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灵魂也是有个性的，有的入土为安，有的悬而挂之。凡此种种大约均与不同族群在彼时彼地所处的地位及文化习俗有关。中原地广以种植为业，视土地为神圣，死后也得入土。焚人身处高山峡谷很少有地，居山望水是开始也是归宿。
萸人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其折射的观念意识便有了更多的山水气息，他们活着就是跋山涉水，别人看来可怕的峭壁悬崖对熒人而言却是温柔可爱的，那里长着药草，结有野果。人类学家很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攀岩爬壁、凿石铺道，对焚人来说也许并不困难，这是他们的传统。一旦某一种习俗成为一个族群的传统之后，就有了传统的观念、力量和技术，悬棺之葬也就是平常之举了。
真正遗憾的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焚人死亡的仪式和祭祀，所有的记录都丢失了，这个从来没有侵犯伤害过他族的小小族群，只是以悬棺默默地保留着自己的形象，使山水之间的依恋从生延续到死。悬棺多有作船形的，这漂泊的形状很容易教人想起漂泊的形态，可以推断这是一些与长江之水极其亲近的灵魂，也可以说这是未亡之人的心态独白：他们随时准备浮槎于海。
据当地传说，明朝万历初年，赞人不堪忍受朝廷的残酷统治与苛捐杂税，曾起义抗明，据山临水设十个营垒与明朝派来镇压的军队对抗。以历史的眼光看，当时明军已相当现代化了，而焚人手中不过是木棍石块而已。相持数月，胜败立判，明朝军队的是次大获全胜其实并不光彩，而对奭人而言却是一个黑暗的无底洞：从此作为一个民族的樊人再也找不到了。悬棺之葬也不再存在于中国大陆。
一个小小的民族就这样消失了，在消失之前，他们进行了很可能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惟一一次武装反抗。
这是一个同样踏着长江的涛声走来，由大江流水哺育的民族。“天地不仁”，长江也只能熟视无睹，华夏民族作为诸多民族的集合体，在不断的攻城夺地的战争中，有多少弱小者巳不复存在。
文明和发展，历来是以灭绝为手段的。
可是，焚人，他们的悬棺，他们在流水波涛之上与山岩为一体的死亡风景线，却是永存的啊！长江不会停滞下来告诉我们奭人往事，在它流经酒香飘溢的“泸州大曲”的产地泸州市后，波涛前方便是影影绰缚的山城重庆了。
长江进入三峡以前在四川盆地的流动，已经多少有点区别于金沙江的袭夺穿凿、怒涛拍天了。从遥远而高峻重叠的中国地形最高一级阶梯奔突、穿凿、迂回而下，落差之大、峡谷之险俱往矣。纳百川，汇细流，浩然之势既成，王者气概初露，在四川盆地的奔腾不息，已是雍容大度、成竹在胸了。
四川盆地的周围环绕着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高山和高原，盆地底部则是绵延起伏的丘陵、低山、小块平原的混杂与镶嵌。远古年代一系列地质运动中演变而成的这个盆地，既是长江上游及中游之水的集散地，又是人类可以得天独厚地建立家园繁衍生息的所在。它有那么多的水，它离长江太近了，那是可以世世代代滋润田园的生命之水，因而，巴蜀源流产生出来如此之多的神话、传说以及文化遗存，便不足为奇了。人们很难言说盆地边缘各支流的神奇的流动，有的从容，有的急迫，有的浑浊，有的清澈，后来都向着盆地底部汇聚。众多的支流使长江水量猛然增加两倍多，于是才有“众水会涪万”之说。
长江之水的巨大的集结，那波涛汹涌中必然要发生新的故事，这故事是大地与生命的创造，是刚柔之间的交响。
因此，我们先要赞美支流。
支流是大地之上的旁逸斜出。
支流是散漫的，如果它与主流没有距离，那就不成其为支流。支流的定义应该是：它与主流并非同出一源，它有自己的流程及流向，无论偶然还是必然，它将和主流汇合。没有支流的长江是短江。
长江-集支流之大成者。
我曾在长江支流的众多汇人口遥想当年，虽说这样的汇入肯定是涛涌风生的，终究也不过就是汇入江流而已，一种全身心的倾注与投人，诸水之间天性的相融相通，壮大之后的遥遥历程。
会有渡口和集市出现，会有最初的葫芦舟、独木船。在铁路、公路出现之前，四川盆地的交通往来主要依靠水上舟楫，两江合流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对于人类而言便是毫无疑义的了。不过最初的相遇大约都是偶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水的流向始终便是人的走向，沿着各支流之水的迷茫的人群走到汇流之处时，他们见面了。即便是同一支流还有两岸之分，在一根漂木的启示下，有了泅渡有了独木舟。可以互相往来的时候，人们一定很高兴，因为孤独感自从人类出现之始便伴随着人类。
独木舟来往之地便是渡口。
人们聚集一起晒太阳聊大天偶尔也以物易物的地方便是集市。
所谓“渡口”与“集市”这些名称，是后来人命名的，最初的实践者从来就不是命名者。那时候没有理论，甚至少有理性，但不能据此说当时之人便是愚不可及的。不，先民身上的天性极其敏锐而发达，本能即生存之能的力量，驱使他们走过了流浪、迁徙的世代相传的日子。现在他们要稍作停留，这里有更多的人，男人和女人，有吃不完的鱼鲜可以交换别的食物，水生的草类中很容易找到野生的谷子。鱼香、肉香与谷香是不一样的。火，早已经出现了，用火的方式还是一群群人燃起一堆堆火，把食物烤熟，也用来取暖，为暗夜增加一点亮光。
一堆火、两堆火、三堆火，火连着火的时候，便是人呼应着人了。比起孤零零的一堆火，要壮观、热闹得多。甚至还会互相叫唤，那只是发出一种声音，为了让对方听见，看谁的声音更洪亮。
更多的时候是沉寂，仰望星空，沐浴在神秘中，期待天明。
一个又一个夜晚过去了，一堆又一堆篝火点燃了又熄灭了，熄灭了又点燃了。
语言诞生了。
港口出现了。
那些位于长江支流汇合口的家园地下，如果有思者在冥想中掘进，沿着根的踪迹曲折盘绕，就会发现：那太古的废墟仍然是温热的，温热着我们今天的某种思想和文字，托举着现代人的全部荣耀，使之成为长江沿岸明珠一般璀燦的城市群落，和郊外的乡村田野。
它们是：雅砻江口的渡口，岷江口的宜宾，沱江口的泸州，赤水河口的合江，嘉陵江口的重庆，乌江口的涪陵等等。
我们的先民最早为了生存和排遣孤独而聚居的江河汇流之处，在催生了文化、发明了船只、沟通了航运、拉断了无数根纤绳、颤抖着无数的川江号子之后，便从简单的渡口成为港口，进而成为城市，成为地域经济和政治中心，象征着繁华与权力。同时还体现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特色：以江河为依托，以沿着水草跋涉的人类最初的脚印为奠基。这是一些并不以帝王将相为自豪的城市，它们更接近自然，更向往自由，更能陶冶性情，对商品及其流通也有着更早、更为丰富的认识。
当古城的面目还没有被今天现代化的色彩全部涂抹之前，只要你在大街小巷里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慢慢地听，在那些看似凝固的土木建筑上，你都能看见水的波动和颜色，你都能听见水的涨落与涛声。
这些城市的某个角落像一幅山水画。
雨水落在青石板路上溅起的水花，是永远的韵味。
重庆是嘉陵江漂来的。
上古时代，重庆是巴国的首府。相传嘉陵江水系形如“巴”字，所以这里称巴，巴地之人便为巴人。不过此说也有牵强附会处，上古时代的上下限不确，其时有文字了吗？很可能没有，也就是说嘉陵江虽有“巴”形，而人世间尚无“巴”字。此一时期，游徙的巴人其范围广至汉水中游到长江中游地域，先后建立过几个巴政权，如廪君蛮之巴、汉水中游之巴、枳巴等；最具有活力的则是以重庆为中心的江州之巴。又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谓：“巴，虫也，或曰食象蛇。”很有可能“巴”最初是虫名、蛇名，后来又成为地名，“巴”或“蛇”的文字的发明，或者受了巴蛇形态既曲而弓的影响也说不定，而“巴蛇吞象”的典故源出巴地，则是毋庸置疑的了，屈原在《天问》中问：“巴蛇吞象，厥大如何？”巴国之年，嘉陵江流域所多的是热带、亚热带大森林，物种多样，尤以爬虫为最，大大小小比比皆是，其中最大最凶者，很有可能曾经与大象有过生死之战，是有食象蛇之说。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部，向有山城、雾都之称，城区坐落在长江与嘉陵江之间狭长的半岛型丘陵间。群山怀抱之中，三面倚江而立，市内岗峦重叠，房屋错落起伏，街道曲折迂回。仰望是屋，俯看是街，涛声拍击，不知是在天上地上还是江上。夏季炎热，秋季多雾，全年平均日气温超过摄氏30度的约为90天，超过35度的34天，极端最高气温达至43度。重庆与武汉、南京并称为长江沿岸的三大火炉。到深秋之后，暑气消退雾气又来，冬日中每5天就有4天是雾日或阴天。每年平均有雾之日为93天半，最高纪录为一年365天中有205天雾日。茫茫浓雾笼罩一切，终日不散，连续几天不见太阳。但山城百姓依然唱歌、饮酒、吃麻辣火锅。
巴人始祖一定吃够了嘉陵江水淹潮没的苦头，却又无论如何离不开这风水宝地，便把住所搬到了山间丘陵中。总是一定的环境制约着、影响着一定的生活方式，巴人便是在顺服与适应环境的漫长岁月中，垒砌了重庆这长江上游的最大之城，也创造了从房屋建筑到饮食习俗的自己的文化。
“会川蜀之众水”一重庆也是众水之城。
“控瞿塘之上游”一一重庆还是上游之城。
传说中治水的大禹似乎总是穿梭于巴蜀之间，娶涂山氏为妻，涂山也在重庆，南山公园内的石壁至今仍刻有醒目的意在提醒后人的两个大字：涂山。巴蜀水多，水患时有发生，大禹经常出差在外，涂山氏独守空房便在江边巨石上呼喊“禹兮归来”，重庆朝天门外那块巨石便名望夫石，也叫呼归石。很可能因巴蜀语音的讹变，现在被称作“乌龟石”了。
长江是中华大地上最伟大的凿通者，处于四川盆地的巴蜀先人既因着长江而有了与中原的水上沟通之便，也得到了石可穿凿、岭能辟道的启示。
最晚在殷代，巴蜀先民便在盆地北边开辟了险峻的但总是人能来往、物可流通的秦蜀小道了。
有一条小道就会积淀并沟通文化，荒野依旧是荒野，但人间会出现新气象。
考古发现证明，成都出土的龟甲、兽骨制品与中原出土的占卜器完全相同；广汉出土的玉璧、玉圭、玉璋、玉琼与中原玉器如出一人之手。到春秋战国，联系更为密切，影响也日趋深远。带有“巴蜀图语”的典型的巴蜀铜器铜矛、虎钮！享曾在汉中出土，涪陵出土的14枚错金编钟与错银钟架，均与中原同类器物相似。山水相隔，文化传播，器物先行。这里所说的器物可以追溯到人之初的一根木棍、一块石片；然后才是语言，至于文字更在后来了，当文化可以传播的时候，道路的艰难巳经只是诗人的怀古咏叹，很少有人因路而问道了。
可是，我们怎么能小视所有的、从古到今的道路呢？尤其是科技昌明的今天，更应让孩子们知道：真正的路是凿出来的，走出来的。
已经荒芜的道路，才是真正伟大的道路。
战国时，从四川往中原巳经有了千百年间才凿通、开辟的多条通道。从四川盆地向北穿越米仓山、大巴山一线到汉中盆地的有三条通道：米仓道、金牛道，又称石牛道阳平道，又称左担道由汉中穿过秦岭到关中平原也有三道：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其中以金牛道和褒斜道最著名，即从今广元朝天驿北走，穿金牛峡，越七盘关，到陕西的宁强、勉县，再经褒城，人褒水流经的褒谷，翻过秦岭山脉和分水岭，经斜水流过的斜谷到达渭水南边的眉县。
蜀道难！行路的人在蜀道既成之后慨叹行路难，但毕竟可以“细雨骑驴入剑门”了，那些修路的人呢？
巴蜀文化中除了治水的传说以外，所多的还有开山的神话，在艰苦卓绝的穿凿蜀道的岁月里，巴蜀先民还留下了不少如《五丁移山》、《石牛开道》、《武都担土》、《山分五岭》等传奇故事，《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详细记载，所有这些神话传奇，虽然变幻莫测，光怪陆离，其核心却是悲壮，发源于开石凿道的无奈，由此而希望天助神助，便衍生出了奇特大胆的想像。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自有人类以后的人类所有活动均有可能创造人类文化。
但面临生存绝境，或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负起不堪之重负的无奈、无助时，却能生出更加魂丽的想像，从而也是更加瑰丽的文化来。
就在张骞通西域，西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巴蜀先民在开辟秦蜀通道的同时，也着力于川滇之路的凿通了。一条是利用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与河谷开辟而成的西夷道，或称邛笮道，其路线是从成都出发向西，经过今邛崃、天全折而向南，经雅安、荥经、汉源沿越西河谷与安宁河谷，由越西、西昌、会理渡金沙江抵达云南的晋宁或大理。另一条是南夷道，又称五尺道、焚道、石门道、朱提道，从今宜宾出发，经高县、豆沙关，进入云南，经昭通、曲靖到达昆明或大理。这就是史书所称的“西南丝绸之路”。
巴蜀扬名中原的时间还要更早些。
殷朝之末，武王兴兵伐纣王，便有巴蜀兵勇且是成建制的，并立有战功。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封，实行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所谓“歌舞以凌殷人”的歌舞，想来不是宫廷乐舞，很可能是巴地的一种民俗，击鼓呐喊而壮军威，伴以勇猛剽悍的跳跃、进击动作。
战国后期，秦国日益强盛，如何统一中国在战略上曾有先伐韩以临二周城下，或西取巴蜀再夺中原的两种设想。司马错力主后者，秦王采纳之，先灭蜀国再占巴地，巴蜀既得，治船、积粟、练兵，浮江而下攻打楚国，“得巴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公元前316年，张仪、司马错领兵伐蜀，然后灭巴国。张仪筑巴城，城不大，包括现在重庆的大梁子、小梁子、小什字一带，为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口的山嘴部分。因城近江边，西汉时称江州。蜀汉时，重庆守将李严嫌张仪旧城太小，“更作大城，周围十六里”。城址巳扩展到今天的通远门、打抢坝了。《水经注》说，重庆“地势侧险，皆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者五百余家。承二江之会，夏水增盛，坏散颠没，死亡无数”。当时重庆人口已经密集，并时有洪灾之虞。李严曾试图“穿城后山（指鹅项岭，笔者注，下同）自汶江（即长江）通水人巴江（嘉陵江）使成为州”。这一计划因工程浩大，战事又频，没有被诸葛亮批准。鹅项岭西麓，据说还有李严凿山的痕迹可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