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还没有落，大街上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赶着回家，街面上一时拥挤起来。我和身边的人不时地碰撞着，擦着他们的身体走着，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擦肩而过，很有意思。你的身体虽然被陌生人碰撞着，但是你却没有什么想不开的，碰撞了也就碰撞了。我去了附近的电信局，买了一个五百多块钱的191寻呼机，号码是1163469，当场让服务员调试了，然后就给白猫打了电话，把号码告诉了她，才朝洗脚屋赶去。
去洗脚屋的路上，我心里就忐忑不安，担心杨洋不出来见我。结果像我担心的那样，根本没有见到杨洋。洗脚屋的那个姓柳的老板见我去了，就说杨洋在给客人按摩，没有时间见我。又说，“杨洋不是告诉你不要再来找她了？她说过不见你就一定不会见的。”我猜测杨洋对柳老板叮嘱过了，于是就磨蹭着不肯离开，希望见到我认识的豆豆，但是豆豆一直没有露面，我就只好问道：“豆豆在吗？”
“也在接待客人。”柳老板不冷不热地说，“你想洗脚按摩？我们还有别的小姐。”
我摇摇头，把手里的报纸交给柳老板，说：“麻烦你交给杨洋，上面有一篇写她的文章。”
柳老板接过报纸，看了看那篇文章，说，“我代杨洋谢谢你了。”我准备离开洗脚屋的时候，想起自己刚买的呼机，就把寻呼机的号码留给柳老板，希望她能转告杨洋。“她有事的时候，就呼我。”柳老板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写着号码的纸条接过去了，没有一句话。
离开了洗脚屋，我站在大街上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了，我的心很灰暗。越来越浓的夜色正从四周漫上来，笼罩了这座城市，在这夜色里，一切的夜生活开始了。我沿着马路慢慢走着，看着从我身边走过的一个个陌生人，很希望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能突然停下来，跟我说说话。但是，这座城市惟一可以和我无拘束地说说话的杨洋，已经不再想见我了。我相信她还是惦念我的，只是担心她在我的关爱里陷得太深。
我还是坚信有一天找到了她的父母，她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那时候我们让一切重新开始。
想到寻找杨洋的父母，自然想到了报社的亚玲，我是把希望寄托在她身上了。我在一个电话亭站住了，很想给亚玲打个电话，说实话，我对这个女人印象不错，觉得她是一个比较随和的人，富有同情心和平民心，是比较容易接近的。
电话打到亚玲家里，有一个男人接了电话，很不耐烦地说她不在家。好在这次他没有立即挂断电话，我就多问了一句，说：“她去哪里了？我找她有急事。”那男人说，“你打她的手机吧。”
我按照那男人告诉我的手机号码，给亚玲打了手机，她接了电话后，很抱歉地说她还没有得到有关杨洋父亲的消息。我急忙说自己不是催问这事的，是要把我刚买的寻呼机号码告诉她。她“哦”了声，找了笔和纸记下来，然后问我，“你还没有返回内蒙古？”我说明天就走。她又“哦”了声，说：“有了消息我就给你发传呼，好吧？”
本来我应该把电话扣掉了，但是我却一直拿着话筒，而对方也没有立即挂上手机，就这样静止了一会儿，她就问了：“你有什么事吗？”
“没有，你在家里？”我问。
“啊，在家里，怎么？”
“吃过饭了？你帮了我的忙，很想请你吃饭。”
她停了一下，然后问：“你好像有事，你在哪里打的电话？”
“光明街口的电话亭。”
“好吧，你在哪里等我，十五分钟。”
放下电话，我的心才突突跳，自己没想到会把她约了出来，现在突然约了，我跟她怎么说呢？
心里正乱乱地想着跟亚玲说些什么的时候，她已经走到我面前了，微微一笑，把手伸给了我。我实在不习惯跟人握手，在离开乡下以前，似乎还没有人把手伸给我握握。
握过了亚玲的手，她观察了我的脸色，说，“你还没有吃饭？”我老实说已经吃过了，她就笑了，说：“吃过饭了想起请别人吃饭呀？”我被她一句话说得很窘，正不知怎么解释，她又说话了，说自己也吃过了，“你下次再请吧，等到找到杨洋的父母，你说呢？”她看着我，微笑着，尽管她比过去瘦多了，但是笑起来还是很好看的。“找我有事？”
“没有，就想给你打个电话。”
之后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了，亚玲已经看出我的不老练来，主动说，“我们两个人不能站在这里说话吧？找个地方坐坐，你喜欢喝茶还是喝啤酒，或是喜欢唱歌？”我说，“都行，都可以。”她又笑了，说：“那就找个能喝茶能喝酒能唱歌的地方，你跟我走。”
她带着我去了一个练歌房，要了一个小包间，服务生给我们倒上了啤酒和茶水，就小心翼翼地把门带上，退出去了。屋子里一时很静，只有打开的电视里播放着歌曲，我们在柔和的光线里，坐在沙发上，无语。从房门的玻璃口处，可以看到一个个亮丽的小姐来回走动，有的已经被客人揽住了腰肢。
亚玲端起啤酒说，“喝啤酒吧，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动了动身子，端起杯喝酒，一边喝着一边琢磨我应该说点什么话，想了半天，终于说：“谢谢你帮了我的忙。”
“你都说了几遍了，叫我出来，不是为了再对我说一遍吧？”
“我是想再求你，能不能想别的办法，帮忙找了找杨洋的父亲？”我突然找到了这个话题，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说，“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
“这件事好像对你很重要，是吧？”
我点点头，看了看她。她穿着一件开领很低的短袖上衣，下身穿着一条长长的裙子，一直长到脚脖子。
“你能不能告诉我，杨洋是怎么救了你的命？”
“以后、以后吧。”
她很理解地一笑，说：“好吧，等找到了杨洋的父母是不是？”她站起来，拿着点歌薄走到电视前，换了一张光盘，说，“我给你唱一首歌吧。”
她唱的是《糊涂的爱》，唱完，一笑，伸手说，“来，跳舞吧，你会吗？”我摇摇头，说自己不怎么会跳舞。她说，“好跳，就跳两步吧。”说着拉起我的手。
谁都知道，其实在歌厅包间里跳舞，纯是找感觉，那么狭窄的空问，你说能跳舞吗？要跳也只能跳两步，把两只脚来回倒来倒去，总是一个动做。
我揽住了亚玲的腰，在她的带领下，两只脚来回挪动，很快就找到了简单的节奏了。“你没学过跳舞？”她问我。我告诉她，自己这是第一次到舞厅，过去从来没有到过这种场合。
“我今年高中刚毕业。”我说。
“你还会有许多个第一次，有些是你愿意去做的，有些是被动的，不过该会的终究要会的。”她说话的时候，面孔离我很近，说话的气息扑打在我的脸上。
“你的歌唱得真好。”我说，“不过不是唱给我听的。”
“怎么不是唱给你听的？就是为你一个人唱的，还有谁？”
“你自己。”
她愣了愣，脚步停下来，仔细地看看我，这时候一首歌的曲子结束了，她松开我的手，坐到了沙发上，端起啤酒喝了几口，然后挤出许多笑容问我，“你怎么说我唱给自己听的？”我知道她是故意笑给我看的，想了想说，“你是带着一种真感情唱的，从心里唱出来了，为了我，你不会这么唱。”她似乎点了点头，立即说自己是瞎唱，什么真情不真情的，说像我们这个年纪，哪还有真情呀。
我就顺着她的话说下去，说：“你才多大？二十五六吧？都不像结婚了的样子。”她白了我一眼，说：“你人儿不大，就学会夸女人了。”
我很真诚地说自己是说的实话，她当然不会相信，说：“你上次不是还叫我阿姨吗？这会儿是不是想叫我小妹了吧？”说着，她一个苦笑，叹息一声，说：“我都三十出头了，要比你大十岁吧？”
“十一岁。”我说。
“你看你看，真可以做你的阿姨了，以后就叫我阿姨好了。”
“你喜欢我叫什么我就叫什么。”
我们再跳舞的时候，她跟我似乎很亲切了，有时看到我注意地看她，就有意识地用力握一下我的手。她的身子也离我很近了，还把头微微地歪着，似靠非靠地放在我的胸前，迷上了眼睛。她的这种姿态，很容易让我心跳，我揽住她腰的手就有些不自然了，而且不停地出汗。最让我为难的是，我下身不敢挨着她的身子，总要有意识地离开一些，因为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那东西已经不安分了。
曲子结束后，我们都没有立即分开，她很自然地拥着我，站着不动。我明显感觉到她的身体与我紧贴着，我想她一定能感觉到我身体某部分的异样来。她快速地在我脑门上亲了一下，就像大人亲小孩一样，然后就松开了我的手，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又坐到原来的位置上。
而我却不能控制住自己了，上前准备亲吻她，她挡开了我的手说：“当心呀，我有传染病。”
电视里又自动地播放下一首歌曲，一个穿着三点式泳衣的女孩子正在海边奔跑着，缓慢地倒在了沙滩上，轻轻地抓起细沙，洒到自己的肚皮上，一连串的动做都很煽情。
“你知道你长得很帅吗？”她看着我说。
“你都告诉我几遍了。”我学着她说我的口气，说道。
她摸了摸腰部，说：“你手上的汗水都把我的衣服湿透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问道：“你没在家里住？我给你家里打过电话，那个人好像对你不太好。”
“你问得太多了。”她不看我，站起来拿起话筒唱歌去了。
我坐着听她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到最后，她的眼里就噙了泪水，坐到沙发上不说话。我很尴尬，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敢去看她，低着头搓手。
正沉闷着，我的呼机突然发出刺耳的叫声，吓了我一跳，但是紧接着心里一阵兴奋，猜想一定洗脚屋的柳老板把我的呼机号告诉了杨洋。但是我借着灯光一看，不是杨洋呼我，而是白猫，她给我留言：“很晚了，早些回来。”
亚玲已经把手机拿出来举着，问我，需要回电话吧？我摇摇头，说：“是我们老板娘催我早些回去。”她就把杯子里的啤酒一次喝干，站起来说，“我也该回去了。”
我却拦着了她，说：“你心里有事，就讲出来，不要憋在心里，真的，憋在心里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我说着，伸手拽住她的胳膊，让她坐下来，她挣扎着，不说话，只是摇着头，似乎坚持要走。去拽她的胳膊，本身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我也没有想到自己怎么能敢去拽她的胳膊，而且用的力气太大，她向后趔趄了一下，好像是倒在了沙发上，身子就势一歪，就把头靠在我的腿上，呜呜地哭起来。我还没有经过这种场面，当时手足无措。你想想，一个不太熟悉的女人扑在你怀里呜呜地哭，她们大都哭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身子软的像一团泥，你既不能抚摸她，也不能推开她，就那么僵在那里看着她哭，把泪水和鼻涕都揉在你的衣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