和军事作出了贡献，茶就以这样一种方式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原先，中国方面当时就派出了寿毅成和邓以诚来与苏联方面协商。没想到这样一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大事情，经办人却办得迟迟没有进展。邓以诚在汉口的俄商协助会作过买办，又加上自己曾经留学美国，在国民党上层很有背景，谈判时傲慢自居，与苏方代表发生了龃龉，费时甚久，还是悬而未决。财政部长孔祥熙多次催促都未见成效，这才感到关键时刻还是要请行家，三脚猫是不行的，这才由邹秉文建议，派了吴觉农以贸易委员会专员的身份代替寿毅成和邓以诚出面。
这件事情邹秉文和刚刚到武汉的吴觉农一交代，他二话不说，就立刻着手工作。吴觉农本来就对中国与苏联之间的茶叶贸易的情况了如指张掌，再加上1935年去过苏联，又有许多亲苏联的好朋友，甚至中共秘密党员。所以吴觉农在感情上是亲苏的，这完全可以从他的谈判态度中看出来。而苏方也知道中方换来了一位真正的茶叶专家，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一位农学家，而不是一个官僚。双方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吴觉农亲切的面容，爽朗的声音，明快的言谈，果断的建议和内行的业务知识，立刻就得到了苏方代表的尊重。因此，这件旷日迟久的以茶叶换军火时甚久的协议，双方只化了几个小就全部解决，圆满地达成了决议。
说到这个中茶公司，吴觉农真是百感交集，当初，是他凭着一腔振兴华茶的远大抱负力主并亲自筹备才建立起来的，可是，他的许多主张并不能够在这个机构里得以实现。这个中华公司的出口贸易业务，在抗日战争之前，是完全依靠上海的茶栈。而茶栈的老板，又大多是各国的商行买办，所以说到底，这个名义上是国家的茶叶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机构罢了，真正的茶叶外销还是控制在外国商行和买办之中。
抗日战争的到来改变了这一长期恶化的中国茶叶现状，吴觉农不畏困难，敢于创业，认为这正是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茶叶经济，走上独立自主的起点，照吴觉农自己的原话，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平时如非有革命之毅力，实难铲除各种根深柢固之困难。抗日战争之初，内地交通断阻，茶叶散在了浙、皖、赣、湘等农民的手中，还来不及出售，而中茶公司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空架子，无所作为。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战时的华茶不能够收起来，不仅对苏的交货不能完成，与别国的茶叶贸易也无从谈起。
而在这样的非常时刻，要把农民手里的茶叶收起来，只有用吴觉农多年来呼吁的办法，统购统销，直接向茶农收购。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也不得不按照吴觉农的做法来行事了。在吴觉农的建议下，当局颁发了《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办法大纲》。这一政策的实施改变了过去近百年来被买办垄断和内地茶商层层剥削的状况。当时的吴觉农身兼贸易委员会专员和中国茶叶公司的副总经理，深得邹秉文的信任，实际上，从茶叶的收购、运销到出口，均集于他的一身，只到这时候，他才能够按照他的预想来为华茶做一点大事了。
在吴觉农对华茶统购统销的计划中，包含了那么一些实际的措施：一是在当年抗日战争最激烈的1938年，于各省成立了茶叶管理所（局）。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二是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来扶植茶农和鼓励茶商的积极性，一，利息：原来由洋庄茶栈货款给内地的茶商，月息为1、2~1、6分，现在由贸易委员会来货款，一般茶商只定为0、6分。而合作社就更少，定在了0、4分。二，茶价：根据茶农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大体是茶农占三分之二，茶商占三分之一，使两者都有一定的利益可得；三：外销：取消原先洋行、茶栈规定的一切陋规，茶叶收购之后，茶款即可一次性的付清，使茶农茶商均实得其益。这样一来，就真是促使了茶叶生产，收购、加工和运输事业得以蓬勃的发展。从出口检验到产地检验，再到茶叶管理，吴觉农称之为茶叶的“管理三部曲”。
在实行战时华茶政策的同时，与之配套的富华贸易公司也随之成立。当时的贸易委员会，在大半个中国沦陷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外销途径的通畅，在香港设立了办事机构，以企内地茶叶转运香港之后再进行出口。然而英国当局却以保持中立为名，不准中国在港设立官司方机构。贸易委员会不得变通了一下，登记了一个“富华公司”开业，由贸易委员会的陈光甫委任了童承道为富华公司的总经理，吴觉农出任协理，专门负责茶叶的易货贸易以用茶叶的外销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