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璐曾经是个非常令人尊敬的女子，在父亲去世，下面七个弟妹都还很小的情形下，她勇敢挑起家庭的重担，她那时中学未毕业，当然找不到理想的事做，于是做了一个舞女，继而卖身。等妹妹长大可以接过养家重任时，她已年老色衰，性情、心地都已在浊水中浸泡得变了形。她想出嫁，可选的范围非常狭窄，围在她身边的都是一些极为鄙俗的男人。她选择了猥琐市侩的祝鸿才，也是因为无可选择。祝鸿才渐渐发了财，也不把曼璐放在眼里了，为了笼络丈夫，曼璐想尽了招数却不管用。祝鸿才提出想要曼桢，刚开始曼璐极为生气，“我牺牲了自己造就出来这么一个人，未见得到了头儿那儿还是给人做姨太太。”然而丈夫对她的冷淡，她对妹妹年青和爱情的妒忌，终于使她变成了一个恶人。她用假装生病把妹妹留在家里，让丈夫强奸了她，之后她把曼桢关押在家里近一年。曼璐由一个清纯得曼桢那样的少女变成暴戾险恶的坏女人，是对自己年老色衰后的心理扭曲，也是极端的自私结出的恶果。面对青春亮丽沉浸在爱情幸福中的妹妹，曼璐只会觉得越发丧气，越发嫉妒，终于由妒生恨，正如祝鸿才强奸曼桢后两姐妹对话中所说的：“倒想不到，我们家出了这么个烈女，啊？我那时候要是个烈女，我们一家子全饿死了！我做舞女做妓女，不也受人家欺负，我上哪儿撒娇去？我也是和你一样的人，一样姊妹两个，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这是曼璐发自肺腑的怨愤。正是她作恶的最深层的内心因素。潜意识里，她认为自己为妹妹牺牲过，妹妹也应为她做一些牺牲，比如替她生个孩子以笼络不成器的丈夫。
慕瑾和曼璐的再次会面也写得颇有意味，慕瑾是曼璐的初恋情人，当年曼璐为了养家去当了舞女，主动斩断了这份情缘，再见面已是七八年后，慕瑾仍未结婚，曼璐认为都是为了自己。特意穿了他当年喜欢的紫衣服去见他。他却淡淡地说：“人总是要变的，我也变了。我现在脾气也跟从前两样了，也不知是否年纪的关系，想想从前的事，非常幼稚可笑。”从分手之后他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道，慕瑾到乡下办医院，当了院长，一心为社会服务。而曼璐滑入底层妓女的行列，与最丑恶的人生相伴，早已变得面目全非，言语鄙俗，连性情也变得贪淫暴戾。然而在曼璐心中仍存有一块青春的绿草地，一块最柔软最美好的地方，那就是初恋。如今慕瑾对那段岁月的否定实际上是否定了她整个儿的人生。怎不叫她怨极恨极？而她糊涂势利的母亲和祖母还在跟她说要把曼桢嫁给慕瑾，这使她把恨全部移到了妹妹身上。妹妹的善良，体贴此时都变成了心计和挑逗。“曼璐真恨她，恨她入骨髓。她年纪这样轻，她是有前途的，不像曼璐的一生已经完了，所剩下的只有她从前和慕瑾的一些事迹，虽然凄楚，可是很有回味的。但是给她妹妹这么一来，这一点回忆已经糟蹋掉了，变成了一堆刺心的东西，碰都不能碰，一想起来就觉得刺心。”这样一个女性原本是社会的牺牲品，是在男权中心社会中充当了男人的欲望品，所以当她变坏，并且残害的是自己的妹妹时，这份坏的质地就显得更加黑暗残酷。
在这样一出悲剧里，曼璐的自私残酷、祝鸿才的贪淫好色固然是罪恶的最大根源，但是曼璐的母亲、世钧、包括曼桢自己也都是要负一定责任的。正是曼璐母亲在曼璐耳边絮叨，说祝鸿才在外面花天酒地是因为没有儿子，借个肚子生个儿子就能留住他了。这使觉得走投无路的曼璐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借别人的肚子生个孩子，这人最好是她妹妹，一来是祝鸿才自己看中的，二来到底是自己妹妹，容易控制些。”而在事情发生之后，曼璐母亲所想到的是已经失去了贞洁那就没办法了，况且曼璐宣称自己让位，还得到曼璐塞给她的一叠钞票，干脆撒手不管。这样懦弱糊涂的母亲自然是罪恶发生的帮凶。而沈世钧，那个与曼桢貌似爱得死去活来的男人，在爱人被伤害被囚禁被虐待时，几句谎话就把他骗开了。一方面说明他的愚笨，不通世情，另一方面也是他性格深处的退避，缺乏主动争取的精神。他既不能真正懂得曼桢，才会疑心误会，又过于懦弱，所以他对曼桢的悲剧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实在不值得曼桢那么温存热烈的爱，他是一个太过平庸的男人。在这样的两性对比中，曼桢的坚韧，遭遇人生巨创后仍对生活对孩子充满爱，曼璐的强悍的破坏力量，权谋机变等都是沈世钧为代表的男人所望尘莫及的。
（第三节）家园情结：冰心与杨绛
一、温情的冰心
冰心本名谢婉莹，1900生于福建长乐，出身优裕，父母之爱温馨，个性淑婉，1919年9月在《晨报》发表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当时她还在北京协和大学预科读书，后到美国留学。发表一系列问题小说《斯人独憔悴》《去国》《超人》等。冰心为世人称赞的是她的那些碎钻一样的哲理小诗和构思精巧的散文，如《寄小读者》系列。笔者认为冰心小说持续关注家庭婚姻，关注女性角色也是相当有价值的部分。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不一样，冰心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很深，她不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些偏激的宣言，比如打倒贤妻良母，反而坚定地认为一个家庭的幸福的关键在于贤妻良母，同时含蓄地指出女性的力量。优秀的女性可以带给家庭幸福，而一个不理家政的妻子则可能带来家庭悲剧。在她的作品中有着深挚的家园情结。
《两个家庭》虽然是一个很短的篇章，却已涉及到家庭婚姻，教育的诸多问题，尤其探讨如何为人妻的问题。三哥因为有一个很能干的贤妻亚茜，所以事业生活充满了乐观希望。陈华民妻子娇惰无能，每天沉迷打牌不理家政，他也沉溺于酒馆，得了肺癌，最后上吊身亡。
两位太太对比十分鲜明。陈太太在陈华民口中，“是个宦家小姐，一切的家庭管理法都不知道，天天只出去应酬宴会。孩子们也没有教育，下人们更是无所不至。我屡次地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信任种种误会的话。”她一出现，就“挽着一把头发，拖着鞋子，睡眼惺惺，容貌倒还美丽，只是带着十分娇惰的神气。”在缺乏母亲关爱的陈先生家，三个孩子只好成天跟老妈子呆在一起，玩泥巴，彼此打闹。陈太太看见小孩哭闹就十分不耐烦，训斥老妈子，忙着自己梳妆打扮，出门打牌。而亚茜呢？母亲称赞她，“亚茜太过于精明强干了，大事小事，都要自己亲手去做，我看她是在忙。但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她有一毫勉强荒急的态度，匆忙忧倦的神色，总是喜喜欢欢从从容容的。这个孩子实在可爱！”我也亲眼见到，在她潜心经营的家中，花木扶疏，窗明几静，东西摆放有致，收拾得干净利落，显得十分静雅。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和乐融融。她还帮助丈夫翻译书籍，“红袖添香对译书”。她自己照顾着孩子，给他做可口的饭菜，给他讲故事，教他待客唱歌，画花鸟人物。在她一手调教下的小峻又聪明又懂礼貌。这样小说用对比手法明确写出了作者的观点：一位主妇如何处理家庭事务不仅仅关系到夫妻关系，更关系到下一代成长的主题。她坚持“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
《三年》写出女性很琐碎的心思，一个新婚女性偶遇昔日爱过她的一个男子，于是邀他来家。一件很普通的事到了作家笔下便不一样了，她让青自己告诉盘，而由丈夫盘来向她指出：“一个高尚的男子纯正的爱情是不容玩弄摧残的，你知道他是怎样的爱过你，你也知道他现在怎样的惆怅。你的虚荣心，想显出我们的幸福，你的好奇心，想探取他的哀伤。这两种心理，做成了这段温柔的残忍！青，你仍不免是一个完全的女性！”前几句是对人性的剖解和指责，对爱过自己的人的伤害，而这伤害是站在似乎求好的目的和立场上产生的，青原本是眷恋旧情，希望他“到我幸福的空气中来。”这里面有着人性的微妙和复杂，原本善良的人也会因虚荣心作怪而伤害了别人。最后一句则落入俗套，以一个男性立场来指责女性，认为会犯这样的错是因为她仍是一个完全的女性。也意味着他认为所有完全的女性都具有这一人性的弱点，都有虚荣心，并因此伤及他人。冰心作为女作家但不免仍有这样的男性视角来观察女性、审视女性、裁决女性。这与《两个家庭》中坚持一个幸福美满婚姻需要一个贤妻良母是一样的视角和立场。或者说，作家有意迎合了主流阶级的观点，或者说，冰心早已全盘接受并内化了这些女性观点，让它们成为作品的观点。
小说写出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女人和她们的生活。有在旧有观念下被牺牲掉前途的庄鸿的姊姊，有在新思想旗帜下卖弄风情的我们的太太，有选择了事业却又有失家之憾的秋心，还有被自私的爱捆缚的孤女……都显示出冰心对女性问题的强烈关注的热情，从另一个侧面突出女性生存环境的恶劣，她们如同处在贫瘠荒原上的小花，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绽放出明艳的花朵。
《庄鸿的姊姊》里的姊姊是没有出现的。是在庄鸿的讲述中的隐含的主人公。她是个志高才大的女孩子，想要为社会做些事情，但是无奈命运作弄，在她六岁、弟弟四岁时父母去世，跟着祖母和叔叔生活，叔叔是一个小学教员，薪水月月拖欠，于是家里要求姊姊不念书在家做家务，因为就像祖母她们认为的“你姊姊一个姑娘家，要那么大的学问做什么？又不像你们男孩子，将来可以做官，自然必须念书的。而且家里又实在没有余款。”于是姊姊的前途就被牺牲掉了。就像书中庄鸿质问的那样：“为何女子便可以不念书，便不应当要大学问？”这其实也是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作家所追问的内容。庄鸿的姊姊对读书的渴慕和她最后的抑郁而终成为书中至为感人的场景。《秋雨秋风愁煞人》是一篇闺阁小说，“我”的两位同学，一个生病而死，另一个嫁入豪门，被迫终日宴会打牌，磨灭了远大的理想。对生命脆弱的感慨，世家子弟的不思进取，养尊处优，贵族夫人的终日浓妆艳抹，宴会应酬，都是冰心借英云之口批评的对象。
《我们太太的客厅》是一篇饱含讽喻的小说，传为美谈的太太沙龙被颠覆了，变成一个喜欢显摆自己的女子用以和几个男子在公开场合玩暖昧情感的场所，写出人的虚伪。小说从描写我们太太的客厅的摆设写起，女主人在客厅里摆放了很多自己的照片，大小不一，神态各异，还特地描写一张活人大小的正对客人位置的照片和一尊小雕像，隐含批评女主人的自恋和卖弄风骚，并强调照片里面很少看见“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先生自然不能同太太摆在一起，他在客人的眼中，至少是猥琐、是市俗。谁能看见我们的太太不叹一口惊慕的气，谁又能看见我们的先生，不抽一口厌烦的气？”写至此处，其褒贬爱憎的态度溢于言表。似乎暗含有这对夫妻名存实亡或妻子对丈夫极不满意的意思。并指出喜欢“谈女权，痛骂人口的买卖”的太太，对于女佣人“菊花的赠嫁，并不曾表示拒绝”。
“我们的太太”在丈夫面前娇纵专横，在其他男人面前喜爱卖弄风情。“若不是因为种种的舒服和方便，也许他就不再是我们的先生了。”虽极爱小女儿彬彬，可因“一生惯做舞台中心的人物”。“彬彬始终只站在配角的地位”。惟恐读者会错过这段话的深意，又加上一段比喻：“三麻子扮关公，打着红脸，威风凛凛，跟前的那个小马童，便永远穿起绿褂子来陪衬关公。关公的鞋尖微微一抬，那马童便会在关公前连翻起十来个筋斗。我们的彬彬，便是那个小马童--”再三强调这位太太不仅不在乎丈夫，就连女儿也只是自己的道具，缺乏起码的爱心。听见女佣报有客来时，照照镜子，然后半卧沙发上，微笑抬头，做出欧洲名画的姿态。对待忠诚如少年的追求者陶先生，“我们的太太是始而嘲笑，终而鄙夷，对他从来没有一句好话。”批评她不善待忠诚的追求者。几乎没有女友，袁小姐“也是这沙龙中的唯一女客人。”因为“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的守旧，特别的琐碎，特别的小方。”“我们的太太说，只有女人看女人能够看到透骨，所以许多女人的弱点，在我们太太口里，都能描画得淋漓尽致。”冰心说，我们的太太之所以会极力称扬袁小姐，并以她为唯一知交，是因为“物以相衬而益彰，我们的太太和袁小姐是相互衬托的，两个人站在一起，袁小姐的臃肿，显得我们的太太越苗条；我们的太太的莹白，显得袁小姐越熏黑。这在沙龙客人的眼中，自然很丰富的含着艺术的意味。”
于是世人心中带着仰慕的沙龙到了作家笔下变成了一个庸俗的毫无艺术雅趣，甚或充斥着争风吃醋、打情骂俏的风味。文章特意提到了娇俏迷人的外国女人露西，说她以前是太太的密友，形影相随，但因一次剧场公演，露西的风头盖过太太后，便被从请客的名单上划去了。这有意点染的一笔既写出了太太的嫉妒，也写出了太太客厅的俗。这位露西显然更活泼，谈锋更健，也更会矫情作态，从沙龙里直接带走了全部客人，包括对太太有暖昧情怀的诗人和忠心耿耿的袁小姐。这样的叙说轻灵俏皮，有着机智的嘲讽，浮世绘般描画出了世情百态，同时也似乎带有一种尖酸刻薄--如果认同文中“太太”是指冰心同时代的某位女作家的话。
《相片》中二十五岁旅居中国的外国女人收养了中国孤儿淑贞，将其教养长大，成为施女士日渐衰老的人生里一个极大的安慰。“每逢施女士有点疾病，淑贞的床前的蹀躞是甜柔的，无声的，无微不至的，无论哪时睁开眼，都看见床侧一个温存的微笑的脸。”于是施女士认为这是“天使的安慰”。在她看来，她们“彼此都是世界上畸零的人”，因而在淑贞身上倾注了母爱。而对淑贞出嫁的想象，却让她感到“莫名的恐惧”。“一种孤寂之感，冷然地四面袭来。”因而当淑贞与天赐一起出去玩了一次，相片上表现出年轻人应有的活泼和美之后，施女士并不感到高兴，反而“心里忽然涌起一种无名的强烈的激感，不是惊讶。不是忿急，不是悲哀……”于是她对淑贞说，想回中国去，她要斩断淑贞的这段感情，让她回归一个幽静的女儿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