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树皆秋色》似乎在写一个恶毒的玩笑，年过四十的女博导华蓉一直过着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忽然有一天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电话是一个叫马驰的男青年打的，这个绰号老五的人幽默开朗，总能带给华蓉笑声，并对她关爱有加。渐渐地华蓉对老五的电话产生了依赖，哪一天有电话就容光焕发，而没有电话则痛苦落寞。然而除了电话，华蓉对老五一无所知，她甚至连对方的电话都没有，只能被动地等待，每晚十点钟，成为华蓉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有一天，老五突然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华蓉担心、焦虑，放下自尊到处寻找老五，大病一场，几乎失去性命。然而一个多月后，老五的声音再次从电话里响起，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言明要考华蓉师弟的博士生，这种结果只能让华蓉说出，你打错电话了。华蓉换了个电话，叫老五的人被剔除了她的生活。这个故事的残酷在于，优秀的女博导华蓉情网深陷，而老五很可能是在同伴的怂恿下在拿华蓉开涮。因为老五与华蓉的联系始终只有电话，而回避了华蓉要求见面的一切明示和暗示。老五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许他真的为优雅但已不年轻的华蓉教授动过心？要不然也不会每天一个电话，带给华蓉那么多笑声，也不会在华蓉不开机时急得怒火万丈。但是，他毕竟是俗世中人，当华蓉动真情时，他开始犹疑退却了，年龄的差距，地位的悬殊。能否经得起电话之外真实交往的审视等等，都是他退却的理由。社会是很现实的，梅芜在给华蓉介绍一个六十岁的退休老教授时所说的那样：“你看咱们学校六十岁的男人都只找四十岁的女人，五十岁的男人要找三十岁的女人，而四十岁的男人要找的是二十岁的女人。”又说张宏教授出的书得了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上门提亲的人排起了队。最后还是哲学所的一个女博士手段高明，先跟他上了床，再谈结婚的事。你猜那个女博士多少岁？刚满三十哩……不过想想也没办法，三十岁和四十岁的人摆在一起，换了谁都会挑年轻的。男人呀，不在乎你人好人坏，也不在乎你地位是高是低，更不在乎你是贤惠还是智慧，他们只要两样，一个是美色，一个是娇嫩。要说起来，娇嫩多半还排在美色的前面。这段话有着类似三言二拍的警世讽喻效果，将男人、女人一律摆上货价，论斤论质排了价格，男人的名与权，女人的美貌与年轻，二者有一个等价交易的潜规则。而女性其它特质，诸如智慧、学识、能力、才干、贤惠等通通都不值钱。作家对此极为愤慨，她借华蓉之口尖利反讽了同为女性却认同这套混帐逻辑的梅芜教授，她几乎是带着笑劝梅芜赶紧离婚，把张宏挖过来，“以你的东方女性美和高雅格调一举战胜女博的年轻和娇嫩。”
《祖父在父亲心中》被视为新历史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具有家族史叙事的特点。小说特意指出人物的真实姓名、住址，引用史料予以佐证，强调自己所写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但这份真实又因主要人物的离世而变得迷离，它只是一个后辈“我”的推测与演绎，怀念与审视，但这份真实仍渺茫茫在历史的尘雾中，但是这个横贯两个时代的历史故事仍因鲜明的亲情色彩和现代意味而别具魅力。将祖父和父亲两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生存状态和精神气度进行了反复的比对，深刻的思考都蕴含在比对之中。
祖父生活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代，他本是个崇尚知识报国的知识分子，却在机缘巧合中变身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祖父有传承十八代的风景明媚的老宅，有幽静古雅的澹静居，他是北京大学英文系高材生，却喜欢写古体诗歌，大学毕业后放弃了高薪舒适的大学教职，选择在家乡当一名中学教师，当祖母对此不满时，他说“无有中学生焉有大学生？惟天下人都读了中学，国家方能昌盛，此乃教育救国之实。”在枪刺林立的日本侵略者面前，祖父毫无惧色地用中英两种语言向敌人发出指控：“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他要求日军放走老弱乡亲带走自己，终至惨烈牺牲。他的视死如归和大义凛然成为书中让人热血激荡的细节，祖父是“书生般地活着，勇士一般地死去”，他活得自我，死得壮烈。父亲也是祖父一样的迂阔、呆气，嗜书如命的书生，都报国心切，但父亲活得窝囊憋气，胆怯畏缩，他一肚子学问都没有施展的机会。两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史、生命史铺展在读者面前，逼迫读者去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有着这样分明的区别？时代，还是父亲作为知识分子本身？
父亲生长在和平年代，新中国成立，他胸怀报国激情留在南京，却在几十年后发出“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的感叹。父亲“学多用少”，专业丢弃，人格萎缩。“父亲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呈现一副缩成一团的状态。他做什么都小心翼翼。母亲常笑他树叶掉下来怕砸破头之类的话。”嗜书如命的父亲没有澹静居，甚至没有一张独立的书桌，而他后半生坐在书桌前的日子也不能全副身心读书，他的大多数时间用在写交代和检查上面。父亲担心会揪斗到自己，预先做了许多安排，先是把头发剃得很短很短，这样别人揪不到。然后在房间里小小的空地上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坐飞机，并让我检查他的动作是否规范，后来如困兽般在家里等待被揪斗。这荒谬的一幕带给人尖锐的冲击，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不仅没有了祖父的气节和骨气，而且变得怪诞病态。“父亲满四十岁后便是一九五七年的来临。这以后他活了十七年，生命中最富创造性的年华都被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销蚀了。他纵然学习了很多很多，但全都随他的生命一起燃为灰烬。学多用少，母亲用精炼的四个字为父亲一生做了一个悲凉的结论。”祖父几乎可以称得上著作等身，还有许多诗稿。而父亲则很少。父亲精通五国语言，酷爱摄影、游泳、会吹口琴、打球、打桥牌，他从一个“潇洒的、勇敢的，好穿一身白色西装的一往无前的人”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的父亲，“一个其貌不扬脾气古怪的老头”。在文革到来之时，他撕毁所有可能惹祸的物品。“什么组织也不参加，什么言论也不发表，他仿佛只想缩成一团，使那些伸来伸去的拳头够不着他。”但是作家的深刻在于她并没有把指责放在父亲身上，而是充满宽囿和理解地写到：“我想或许父亲在祖父的位置上也一定会如祖父一样向日本人扬手一指。而祖父在父亲的位置上也难说不会如父亲般写出一摞一摞的交待材料。”
《乌泥湖年谱1957-1966》是一部续接《祖父在父亲心中》对知识分子主题思考的小说，这一次将时代背景定格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的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长江流域规划设计院的一群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中的精神面貌、文化品格、人格演变都作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展示与剖析。《祖父在父亲心中》中的父亲，此时演变为一群或一代知识分子的面貌和生存境遇的描写。
小说以苏菲聪、皇甫白河、吴松杰、李昆吾、林嘉乐、刘格非、丁子恒等人在近十年的遭遇为叙事线索，以生动的事例表现一个个鲜活正直个性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政治运动中被扭曲了人格，变得萎琐、干瘪、唯唯诺诺。
皇甫白沙本是个笑声爽朗、处事干练、为人正直的设计院副院长，因在1957年直率地批评惹祸，成为右派，后在历次运动中都免不了被批斗，贴大字报、游街，而他的儿子皇甫浩则因为父亲的右派身份不能考大学，下乡插队去时被牛顶伤又被乡村医生胡乱用药而凄惨死去。苏菲聪和丁子恒同时迁入乌泥湖，他们意气相投，相处甚欢，他们的妻子都喜欢石评梅的诗而成为朋友。在丁子恒看来，“苏菲聪看问题有一种特别的穿透力。不知是因为其父是哲学家的缘故，还是他天生目光敏锐。不管什么事情，但经苏菲聪分析，丁子恒便觉得心里透亮。”在57年整风运动中他是少有的几个有敏锐感觉的人，大棒理论就是他的发明，但即使是敏锐如苏菲聪也会因一言不慎而惹祸烧身。他在整个整风运动中都没多说什么。但在奸诈小人王志福面临被划右派的危险时，苏菲聪顺口说到：“哪有这样打右派的？又不是搞工程拉计算尺，拉个比例出来，尺这边是右派，尺那边是左派，数不够还得硬派上几个，这岂不是笑话？”被王志福汇报上去，苏菲聪被划为右派，极度愤懑委屈之下，苏菲聪一夜白发，带着妻女回家务农。三个女儿因此辍学，在家连饭也不会做的妻子开始采桑养蚕，插秧种地，而苏菲聪也从一个幽默睿智的书生变成一个脾气暴躁的农民。
丁子恒能在历次运动中侥幸躲过灾祸缘自他的极度谨慎和胆小怕事。他宁可顶着落后，不懂政治的批评也不肯多发言，他还有知识分子人格和良知的结果。但是他们所做的所有抵抗也就是把全身缩了起来，希望尽可能地不要引人注目。他一次一次要求出差，对所有人言语谨慎，心存提防，也因此而躲过了一场又一场劫难。他从苏菲聪的遭遇上面得出变聪明的结论：“这是个教训，我以后必须慎之又慎，每句话每个行动都得三思而后行。否则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孩子们的一生和你的一生就会坏在我身上。”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变聪明起来，变得明哲保身，大儒主义。渐渐变成一个有话不想说，才能无处发挥的庸常之辈。
林嘉和儿子林问天的遭遇尤其可悲。他本是一个阳光男孩，路遇丁子恒家大毛落入污水塘，甩了自行车就去救他，回家后救人的事只字不提。而他父母也是淡然处之，说“我们都别再提，免得我儿子把一件天然应该做的事情当成自己了不起的事迹，容易令他自骄。”林嘉禾被划为右派后，大学毕业的林问天被派去烧锅炉。一次另一人工作疏忽导致锅炉爆炸而将此事嫁祸林问天，林问天十分委屈，但在父亲开导下也决心从逆境中奋起，他将心情写在日记里结果被人偷拿汇报到单位党委，引发全厂对他轰炸式批斗，林问天无法忍受，准备逃走却被抓了回来。林嘉禾则被开除公职，遣返回乡，相濡以沫二十年的妻子与他离婚。作家忍不住感慨：“一个工程师的生命从此断送，一个青年的前程从此断送，有什么天崩地裂的理由，非得要一个个鲜活的人用前程和生命来饲养这种断送呢？面对着它，谁能不惊惧战栗？”
结合《洗澡》《中国一九五七》来看，从三反到反右到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些名为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中没有丝毫抵抗力，他们被动地卷入漩涡，身不由己地被各种手拍打锻炼，从思想到灵魂到身体都有炼狱般的历练过程：他们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有原罪的，因而需要悔过认罪，重新做人，所以每一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从悔过开始，认罪服罚而结束。传统士的骨气和骄傲荡然无存。如果说《洗澡》中三反对知识分子只是一次洗，一场惊雷而已，知识分子们经过重新论资排辈又走上别的工作岗位上去了。那么五七年反右则是拉开了血腥整顿的序幕，从此时开始到文革结束，是近二十年的知识分子的肃杀的冬天。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讲述了一个看似平淡寡味的故事，下岗女工瑶琴爱得死去活来的男朋友杨景国在一次意外车祸中死了，她为他哭了十年，思念了十年。三十八岁的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学教师陈福民，陈福民的妻子在一次车祸中被撞成植物人，他伺候了她九年半，赢得了人们的一致尊重。两个人开始了平淡的同居生活。然而两个痛苦的人并未能开始新的幸福，反而因为生活琐事，诸如谁做饭、谁出钱买菜之类的事而出现矛盾，这使瑶琴在内心深处更放不下杨景国，她每月去墓地，常抱着杨的照片说话，在布置新房时全布置成杨喜欢的样子，这使陈福民十分恼怒，他花费大量时间对杨景国的亲人、同学进行调查，然后告诉瑶琴：你时时刻刻不忘记的人是一个可耻的混蛋，他差点因口吃的淹死五岁的妹妹，又以跳河相逼让成绩优秀的弟弟退学，上了大学又偷女生的内衣。“在家里，他差不多就是个流氓。”“我要让你清醒，要你看到你天天思念的那个完美无缺的爱人只不过是一个地道的下三滥而已！”这使瑶琴羞愤不已，顺手拿起根擀面杖打过来，将陈福民打成了植物人，瑶琴进了监狱。瑶琴被放出来后，她开始伺候人事不知的陈福民。
这个故事的深刻就在于作家对命运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生真相的质疑。一个美丽善良的女孩怎么会突然一脚踏进人生的陷阱？就像小说中所说的：“人这一生，一讲如果，就虚得厉害了。世界这么大，这么乱，这么百变，一个人在这世上活，还不跟盲人摸象一样？碰上了什么就是什么。”瑶琴的人生悲剧在于一种偶然，她的过于痴情使她深陷在自己的爱情迷梦中无法自拔。陈福民的到来使她看到惨白的生活真相，看清那个深爱人的本质，这不是命运的残酷是什么？
作家的深刻还在于捣毁了另一个痴情楷模的真相，她以陈福民自己之口咬牙切齿地说：“爱？你以为我后来还有爱？我不怕对你暴露我的真实想法。我后来除了恨没有别的。我在道义上尽我的责任，可我的内心已经被仇恨塞得满满的。我几乎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我每天都像台机器一样疯狂转动，所有的工资都变成医药费，沉重的债务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家徒四壁，屋里永远散发着一股病人特有的臭气……九年半啊，每一天的日子都如同一根钢针，天天都扎我刺我，我早已觉得自己遍体鳞伤。我夜夜诅咒她为什么还不死，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好几次我都想把她掐死。因为她再不死，我也撑不下去了。你说，我过着这样的生活，我还能对她有爱吗？”这样的倾诉有着振聋发聩的效果，在所有人都为他的痴情而感动时，他却是在地狱中煎熬。当瑶琴为杨景国付出十年的花样岁月，在眼泪和思念中痛苦地辗转时，他却是一个下三滥。这样的人生人生真相足以一笔勾销所有的深情。这正是作家不动声色的厉害之所在。“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都是生活中的一种真相，都是无法逃避的真实。普通人在尖锐的命运转折面前的无助无奈，他们在命运的辗压下如同一只蚂蚁、身体、精神、情感都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