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说到“触电”了，而一说到“触电”有人就难免心惊肉跳。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但对“触电”我是既怕又不怕。二十几年前，在写第一个电影剧本时，脑子里根本没有怕的概念。可眼看被列入拍摄计划的剧本，因为形势的变化被从拍摄计划中“开除”出去，那“怕”便不请自来了：那是将近两年的心血呢！正是由于怕，由于要避开变化着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我毅然退回八百多年，写起了《岳飞》。可没有想到《岳飞》写好，并且受到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和诸多电影界前辈的好评，却又由于经费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原因被迫搁浅。后来剧本虽然发表，却越发让人怕起来。而这一怕就是许多年，《骚动之秋》和几部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孕育和生长出来的。后来写《原野风》完全是为了配合小说的出版和发行。剧本得奖了，小说出版并且受到了好评，电视剧、电影却被拍得走了样儿……如此反复，说不怕肯定是假话。可从1994年起，几位朋友和领导多次请我出山，我婉拒过、抵抗过，却又不得不一次次重操旧业。好在经过风风雨雨之后，现在我只是把剧本当作文学作品来写，至于拍不拍、怎么拍、拍到什么程度，因为说了不算、想也没用，干脆就不去说不去想了。这就是所谓又怕又不怕的意思吧。
有人把今天的时代说成是电视传媒的时代，这种说法准确不准确权且不论，但确是说出了电视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为一名作家完全顺应时代难能有所作为，但如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要有大的作为也难。电视剧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有着广阔的前途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的作家如果完全漠视，或者因为怕，远远地躲在一边是不可想象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成一时之盛，其创作成就和水平之所以形成高峰，与时代的呼唤、社会的发展，与作家的集体参与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我觉得，电视剧本的创作已经无可置疑地被时代和社会推上了前台，如果我们的作家都能够积极地参与进去，并且付出自己的那份艰辛与努力，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就完成可能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留下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是电视剧发展的希望所在，或者也是文学发展的希望所在。
至于说到以后，我是以创作剧本为主还是以写小说、诗歌、散文为主，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能够说清楚的是：我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熟悉的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即便是且恨且爱的剧本也是如此。
2001，8。
附记：这是作者为剧作选《呼唤阳光》、《四个女人两台戏》和《黄河之水天上来》所写的后记。
新松恨不高千尺
新年伊始，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的消息刚刚传来，我又收到了荒煤同志的信，望着他那熟悉俊逸的笔迹，我心如潮涌，感慨万端。作为着名前辈作家和文艺界领导人，荒煤同志在这次作代会上当选为全国作协副主席，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我这样一位普通的青年作者。
1978年我在部队工作时，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上下集的电影文学剧本《岳飞》。1982年剧本在《中外电影》杂志上发表后，一位导演朋友建议让我寄给长期负责电影工作的荒煤同志看一下，争取得到他的关心和支持；我照办了，并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罗马大战》，自己的《斯特凡大公》和《萨拉丁》的意见。荒煤同志是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当时又正在主持筹建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我的本子长达八万字，他有没有时间看，就算看了会不会有什么意见或态度，我心里并不抱多大希望。然而出乎意料，荒煤同志收到剧本后很快便回了一封信，告诉我剧本正在请人先看，让我放心--由于我所在的部队撤销，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信是几经周折才转到我手里的。与此同时，着名导演林农也把荒煤同志请他看剧本《岳飞》的情况告诉了我。这已经使我大喜过望，没过多久，荒煤同志看过剧本后又写来一封长达数千言的信。信中对剧本给予了热情肯定，同时详尽而具体地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投入拍摄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并且征求我是否同意把剧本送国家民委有关同志再看一下。读着这封意重情厚的的信，我和我的朋友们无不为荒煤同志礼贤下士、提携后进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所感动。但是我们哪里知道，荒煤同志当时正患着病，他是带着病读完剧本写来长信的。不久他住进医院，但在病榻上，他还让秘书及时把国家民委有关同志对拍摄这部影片的想法转告给我，并且向前去探望他的李存葆同志关切地询问起我的情况。
1984年4月我因公晋京，荒煤同志当时出院不久，正在参加电影“政府奖”授奖大会。我打电话探问他的身体情况，他约我等会议结束后去他那儿谈一谈。但由于单位领导催我返济，我没能如约。直到同年六月，荒煤同志来济南参加电影“百花奖”、“金鸡奖”颁奖大会，在下榻的宾馆里我才见到了他。那天晚上，我同他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他询问了我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对我的创作设想提出中肯的意见，也谈到了他对济南的怀念和正在写作的文学生活散记--1937年他同荣高棠、张瑞芳等同志曾在济南演出过宣传抗战的戏。他像慈父一样和霭可亲，也像严师一样认真诚恳。他从古装影片拍摄的情况谈到电影事业发展的前景，从当时那股“清除”风讲到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使我仿佛面对一片渊深浩瀚的大海。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他对后代人的期望。他说：“我今年七十多岁了，该退位了，将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我说：“你们老一辈人不知培养了多少人，你们的功德是会铭刻在后人的事业中的。”
就在那次会议期间，荒煤同志在一次报告中，把他对文学创作的主张概括为“写人、感人、树人”六个字。他说：“我从解放以来就搞文艺工作，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左’的影响，不讲人学，一谈人情就是资产阶级人情论；一谈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艺术永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永远发展不起来。”我觉得他的主张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创作实践都有着指导作用。
荒煤同志回京后，得知一位导演有心要拍《岳飞》，又特意来信嘱我把剧本改好，并让我把他提的意见转交给那位导演看。虽然时至今日，《岳飞》的拍摄仍在酝酿之中，但荒煤同志对于我的关怀和教育，荒煤同志那种“新松恨不高千尺”、“化作春泥还护花”的精神，却时刻地激励着我。为了繁荣文学事业，写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我当加倍努力！
1985，7。
荒煤的“呐喊”
听荒煤同志说，因为小时候不愿意写毛笔字受到过父亲的打骂，他一生都很少拿毛笔，更少有用毛笔为他人题词的时候。我的书房里却真真实实地挂着一幅他的墨宝。
那是1990年8月，荒煤同志应邀到济南参加我的长篇小说《骚动之秋》研讨会。《骚动之秋》写的是农村变革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确定出版后，一次我给荒煤同志讲了小说中的两个情节，他高兴得咯咯直笑，当即答应要为小说写一篇序言。序言写好正赶上政治风波，荒煤同志得知有人不准他以后再发表文章的消息后，立即给出版社写信，说为了不影响作者和小说的“前程”，要把自己的序言撤回去。由于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坚持他才只得做罢。没多久序言在文艺报、大众日报和当代杂志上发表，使《骚动之秋》未经面世，便赢得了先声夺人的效果。
小说出版要开研讨会时，大家都希望荒煤同志能够出席，可七月的济南遍地流火，荒煤同志又是七十七岁的老人，来得了来不了谁也说不准。然而当我找到他面前，向他转达了大家的期待，他二话没说便应下了，说：“好，去，我去！”
济南是荒煤同志的故地，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和张瑞芳等人曾在那里从事过进步文艺的宣传活动。在济南的几天里他访故地，会文友，观名胜，看农村，我一直陪同在身边。言谈中他讲的最多的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意义和影响，是文学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是他在《骚动之秋》序言中提出的要我接着写下去，“期望看到《骚动之冬》，而最终迎来一个《骚动之春》”的心愿。他举欧阳山等人的例子说：“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够写出那样几部作品，是很了不起的。”那使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研讨会开过，荒煤同志离开济南前忽然提出要到我家里去看一看。那时我的家很小，又在四楼，便推说来不及了，以后再说。荒煤同志不肯，说：“我来了，怎么能不到家里去看一看呢？”我见如此，只得赶紧叫来了汽车。沿着狭长的楼梯，推开简宜的铁门，荒煤同志屋里屋外看过一遍之后，又特意对我爱人小孔说了一番意重情深的话：希望她能够支持我，尽快地把《骚动之冬》、《骚动之春》写出来。正是从我家回到宾馆之后，荒煤同志爽快地拿起毛笔，为我写下了这张“为骚动之秋呐喊盼骚动之春早临”的条幅，并且特意在条幅未尾加上了一行“玉民同志留念并请小孔多助谢谢！”的墨迹。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可以告慰荒煤同志的是我的又一部以农村变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过龙兵》已经发表和出版，新的作品也正在酝酿和构思之中，他的真诚和热忱、期待和瞩托，一定会浇灌出更加绚烂芬芳的花朵。
2007，3。
我的“天使”
那时候，我与王笠耘同志素昧平生。也就是说，1989年5月之前，我与王笠耘同志非但没有任何联系，甚至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自然，那是因为我初涉文坛且孤陋寡闻的缘故。
知道名字是在长篇小说《骚动之秋》终审通过之后。那时我应彭沁阳、于砚章两位责编邀清从济南来到北京，从两位责编嘴里听说了“王笠耘”三个字，知道是他完成了《骚动之秋》的终审，并且明确表态说：“这部作品应该出，不要考虑印数和经济方面的事儿。”
《骚动之秋》从最初构思到完成初稿花费了三四年时间，初稿完成后又经过两年多的补充生活和修改，才提上了出版议程。但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实行责任制，每位编辑都面临利润指标的压力，因此，尽管两位责编对作品多有偏爱，也还是不得不提出了如何确保印数和不赔钱的问题。那对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一方面，好不容易写成的作品如果出不来就会前功尽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既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财富支撑的年轻作者，要想确保印数确乎是一件压得死人的难题。但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出于实现作家梦的心愿，我与爱人相约：宁可把家中仅有的几万块钱投进去，以后想办法卖书，也要把《骚动之秋》推出来。让我想象不出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资质甚深、声誉甚高的老编审，竟然慧眼识珠，一下子扫清了笼罩在我头上的阴霾--顺便说一句，《骚动之秋》第一版就实现了赢利，后来虽经两次盗版，犹自至今长销不衰。
带着满心的感激和敬仰，那天我来到王笠耘同志面前。
“好，这么年轻！”听过介绍，王笠耘同志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骚动之秋》是我这辈子终审的最后一部书稿。好，写得好。”他告诉我，他当了一辈子编辑，审读了很多书稿，但终审过《骚动之秋》他就退休了。他最看重的是《骚动之秋》中生活的原汁原味和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学作品不怕毛病多，就怕挑不出毛病来，一部什么毛病也挑不出来，可就是打动不了人的作品，就如同得了癌症一样。他把总结自己大半生经验的着作《小说创作十戒》送给我，并叮嘱我要始终保持与生活的联系，争取写出几部更好的作品来。他和颜悦色、细语慢言，没有一点居高临下和开导指点的样子，他的话却点点滴滴滋润到我的心里。
《骚动之秋》出版后果然受到了欢迎，经过修订再版后，先后被改编成广播剧、小说连播、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一九九八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前，我特意给王笠耘同志打电话，邀他一起坐坐以表谢意，但被他婉拒了。他说作品是属于社会和读者的，他只是尽了一位老编辑的责任，只要社会认可读者欢迎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与王笠耘同志只见过一两面，他的精神和品格，他的观点和见识，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近年来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述了上面这些经历和感受。有人说幸运者之所以幸运、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紧要关口得到了“天使”的眷顾。我想，王笠耘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慧眼独具、无私播洒雨露花香的“天使”，起码对于我是如此--永远如此。
2009，4。
星辰与花朵
有人说，每一颗星辰的下方都盛开着一片鲜花。我觉得，晓天老师就是这样一颗星辰，“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是一丛光彩耀目的鲜花，《骚动之秋》也是那鲜花丛中的一朵。
我与晓天老师相识于1990年11月召开的《骚动之秋》研讨会上。那次是在全国政协礼堂，到会的都是首都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因为邀请名单和请柬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开会那天又遇上交通堵塞，在我到达会场时与会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那使我诚惶诚恐，赶紧上前与各位前辈大家握手致歉。这样我认识了马烽、张锲、李希凡、屠岸、李准、郑伯农、张炯、曾镇南、顾骧、蔡葵、章仲锷、朱晖……也认识了晓天老师--一个寿眉高挑、瘦削而又矍烁的老人，一个声名四扬却又平和坦诚的智者。
那时晓天老师从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和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不久，与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保持着联系。他热情爽朗，一点架子没有，加之年轻时在山东工作过，夫人还是济南老乡，几句交谈之后便让我觉出了亲切和温暖。
那次会上晓天老师有一个发言，讲得十分忠肯精到，会后山东一家报纸有意发表，我便给他写去一封信征求意见，没想几天后便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骚动之秋》的看法和见解。
玉民同志：
十三日来信敬悉。大作，我是一天一个晚上一口气读完的，十分高兴！会上说的，全是读后直感，未加条理，当然更没有展开。若任远和你认为，尚可整理和发一下，我无意见，只希望在行文上加以理顺。我的中心意思是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典型--农民企业家岳鹏程。这些年写改革题材的作品不少，写城市的、国营工业改革的有乔厂长、花园街五号等等；写农村的报告文学居多，长篇也有些，如这次茅盾文学奖初选推荐的《苍生》、《平凡的世界》，主要是写土地承包，也写了所谓的农民企业家，巧得很，两书写的都是砖窑厂，但都比较单薄。写像岳鹏程这样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