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另类思维〕
张永和是一个建筑师。他在北京的工作室叫“非常建筑”。
非常就是不正常。不以商业盈利为目标的建筑事务所，中国独此一家。
张永和招募新人时，有一条，就是不能太正常了。老张自称是中国建筑界的异类，奇谈怪论常令同行皱眉，继而群起攻之，大有将其逐出业界之势。
张永和前年归化为美国籍，有人将他的不正常归之为他在美国十几年的“游牧”生活。可是老张说他在美国建筑界也是旁类，只不过那里流派纷呈，他也就相对正常，他的设计在美频频获奖可为佐证。
张永和有一位在中国建筑界声名卓著的父亲——张开济。张老先生是建国初期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师，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
那次采访是在张老先生的家中进行的，记者当然不会放过父子两代均为著名建筑师这一细节。“东方之孙子”张永和对着镜头说：“我和我父亲除了面貌相像外，建筑理念都不相同。”
张老气得不行，说老张在全国人民面前跟他过不去。对于专业上的分歧，张永和向来是寸步不让，太太鲁力佳一直埋怨他人事不知。
前年圣诞节，记者从上海到北京，顶着北京特有的寒冷找到了张永和在中央民族大学的“非常建筑事务所”。那是连接两栋楼的一个封闭式通道，稍微弄了一下就当作了办公室。没有暖气，一张大桌子铺满图纸，几台电脑，张氏夫妇，还有几个精神十足的年轻人。
老张穿着件中式棉袄，戴着顶雷锋帽（他称为“顶戴花翎”），手里捧着本《艾青诗集》。浙江金华要建一个艾青纪念馆，张永和想根据艾青不同时期诗作的风格来划分空间。他的设计最后因未获艾青夫人的同意而胎死腹中，因为老张的想法太非常了。
“非常建筑”的年轻人边听Walkman边在电脑上画图，还偶尔指导一下他们的张老师、鲁老师该买哪种品牌的音响。张永和说他们现在要招人很困难，既不能没经验，又不能太有经验了，容易陷入一种模式。现在“非常建筑”还付不起高薪，可是老张的要求又很高——“最后，我发现我们要的是圣人。”老张嘿嘿地笑了。
老张不想把工作室变成公司，他是坚持要干有意思的活儿。对于送上门来的商业利益，他不见得想回避，但他确实不想主动去追求。美国人到了圣诞节会把一年来做的事写下来，打印无数份向亲友散发，类似于贺年卡。那天记者在张永和那儿也看到一张，1996年的每个月都排得满满的，唯有二月写着“欢度春节”。1996年他们一共接了10个活儿，老张说“生存没问题了。”
民族大学离张永和、鲁力佳的家仅隔一条马路，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两辆自行车。记者坐上老张的“二等”（自行车后座），一路上听他们夫妻俩说笑话。鲁力佳说有个朋友的事务所和他们同期开张，专攻商住楼，现在已经开上奔驰了，谈起话来腔调都变了。
说上几句话，你就能知道老张看过许多书。在他的设计里，常常可以看到那些书和电影的蛛丝马迹，它们就像分子、原子一样漫游在他的血液里。他有一个获奖作品，传达的是“窥视”的概念，灵感来自希区柯克的电影《后窗》。
爱尔兰作家弗兰·欧布莱恩1964年的小说《多尔基档案》中有个科学神话：根据现代科学理论，甲乙两种物质猛烈地碰撞，甲的部分分子便会进入乙，反之亦然。所以在道路坎坷的多尔基，常年骑车，人分子也会逐渐进入自行车，自行车分子同时逐渐进入人体，最后便出现了半人半车的东西。
张永和设计北京席殊书屋时，就造出了一个半书半车的东西——书车。书屋利用一幢1956年建造的办公楼的现有空间，这幢古典风格的建筑有着严格的中心轴对称，在西侧与它相对应的位置上则是个通道，停了不少自行车。按照古典规律，书屋的空间原先也应是个通道。张永和在思索中看到了书架与自行车的重叠，一个半书架半自行车的装置出现了，它可以压上二、三千册的图书，车轮又可转动，老张似乎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成全了那个怀才不遇的通道。
可是和业主沟通时，张永和只能换另一套简单的说明，他的解释是“学富五车”。建筑师和业主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又爱又恨的关系。
张永和最近回母校东南大学讲课，学生们马上就敏感地觉得这位张教授跟他们老师讲得不一样。比如他从来不讲造型，传统建筑界认为建筑是造型，张永和则认为建筑是空间。清华大学、天津大学请他讲了一次课，也就不再请他了。学术问题从来就不只是学术问题。
相对于建筑界，北京文化界却对张永和青睐有加。《读书》杂志约他写《文学与建筑》，还要他组织跨学科的建筑研讨会。一会儿听说他和某个搞雕塑的打得火热，一会儿听说某个画现代画的要跟他交换作品，写小说的余华也给他拉活，还是一挺大的活儿。
陈逸飞在北京的画展，张永和拉着鲁力佳也去了，没看完就吵着要回家画图，他说画里的那些女人全像穿着戏装的女文工团员。
张永和和鲁力佳在北京白石桥的家是他们的得意之作。极普通的一居室，整个装修工程可概括为“拆了两堵墙，砌了半堵墙。”他们找来原始图纸，把非承重墙拆了，主卧室面积扩大，客厅变成了工作室，厨房则完全消失了。原来是阳台的地方砌了一个半人高的炕，上面放着一个北京潘家园古董市场淘来的明式茶几。
新居落成后，有位亲戚来参观，上上下下看了一遍颇为疑惑：“你们那十几万花哪儿去了？”
屋里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和电器，分隔卧室和工作室的那堵墙一面是木制书架，一面是壁橱。居中开了个门洞，门上有转轴，门可以折叠，让人想起黑泽明的《蜘蛛巢域》（《麦克白斯》的日本版）的城门。
卧室的地上铺了一层木头，离水泥地面有一寸的距离，走上去有弹性。在一个角落放着一张床垫。
工作室里悬着一盏IKEA灯，是从香港带来的。还有四把椅子，是张永和喜爱的一位设计师的经典作品。裸露在工作室里的几根管道常被误认为是什么抽象设计，其实原本就是砌在墙里的水管和煤气管。房管所因此断了他们煤气，说要么把墙砌回去要么没煤气。张永和、鲁力佳正好得了不开伙的理由，在两边父母那儿轮流蹭饭。有个老外看了他们的家，用不大标准的中文说：“你们只有精神没有物质。”可是年轻人和文化圈的人都很喜欢，常有慕名造访者。张永和也考虑做些改善，最近新添了电视和VCD。
张永和有个重大爱好——看电影，几近恶性的程度。他在美国伯克利任教的时候，电影院也能算是他住过的地方之一，电影票是租金。一下班就进电影院（看什么电影已在班上研究好了），深更半夜出来回家睡觉，几乎每天都是这样。
回到北京，尽管忙得人仰马翻，但星期五晚上固定的娱乐节目是看几盘VCD，老张告诉别人北京有线电视台有一档很棒的电影评论节目，内容非常新，评论也极有水准。
记者一直认为如果张永和想改行，应该去当电影导演。他的文字很具画面感，像分镜头剧本。
他写伯克利的冬季落日是这样的：“电梯厅向西，冬季可以看到夕阳正好从金门桥中间落下去。有一天，落日的光辉染得整个工作室红得像《七武士》（黑泽明的电影）的海报，大家都跑到电梯厅里去看，好像希望能发现比落日更不寻常的东西。”写文学性的东西，老张用笔名张永，和”，很酸，但是他喜欢。
对于专业上的不正常，张永和的长相实在太正常了。据他说发胖以前也挺苗条，可惜8岁就发胖了。有人说他像清华老教授，鲁力佳说他像街上卖西瓜的。换上老张在夏天的装扮——无领汗衫加没膝大衩，还真有那么点意思。鲁力佳则有一副模特儿身材，天生的衣服架子，有人就此认为她是“下嫁”了。
张永和、鲁力佳都爱看时尚类的杂志，对世界知名的时装设计师了如指掌。老张最喜欢山本耀司（YojiYamamoto）和川久保玲（RaiKawakuto）的作品，“可惜太贵了。”他一得到称心的新衣服，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来穿上人看。有时，老张还会翻起衣领让给行家鉴定一下商标。他对所有非常的设计都有浓厚的兴趣，最近他买了一辆北京艺术家王鲁炎改装的往前蹬往后走的自行车。
人们常常被告知要在一种模式下生活，比如：要赚钱，要相爱，要结婚生子……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正常模式是——稳定的工作，买车，买房子，生孩子，勤俭节约为下一代积攒私立大学的学费，过有名无实的中产阶级生活。
张永和则完全是个异端，他和鲁力佳不要孩子，也没买房子，满世界乱跑，还辞去了令人羡慕的美国名牌大学的教职，跑回中国来。在“非常”这点上，鲁力佳和老张非常匹配。1988年，老张回国参加学术会议邂逅鲁力佳，随即俩人便双双失踪。他们俩一起在加拿大影院看过无数场电影，又在欧洲共游红灯区。张永和在休斯顿的莱斯大学任助教时，鲁力佳是建筑系的硕士生。鲁力佳说标准的普通话，经常充当老张的发言人。如果“非常建筑”要往商业化发展，经理的理想人选是老张太太，而不是老张。
张永和是个很有趣的混合体，并非“融合中美文化”可以形容，不同历史时期都在他身上留下烙印。他还使用着“爱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之类的词汇；他隐藏得很深的“鬼子”样，一跳起迪斯科便暴露无疑——那是纯美国式的；他说那种胡同里的北京话，整个一老舍笔下的人物。
老张二十四、五岁时去美国，据说头五年没怎么讲中文。老张说：“那时特别想当美国人。”据小道消息他还有过外籍女友。
某次他和美国同学一起上街，在十字路口竖立的一面凸面镜里猛然发现了夹在一群黄头发蓝眼睛里的自己——“我操，还是一中国人。”
后来，老张越来越觉得中国的东西有意思，再后来就呆不住了，他说：“我想生活在一个文化的中心，而不是文化的边缘。”至于美国护照，纯粹是为了方便。
在遇到鲁力佳之前，张永和曾去相亲不下20次。除了好奇心之外，还有一种侥幸的心理，就是乘人不注意时从相亲主角的位置溜到配角甚至是旁观者的位置。张永和乐于当看客，他打电话对朋友说在北京三里屯的露天咖啡座看时髦人。但是他也想被看，特别是被美妞看。每次听他说“美妞”之类的话总是不信，跟他对不上号，可他肯定地说：“我虽然结了婚，可是我没死啊。”
当够了看客，现在是被看的时候了。张永和占据了有利地形，他已经站在了中心。
〔浪漫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