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局设在地下大厅，来自联合国的祝福
也许是还不够老的缘故，几排几案，几个邮筒，几个工作人员，看上去跟街头的邮局营业所没有什么不同。邮局里人来熙往，却并不怎么拥挤，排上队不过三五分钟的样子，信封和邮票就买好了。同去的作家朋友似乎比我兴趣更浓，报告文学作家李玲修一下子买了十几张。以写“大墙文学”和“京味小说”而知名的老作家从维熙、赵大年，每人买了八九张。彝族诗人吉地马加和中国作协外联部的钮保国，每人买了一叠子。连一向对这类事缺少热情的我们的团长、着名老作家浩然也不甘落后，伏在案前一笔一划地向远在祖国的亲人们书写着发自内心的祝愿。
我买了四张，第一张写给了女儿，第二张又写给了女儿--女儿不过三岁，还在呀呀学语的年龄，就连孩子们痴迷的集邮也其情淡淡，但在我的心目中却分明是一轮照耀生活和未来的太阳--那祝福不仅仅是写给今天的，更是写给未来的呢！
第三张写给了妻子，第四张还要写给女儿，翻译汪小姐忽然来到面前。她大学毕业没多久，据说正处在要与男朋友明确关系的紧要时刻。我当即把那张空白的明信片递到她手里，说：“寄，多给你男朋友寄几张去！”
联合国大厦地处纽约曼哈顿第一街和东河之间，是一块属于世界上所有国家又不属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领土”，门前一排树林般的旗杆上，长年飘扬着上百面五颜六色的会员国国旗。据说那块地方是联合国成立时洛克菲勒公司无偿捐赠的，洛克菲勒中心由此赢得了与联合国总部一样悬挂各成员国国旗的荣耀。
四张明信片寄出了三张，三张来自于联合国的原本珍贵的明信片，又阴差阳错地出现了三种不同面目，这自然更增加了我珍藏的心思。妻子已去天国，女儿还小，我要把这珍贵的礼物一直珍藏下去，直到女儿长大为止。我相信，发自联合国总部的祝福，是一定会给女儿带去好运的！
2002，恰恰是我自己龙飞凤舞的笔迹。
一张上：“刘泓泓，1。一枚4美分。
女儿的第十八本相册
七月最热的那一天是女儿的十八岁生日。生日庆过，照例，她的第十八本相册便完成了。这已经成了“规矩”，每年、每次，作为最后一项庆祝和最早一项祝福的总是相册。那妙处是不言而喻的，相册一翻，说不尽的天真、欣悦、美好、成长，使会奔撞跌扑蜂拥而来。那是女儿的一部小小的历史，也是我的一笔小小的财富。
每年一本确是我的发明。与当今幸福得流了油儿的孩子们一样，女儿从诞生的那天起，便与相片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天一张明天一卷，这儿一堆那儿一册。第一年不过二三百张的样子，还觉不出什么来；第二年加了倍，找时便有些麻烦杂乱了；及至第三年、第四年筒直就多得不得了，成为和平的使者！”
一张上：“泓泓，每每找起来要费不少功夫了。于是，五本一册的相盒我一次买回几个，按照每年一本的原则，进行了好一番选精拔粹、淘多汰劣的工作。那工作远没有想象得那样容易，好照片、难以割舍的照片太多，最后只好在每张正式入选的照片背面，额外地再储存上几张。这样一来，原本轻轻薄薄的一本相册，便显出沉甸甸的份量来了。这说的是八岁以前。八岁以后，因为女儿与同龄的孩子们一样，对照相产生了抵触和逃避，照片也就越来越少，更重要的是随着数码相机和电脑的结合，照片大多并不需要洗出来和放进相册。可即使这样，由此不少好的邮票、明信片就成了别人的猎物。那是1994年7月10日，我随中国作家访问团开始了在纽约的参观访问，过东河，从唐人街上路，华尔街、自由女神、百老汇……一路前行，导游小姐把我们带到了举世闻名的联合国大厦前。然而也有例外，每年一本的规矩也还是被保留下来--自然，那已经是在电脑的相册中了。
相册带给女儿的欢乐是难以言尽的。八岁以前，每过一段时间女儿总要翻出相册，或者津津有味或者胡乱八糟地品上一通、翻上一通。那一品、一翻，好多已经模糊甚至于压根儿没有记忆的情景便在脑子里找到了位置；好多巳经荒疏或者忘却、消解了的情景便得到了复原和深化。看，这一副！这个光着大屁股、只顾啃西瓜的小臭孩是谁呀？呀，这一张！海滩上打滚的这是谁呀，怎么成个小沙孩啦？哎，这是哪儿，怎么跟大海狮亲起嘴儿来啦？怪了，这个小小的孩儿怎么抱了这么大的一个奖品哪？哟，这副画是爸爸画的吧，怎么挂到人家展览馆的墙上去了？哦，这个弹钢琴的不是咱们孩子，我的女儿，是大风车上的龙龙吧？……问、答、笑、嚷、吵、闹、哭、唱，搂脖子、跳高儿、打滚儿、翻跟斗……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礼拜天，经常便不知不觉溜走了，就连吃饭，每每也得动员上一通、强制上一番的。八岁以后，女儿这方面的兴趣逐渐减少，但每当打开相册，也还是会兴奋上一阵子、议论上一阵子的。
那天，大概是七岁生日过后的第一个双休日，女儿翻过自己的相册之后，忽然搬过小凳，踏着，从橱子里搬出我的相册。我的相册与女儿的大同小异，只是封面不是两个玩耍的孩子，里边也不是严格按照每年一本的“规矩”编排的。
“爸爸，我希望你快快长大，你小时候的照片呢，怎么找不着呀？”翻着找着，女儿奇怪地扬起了眼角。
相册中我的第一张照片是中学时代留下的，几个土里土气的中学生，端端正正地捧着“红宝书”，站在一副巨大的宣传画前；那时的我，已经是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了。
“我？小时候的照片？……”
不知哪儿来了气，我把话问得又重又艮。作为五十年代初期出生的农村孩子，我的童年是吃着掺了糠菜的饭，穿着加了补丁的衣度过的。即使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电影也至多每年看上三四场。照相机、照相馆则是上了中学、进了县城以后才且惊且奇地见识了的。否则云天万里、关山重洋，三张如此不同的明信片，怎么会如愿以偿地飞到女儿和妻子手里呢？好在无论是从联合国到济南多少邮局工作人员的共同疏忽还是得意之作，对于我都无疑是一个福音：不管从收藏或者祝福的角度上说，一枚36美分，这样三张明信片都应该是别有一番意义的吧？
还是说一说明信片的来历吧。中学时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三毛钱，这张十七岁时的、最早的照片，如果不是毕业前夕，大家豁出去要留个纪念，我在大洋彼岸的联合国大厦向你祝福！”
因为是礼拜天，联合国大厦内的各项活动全部停止，原本有意的参观访问只得放弃，车到门前，导游小姐提醒的唯一的一件事是：这里有个特设的联合国邮局，分为两枚，大家可以去给亲友们发几封信或者明信片。于是下车后，大家在那座象征和平的、被弯曲了枪管的机枪雕塑下照过几张相，便向邮局那边奔去。
另一张上：“宇红：我在大洋彼岸的联合国大厦向你祝福！”
三张明信片贴的都是联合国的邮票，也是没人照得起的。
我告诉女儿·女儿似懂非懂地抛过几个白眼，又问：
“那我爷爷奶奶呢？怎么也没有照片啊？我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儿呢！”
孩子，真是个孩子！爸爸尚且如此，爷爷奶奶……
的确，女儿的爷爷奶奶也就是我的父亲母亲，是一辈子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来的。父亲是没有，绝对的、从小到老一张照片也没有照过--更谈不上留下了。母亲却是照过一张的。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村里一位老先生病重，他的一位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的儿子回村看望时留下的。老先生早年教书，因为蒋家王朝败逃时莫名其妙地“赏”了他一个国民党员的“衔儿”，使他和他的儿女们遭受了不少苦难。儿子还村，出于给乡亲们做点好事、留个好印象，也给父亲留下一个好环境的意思，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我的保密箱里就一直锁着三张明信片--三张来自联合国的明信片。
这倒不是我与联合国的哪个机构或者官员有什么来往，给村里几乎每一位成年人都拍了一张，回去后，还果真把相片寄到了乡亲们手里。
母亲就是那次照了一张相片，有生最早也是最后的一张相片：二寸，黑白，身后是一堵猪圈的矮墙，脸上带着几分因惊诧和意外而流露的窘怯。
母亲的那张照片被插进家庭相框（那是已经成了国家干部的姐姐们留下的）的一角，好多年一直都插在那儿。然而母亲去世之后，在我当兵即将离开家乡的时候，那张相片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母亲一生唯一的一张相片，因此也没有能够保留下来。
我告诉女儿，女儿似懂非懂地瞪着眼睛，象是问我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就一张啊？也太少了点儿吧？”
的确，一年一本和一生一张、一生没有一张是无法相比的，对于收藏一类的事我一向没有多少兴趣，一岁二三百张和十七岁第一张也是没法相比的。可那就是事实，就是历史--谁也否认不了、改变不了的历史。更有趣的是，三张同时同地寄出的明信片上，一张盖着两个不同图案的联合国邮戳，正反两个济南投递局的邮戳，而另两张的邮票上干干净净，压根儿没有联合国邮局留下的任何痕迹，就连济南投递局盖上的邮戳也各有一枚，且一反一正。
我说：那全是因为穷的缘故。如果是今天，即使农村的老人和孩子，也可以照好多相片的。
女儿胖胖的脸上漾起了一重惋惜和无奈。她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一转身却又半是疑惑半是不满地问道：“那，你们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穷啊？”
问得好！问得好！一个七岁的孩子竞然问出这样大的问题！可面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我该怎样回答呢？
联合国邮局成立于1951年，目前除了联合国总部，只有日内瓦万国宫和维也纳国际中心设有分支机构。联合国邮局的邮票，是聘请各国着名的美术家特别设计的，仅限于联合国内部购买和使用。从心情上说，联合国总部是地球大家庭瞩目的中心，从这里向亲朋好友遥致一声问候，确是机会难得、情谊非常。而如果从集邮上说意义就更大了。三张4美分的图案是联合国大厦的俯瞰模型和联合国的旗、徽，三张36美分的图案却各不相同，有联合国大厦的远景，也有大厦会议厅里正在开会的照片。一枚40美分的联合国邮票，再盖上一枚联合国总部邮局的邮戳，身价不成百上千倍地向上翻才是怪事。这或许正是前来联合国总部的人激情踊跃、乐此不彼，甚至于连我这种对集邮一向缺少热情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心动的原因吧。
我笑了，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秘密，爸爸现在不说，等你长大了，有了第十八本或者第十九本相册时你就明白了，那时候再由你来告诉爸爸好不好？”
女儿并不满意，可听说“有趣”而且“秘密”，不觉又露出了笑脸，说：“那，每张40美分，好吧。”
如今女儿的第十八本相册已经摆到面前了，她会做出怎样的回答来呢？
2009，7。
蓝天上的一首歌
--女儿成长记事
“哇--”的一声啼号，女儿来到人间。
女儿之来到人间，正可谓应了两句话，一句是“千呼万唤、跚跚来迟”，一句是“晕天幻地、突如其来”。
所谓“千呼万唤、跚跚来迟”，说的是爸爸妈妈本来结婚就晚，婚后又流了两次产，妈妈因此落下病来；为了治病跑了不少医院，妈妈甚至于昏厥过两次，可总不见好转，两人急着要小宝宝的心愿也就一直没能实现；直到爸爸三十九岁上结识了气功师韩文水，妈妈的病才好了，爸爸现在大洋彼岸的联合国大厦，也才怀上了小宝宝。初时，有人认定妈妈怀的是一龙一凤，那让爸爸高兴得神魂颠倒、四处张扬。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时妈妈便住进妇幼保健院，爸爸和姥姥、大姨等人便轮流担起了送饭的重任。那是七月，遍地流火，每天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自然有说不出的辛苦，可因为心里有了盼头，爸爸和姥姥、大姨等人谁也没有一句怨言。特别是爸爸，每天沉浸在一龙一凤的喜悦之中，经常都是哼着小曲去唱着歌谣回的。
所谓“晕天幻地、突如其来”，说的是早晨起来，不知是由于晚上睡得不好还是天气特别溽热--那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署呢，那三张明信片上留下的不是别人，爸爸自觉眼前晕晕乎乎，跟进了幻觉世界似的。上午去市场买菜，竟然把准备向外邮寄的几本书给扔到菜摊上。也让人好生奇怪：这是邮局工作人员意外的疏忽还是得意之作？如果是疏忽，那该是从联合国到济南不知多少邮局工作人员共同的疏忽才对；而如果是得意之作，也该是从联合国到济南不知多少邮局工作人员共同的得意之作。因为当天是韩老师的五十大寿，爸爸和一位战友去给韩老师送礼物时，还特地让他发了一阵子功，在脑袋上、身上拍打了好一会儿。然而奇怪的是晕晕乎乎总也不见好转，看什么东西做什么事都跟做梦和过电影似的。下午六点左右，爸爸晕晕乎乎中把晚饭送到病房时，忽然发现妈妈的床上空了；一问才知道，妈妈早晨就生了，生的是一个女儿。爸爸一下子给愣了：离预产期还有二十天不说，好好的一龙一凤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女儿？可当爸爸找到妈妈面前，听妈妈说了情况，又透过门上的玻璃朝隔离箱里的女儿看过几眼，我的亲爱的小女儿，只得接受了眼前的事实。也就在此时，闹腾了爸爸将近一天的晕晕乎乎竟然消失了。晚上爸爸与韩老师通电话时说起这个情景，韩老师哈哈大笑说：“看来这个小崽子不简单，以后得仔细了。”
这是女儿来到人世的情形，没有一点夸张和渲染的成份。据韩老师说，大署是天地四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女儿选择这个时刻来到人间，并且闹得爸爸一天不得安宁，但愿那预示的会是一个美好的未来。
医院的《宝宝出生记录》中记载的女儿的出生时间是七时二十五分（夏时），体重是二点九公斤，身长是五十一厘米，生肖是羊。出生记录上还有一句话是“新生儿生后哭声好”。出生记录的下面印着一个鲜红的小脚印，同时附着一袋胎毛。
带着这些最为原始的记录，女儿唱响了生命的第一支歌。
今天是女儿满月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