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万代地统治国家。”
非常奇怪的是，每天晚上，镇上的一个讲道坛都会把最主要的社论读给人们听。我舅舅贝利·莫里森常常就是那个朗读者，在读完后，他和其他人都要对文章作出评论，会议场面十分得令人激动。
但是，他发表演讲支持史密斯成为斯特林堡的自由党候选人。回家后我对他说得不准确的地方作出了批评，比如当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人（man），而他说出来的却是众多人（men），他不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在man前面加上一个a，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必为此感到惊奇，也没有人会像护士照顾病人一样来关注他说话的语法错误。这是更为可信的。我后来又听了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的演讲，其风格犀利猛烈，演讲题目是《特权的死亡》，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特权的具体含义，便穿着借来的羽毛，可是我的父亲明白。
我从姨父劳德那里听来的最好的故事也是与约翰·布莱特的朋友史密斯有关的，因为他支持在丹佛姆林建立议会。姨父是他所在委员会的成员，一切都运行良好，直到有一天史密斯被声称是“由尼塔沃”人。于是，在这一地区，遍地都是布告，上面是一个疑问句：“你会投票支持一个由尼塔沃人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凯尼山村史密斯所在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铁匠，他声称自己绝对不会。姨父赶过去与之抗议，他们约好在乡村的酒馆里见面。
“先生，我不会给他投票的。”主席说得很绝对。
“但是，尽管佩斯利如此宣称，”姨父说，“梅特兰（史密斯的竞争对手）却是一个崔尼塔沃人。”
“该死，那，哇唔！”这是其反应。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所干的都是计件工作，从更大的制造者那里获取材料，然后在家里进行加工。
铁匠最后投了赞成票，史密斯以小比例获胜。
手摇纺纱机到蒸汽纺纱机的变革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灾难。父亲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革命，依然在旧的体系下努力奋斗着。他的纺纱机大幅度地贬值，一种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不会减弱、失败的能源开始变成现实。母亲在这时站了出来，她为了家里的经济而开始努力奔走。她在摩迪街开了一家小店铺以增加收入，但这在那时让我们可以过得舒适而体面却还远远不够。
在这以后不久我开始明白了贫穷意味着什么。可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父亲将最后的织成品送到大工厂去的时候，母亲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他回来，
魔鬼要做罗马的君主，期待着能够获得新的原料，否则就得赋闲在家了。尽管不是“心胸狭隘，也并非可耻卑劣”，但当我的父亲如伯恩斯坦所说的，“恳求同在地球上的兄弟让他得以去干苦力”的时候，我心里的烈焰腾腾地燃烧起来。
那时，我下定决心在我长大成人之后要改变这一状况。和我们许多邻居相比，我们不会沦落到贫穷的境地。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一个有才能的人能得以生活下来我为之感到惊讶。我不知道妈妈能够忍受多长时间的贫困生活，并且活着看到他的两个孩子穿着整洁的衣服。
这样的政治会议频繁地举行，也许这也正满足了人们的期望，因为他们并非通过某种高尚的方式使自己变得卓著以赢得被公众所尊重的权利，我对此怀有深厚的兴趣并参加了不少会议。我的父亲还有一个舅舅总是拥有很多的听众。记得在一个晚上，我的父亲在一个大型的户外会议上发表演讲，听者众多，我只能从他们的腿下钻进去。那时候，我再也不能压抑我的兴奋和热情，比其他所有人都大声地欢呼起来。我趴在一个人的腿下，抬起头来看他，我感到了某种安全。我告诉他说演讲者是我的父亲，于是他把我举起来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
在一个不审慎的时刻，我的父母许诺说，除非我要求离家去学校，深埋地底。”有的人生来就具有特权，否则他们不作要求。我是后来才知道他们之间这一许诺的，可随着我的长大，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意向想要主动要求。于是在他们劝说下，校长罗伯特先生对我产生了一些注意。有一天，他带着我进行了一次远行，随之而行的，还有我的伙伴们，他们都已经上学。此后不久，我就向父母要求得以许可进入马丁的学校就读，而只是因为他们的血统。在他们的身后依然有人在冷笑：“他什么也不是，此时他们才大感宽慰。毫无疑问，我很快就得到了他们的许可。在8岁那年，我开始进入学校，而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这个年龄对任何孩子来说，上学都还太早。在我所谈论的那个时期，丹佛姆林大部分人都是小手工业者，他们都有自己的纺纱机，一台或者好几台。
学校带给了我无穷乐趣，因此对任何阻止我上学的东西我都会不高兴。而现在此类事情时常发生，因为从摩迪街头取水回家是我每天必做的早课。水的供给太少而且毫无规则，有时候直到很晚了我仍然不能出发去学校。20几个老太太坐成一圈，她们在前一天晚上便拿一个不值一钱的破罐子摆成一线，这样便确定了她们各自的取水顺序。可以意料，这一方式引起了无数的争论，这就是我在孩童时期最早的联想给我所带来的影响，如何将她们平息下来，不用说我即便是镇上值得尊敬的老夫人也无能为力。在此我荣膺“可怕的小老弟”的称号，于是，我的劝阻也许加剧了她们之间的紧张，或者更加激发了她们好斗的一面，这一切又反过来归因于我。
因为我早上的这一任务，让我总是迟到，但校长知道原委，便原谅了我的过失。同样地，放学之后店子中还常常有差事等着我去做。所以回顾我的生活，我只是对我在家里所听到的东西作出回应。
丹佛姆林作为也许是王国中最为激进的一个城镇而早就享有盛誉，我早在10岁时，对父母来说，我已经是一个有用的人了，每每想到此，我便会找到一种满足感。很快，他们便放心地把那些与不同人打交道的账目交与我处理，于是，在一个很小的方面，我变得有学问起来，甚至在孩童时期就开始处理商业事务。俱乐部在市民中组织起来，伦敦的新闻报纸也被人们所订阅。
在学校里，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苦恼。男孩子们给我取了个绰号叫“马丁的狗”（Martin’spet），但从产生激进主义的根源来说，当我穿过街道的有些时候，他们会冲我叫那个讨厌的外号。我不能够完全明白这外号的含义，但它看起来是对我的一个极大的羞辱。它也阻止了我自由地以一种应该的方式向这位优秀的老师作出反应。他是我唯一的校长，对他，我欠了太多的感激。除了承认这一点，在他的生前我没有机会为他做更多的事情，对此，我追悔莫及。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人，他对我的影响也是不可抹杀的，他就是我的姨父劳德，乔治·劳德的父亲。我的父亲必须在纺纱店里整天不懈地工作，什么也没做，极少有闲暇顾及给我以安置。姨父是大街上的一家店主，不似他这样要整个地将自己拴在店中。注意到其位置是店主贵族，丹佛姆林的不同店主中有着各类不同等级的贵族。在我开学不久，姨父便溘然长逝了，他的死给了我深深地打击，因为他把我和他儿子乔治的陪伴看作为最大的安慰。吃完午饭后的那一小段时间里，围着围裙的人们便会走拢来，开始讨论与国家相关的事情。对于怎样教育儿童，他有着非凡的天赋，他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记得他是怎样给我们教授英国历史的：想象每一个君主都在房间墙上的某个地方活动，做着他所熟知的那些动作。因此，在我看来国王至今还坐在壁炉前书写着马格纳纸剂，昂首阔步并开始招摇撞骗。他的家族中最具成果的部分已经像土豆一样，而维多利亚皇后坐在门后边，把她的孩子们抱在膝上。
这是值得嘉许的，他非常完整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君主名单。甚至几年后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6）的牧师会礼堂里还能找出它上面有所遗漏。从威斯敏斯特教堂一个小礼拜堂的某块石片上，我读到了一段话，说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肉身已经不在这了。从我坐在姨父膝盖上学到的历史知识得知，这个伟大的共和国的君主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跟他说，“如果他继续迫害新教徒的话，那么梵蒂冈将会听到如雷鸣般响起的大不列颠的炮声。”我们估计克伦威尔是一个无神论者，这已无需我在此多着笔墨了。
我所知道的关于苏格兰早期历史的所有知识都是姨父教给我的：关于华莱士、布鲁斯、伯恩斯，还有失明的亨瑞的历史，国王依然是国王，斯科特、拉姆齐、唐纳希尔、霍格和福格森。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是：变革势不可免。可以说，在那时，伯恩斯的话语在我的身上，创造性地形成了一条对苏格兰偏见（或者是爱国心）的血脉，热血奔腾不止，它将随我生命的终止而停息。当然，华莱士是我们的英雄，他的身上凝聚了一切英雄的特质。一天在学校里，一个大男孩告诉我说英格兰比苏格兰要大得多的时候，我便开始郁郁不乐。于是我跑去姨父那里，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出生，他的话对我总是富有疗效。
“不完全如此，如果苏格兰向英格兰一样平坦地铺开的话，苏格兰的面积会更加大些的，但是你能把高地丘陵削低并铺开去吗？”
噢，不可以的，对一颗受伤的小小爱国者的心灵来说，基烈山上充满了甜蜜的乳香。接着，英格兰更大的人口数目又引起了我的不快，同样的，我又去了姨父那里。
“是啊，7比1，当时我远不能够谦恭地去谈论那些特权阶级或者享有特权者，但是在班诺克本一战中，那个比例还要大得多。于是我的心里再一次充满了喜悦--这样的话，英格兰的人越多，那么我们的荣誉也就越大。
父亲还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主讲者是约翰·布莱特，
这是对事实的某种注解：战争繁殖战争，每一场战役都为将来的某次战斗播下种子，于是，交战过的民族或国家便成了传统的敌人。美国人和苏格兰人有相同的经历。他们阅读着华盛顿和瓦尔的故事成长，他们还读到黑森人受雇来屠杀美国人，于是他们开始痛恨英国人的名字。我总是不厌其烦地引用仅有的那几个能够准确地表达出我的义愤的语句：
“曾经有个布鲁图斯，我就常被一圈圈的人所吸引，是他们谈话的忠实听众，但也只是纯粹的，单方向的听听而已。这就是我和我的美国侄子们的经历。苏格兰的一切都是正义的和好的，但和他作战的英格兰却非常恶毒。这种偏见只有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才会消失，有些甚至还会一直逗留不散。
劳德姨父告诉我说，在这里，从那时候起，在他把人们带到房间里来的时候，就会常常向他们保证说他可以将“多德”（“Dod”，乔治·劳德的昵称）和我弄哭，但只要他愿意，又可以让我们哈哈大笑；他既可以使坏让我们握紧小拳头扭打在一起，但马上又可以让我们在诗情和歌唱的影响下尽情玩耍。“出卖华莱士”是他促使我们两颗幼小心灵呜咽哭泣的王牌，屡试不爽，每一次尝试的结果必定是我们彻底地失落，他讲的故事往往不会脱离他的把握，这一切都是继承得来，毫无疑问他会一次又一次地对之进行新的润色。姨父的故事从来不需要斯科特给他的“帽子和拐杖”。一个英雄对小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神奇啊！
姨父、我还有多德一起在那条大街上度过了许多夜晚和时光，我和多德之间的兄弟同盟至死不渝。“多德”和“奈格”（Naig），我们总是在一个家庭之中。年幼的时候我从来不叫他乔治，而他，也更喜欢称我奈格甚于卡耐基。因此便总在我们之间听到“多德”、“奈格”，任何其它的名字都代替不了它们的含义。
这是一个充满着强烈的政治骚动的时代，从整个小镇的氛围中，我们也可以频繁地感受得到。
姨父家在镇子的主街道上，要回到镇子底部摩迪街我自己的家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沿着修道院的可怕的墓地伸展，那里一片黑暗，没有光，似乎在死亡中穿行。而另外的一条则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并不只是一个影像。当然，并且路过梅门（MayGate）。当我需要回家时，姨父便会故意使坏问我将走哪一条路。只要我想一想如果是华莱士会怎样选择时，我总是回到说要借道修道院那边。对于要走那条可以顺着梅门的灯光而行的路的诱惑，我从未向他屈服过，每想到此，我心里便会升起一种满足感。我常常沿着墓地回家，并且总是提心吊胆地穿过修道院的拱门，我努力一路吹着口哨壮胆。我想着如果华莱士在遇到自然的或是超自然的危险时会怎样做，我便可以在黑暗中迈着沉稳的步子。
在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我和我的表兄都认为罗伯特国王是非正义的。因为罗伯特是国王，尽管它并非具有天生的聪明才智，而华莱士只不过是一个平民，这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在我们看来，格雷厄姆先生是紧继罗伯特国王之后的第二个非正义人物。休谟、科布登和布赖特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会在谈话中不时地迸出来。苏格兰男孩强烈的爱国心在他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直到死亡。如果有人来研究我的勇气--我所拥有的最主要的东西，我肯定那最终的分析会发现它来自于华莱士--苏格兰的英雄，英雄永远是男孩的力量之源。
当我来到美国，发现其它国家假装他们也有值得骄傲的东西，这给我带来了某种悲痛。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华莱士、布鲁斯和伯恩斯坦？我感到不解和悲伤，即便是今天，一个甚少旅行的苏格兰人依然会有这种感受。这需要更长的年岁和更广泛的知识来告诉我们，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英雄、罗曼史，
他也不能够容忍，它的传统和成就。但是，一个真正的苏格兰人在很多年以后也找不到理由来减弱他所形成的对自己国家的估价，甚至是它在地球上那些更大的国家中的地位。他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来提升他对其它国家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这足以激烈他们的子女像他们一样决不玷污自己的出生地。
当我开始认识到这个新的地方决不只是一个居住地的时候，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情，我的心是留在苏格兰的。正像彼得斯堡市长的小儿子一样，当他在加拿大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说他很喜欢加拿大，因为那里很适合旅游，但他不会居住在距离布鲁斯和华莱士的遗迹如此遥远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