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蝗虫谷的住宅靠海，每逢秋冬，寒气逼人，交通又不便，如遇大雪，顿成与世隔绝之孤岛。1995年，宋美龄索性把它卖掉，搬到纽约曼哈顿一栋15层高的普通公寓，从此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每日作画，概不见客。2000年农历春节前夕，曾有一位贴身随从提着两罐乌龙茶（这是宋美龄最爱喝的一种茶）去探望她，却未被允许进门。独居期间，孔令侃、孔令伟和孔令杰三个晚辈相继辞世，张学良也在几年后作古，仅留下她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代表着那个年代与过去的延续。但令人遗憾的是，宋美龄始终拒绝作口述历史和撰写回忆录，她声称一切都留给了历史，而时间会让历史还原。
宋美龄106岁生日之前，由于她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所以当时即有宋美龄身后事的种种传闻向外发散。这些传闻都没能得到证实，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她希望自己死后不回台湾安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外界有诸多的揣测。
一种说法是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以前曾经表示，一切都将交给上帝，身后不会随同蒋介石合葬在台湾。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执意不回台湾，但有分析人士称，蒋介石和蒋经国逝后一直没有下葬，这可能跟蒋介石一直想叶落归根回大陆有关。蒋纬国指出，蒋介石生前选定在南京紫金山、枋山、四明山三个地点，蒋经国则希望归葬浙江奉化母亲的墓旁。当时作为蒋家第三代唯一合法代言人的蒋孝勇，则坦白称移灵是家务事，蒋家有蒋家的处理方式。
另一种说法是宋美龄希望叶落归根。因为位于上海的宋氏墓园，除了有宋氏三姐妹的二姐宋庆龄的墓地，宋氏三姐妹的父母也都是安葬在这里。因为受限于两岸的政治因素，宋美龄一直无法亲自到墓园祭拜父母，所以几年前她特别委托别人代她献花致意。因此有人推测，宋美龄可能在身后选择和父母一起长眠在上海的宋氏墓园。
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性格中强势的一面得到了充分展示，从她的这篇回忆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她性格中强势的一面，回忆文字原文如下：
西安事变的经过、状况之复杂，决非中国过去的“兵变”可以比拟。
12日：噩耗传来晴天霹雳。1936年12月12日，我在上海。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忽然跑到我的寓所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闻此噩耗，不啻晴天霹雳。当时上海与西安的有线电报、无线电报以及陆地、空中交通，皆告断绝，过了好几个小时，仍不能得准确消息。而各种流言已传播全球，英文报纸，竟根据流言作了头版的大字标题。13日早晨，我和孔部长及端纳仓促赶往南京。无奈，南京虽为首都，同样没有确切消息。（国民党）中常会已于12日深夜开会，决定：免去叛变首领张学良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及西北剿匪副司令之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这天早晨，南京还接到了西安方面发来的“全国通电”，署名的人除了张学良、杨虎城以及西北重要将领外，还有陪同委员长前往西安的南京高官多人。通电称：彼等曾“涕泣诤谏，屡遭（蒋介石）重斥”，故不得不“对介公（蒋介石）做最后之诤谏”。通电中，他们还提出了“救国主张”的八项要求，希望南京当局“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将来开一线之生机”。
这八项要求是：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停止剿共；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之救国联合会分子七人；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保障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实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集全国救国会议。张、杨的电文也指出：他们将确保我丈夫的安全。兵变发生，我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是：我是女人，世上之人，必定以为我是女人，遇到突然的兵变，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所以，我必须抑制个人的感情，从全局考量对策。看了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如果处理得好，这次兵变必能得到合乎常理的解决。于是，当天晨8时，我即给张学良发去专电，告诉他：我们共同的朋友端纳，准备立即飞往西安。端纳也给张学良发了电报，盼其立即复电，看西安是否愿意接待。
13日：友人端纳直飞洛阳。西安来电所提“八项要求”，我一开始并没有给予重视。当时南京的一般人，在推测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原因时，亦大多认为，西北地瘠民贫，张学良率部驻军西北，或许早有不满，因此推断：张学良这样做，实际只是为了要求将东北军调防到丰腴省份的一种“借口”。不过，南京主张讨伐张学良的人，因此更加主张：对此种不听中央号令者，必须予以严惩，否则就是开了坏的先例。我则推测说：“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或许确实有不平之情绪，而且他们也认为自己具有相当的理由。如果一部分国人真的对中央怀抱不平，那么中央就应该虚怀若谷，探索其不平之原因，并尽力纠正之。同为中国人，假如有其他途径可以解决此次兵变，又何必一定要用军事方法呢？”13日上午，接到了张学良的两封电报：一致孔祥熙部长，一是给我的。为节省时间，我和端纳决定：烦请端纳于13日午后，先直飞洛阳。另外，我请端纳携两函，一函致委员长，一函给张学良。在给张学良的长函中，我告诉他：他的这一举动，将使国家前途受到严重打击。我并表示，他的举动虽然十分卤莽，但我敢断定，他发动兵变的本意，并无断送国脉、陷害领袖的恶意，因此，他必须及时自拔，切勿贻误时机，以致后悔不及。端纳乘坐的飞机，13日下午起飞。还好，到了晚上，端纳就从洛阳打来长途电话，称他已于傍晚抵达洛阳。端纳告我：13日白天，中央军的30多架飞机，已在西安上空做了示威飞行，目的就是要告诉西北叛军，洛阳飞机场仍在中央军之手。端纳在电话中还说：他不管张学良是否有回电，定于明晨直飞西安。幸好，当天夜里，我忽然接到张学良致端纳的电报，说他欢迎端纳入陕。于是我放心了：端纳所乘飞机，应该不会在前往西安的途中，被人击落。
14日上午：中常会上舌战高官。南京政府当时已经决定：委员长回京之前，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遣全国军队，空军亦归其统辖。而委员长已经遇难的消息，也忽然流传开来了。局势虽然黑暗且危险，但我仍然有个直觉：事变可以稳妥解决。于是，这一天的我，就是要让国民党中央的诸位高官们相信，其一，只要多做忍耐，和平就不会绝望；其二，在军事讨伐西安之前，务必先尽力解救委员长脱离险境。因为攻打西安的战事一旦开始，委员长即使不被南京陆军、空军的轰炸所误中，也必然被怨恨的叛军所杀害。谁知道，中常会上，我陷入了“立即攻打西安”的主战派的重重包围之中。
中央常委会上，有人说：“为维持国民政府的威信，应当立即进兵，剿灭西安叛兵。”我当即反驳说：“今日之中国，假如没有委员长，就不会有任何统一的政府。今天我们舍弃委员长，不去救他，请问：还有哪个人能够立即担负起领导全国的重任？”我刚刚说到这里，会场里立即群情激昂，主张纷杂：有人说，委员长或许已经遇难；有人说，国家利益，应当重于委员长的个人生命；更有人辞色之间似乎在说：“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其丈夫而已。”我立即大声说：“我虽是一名女性，但我今日在此发言，绝非仅仅为营救我的丈夫。如果委员长一死，真的能够为国家造福，那我一定首先劝其牺牲。但处理西安叛变，如立即挞伐，直接轰炸，不但使领袖生命陷于险境，而且必然使陕西数千万无辜民众，立即陷入兵燹之灾……不仅如此，还将使我们为抵御日本入侵所做的诸多努力，白白浪费。因此，为了救中国，我不得不吁请诸位，妥善寻找和平解决的途径。”看到各位都在倾听，我接着说：“希望各位相信，我决非每天早晚惦记丈夫安全的一般女性。今天，我在这里发言，是以公民资格，要求以最少的牺牲，为国家和民众，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因为委员长今天的安危，是和国家的安危密不可分的。如果你们主张向西安方向增派军力，我赞成，但请一定下达命令，嘱其切勿随意开枪，更不能立即轰炸西安、发起挑衅。因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如果和平绝望，到了那时再开战，应该也不算晚。我深信，在座各位虽然与我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的诚挚态度、希望国家好、希望委员长好——应该是相同的；我坚信自己的主张不错，因此我必然全力以赴，确保我的建议能够得到实现。”听我一口气镇定地说完这些，会场里很安静。于是我又说出了自己的一个决定：“我决定明天亲自飞往西安。”此言既出，会场哗然。在座高官，皆曰“不可”。众人皆曰“不可”，主要是因为当时盛传谣言，说：血与火充塞西安，西安城内，已成赤色恐怖世界。对局势悲观者，更以为委员长就算今天没死，日后也难免一死。大家对我的劝说，归纳起来就是：此时我赴西安，等于给叛变者又送去一个要挟我丈夫的凭借，因为我是自投罗网去给叛军作人质的……悲戚、失望、无奈，绕我四周，欲思索真理固难，欲坚持我原来的信仰，更难！至散会，中央的诸位高官终于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我飞西安的设想，仍遭到极力反对。晚上回家，不禁黯淡凄怆。只有暗自祷告，坚持我对上帝及全人类的信仰耳。
14日下午：黄埔学生手足亲情。从中常会出来，各机关首脑也纷纷打电话给我，向我询问：目前情况下，应当如何应对。这中间，尤以黄埔同学的电话，最为迫切，他们要求我“立即发表讲话”。我知道，黄埔军校毕业生，都是我丈夫昔日亲自教育、培养的军队骨干，现在又担任着各部队的重要指挥员。既然他们坚持要我讲话，我就不能推却，于是，我索性召集他们开会，向他们做了公开的演讲。我除了转述自己在中常会上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在尚未搞清事变真相之前，期望各位同学切勿妄加断定。遇事一定要镇定，切勿感情用事。委员长平常对待各位同学，一如对待自己的子弟。目前遭遇事变，正是各位谨遵师训，报答校长的时候。我也说明，西安叛变者，已经有电报给我，我也回了电报给他们。委员长和张学良的共同朋友——端纳，正在前往西安的途中，我深信，这些叛变者看到全国民众的反应，必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因此，只要他们有悔悟之意，我们就应该打开谈判的大门；假如他们有悔罪的诚意，黄埔学生就应该以宽大为怀，欢迎他们改正错误，既往不咎。当我精神和肉体遭受双重压迫之时，我的大姐姐孔夫人（孔祥熙夫人宋蔼龄）、我的二姐姐孙夫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以及我的其他亲戚、朋友，也都过来全力慰藉我，他们的爱护之情，让我永远铭记在心。还有我的大姐夫孔部长，他兼任“代理行政院长”之职，虽然他当时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但他始终充分同情、支持我的主张。
12月14日（星期一）晚，西安事变终于露出了希望的第一缕曙光，并且确切地证明了我此前的主张是正确的。因为端纳从西安发来电报，报告了委员长的平安，而且说，委员长现在的住处，十分舒适，他正在旁边照顾呢！这封电报同时表示：张学良亟盼孔祥熙代院长赴西安，也非常盼望我能一起前往西安。过了不久，我又接到张学良直接发给我的电报，电文中不仅对我发出邀请，而且首次做出保证，说他虽然发动兵变，但绝对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意思……可惜，对这份电报，南京有些人认为：不可信！这些人认为：叛变部队的计划，往往异常险恶。端纳的电报，很可能是叛军故意假借端纳的名义发出，实际是为了诱使孔部长和我，一起进入陕西，以便他们能够再多扣押几名重要人质，增加其日后的谈判筹码。对于此种推测，我表示“根本不信”。因为我知道，要想避免丈夫死于兵变，避免内战大规模发生，避免其他不怀好意的邻国看笑话，我就必须前往西安，力求事件和平解决。所幸者，孔部长与我的两位姐姐，全都表示：愿意陪同我一起飞往西安！姐姐、姐夫的态度，真的让我很感动。
15日：汉卿来电邀我入陕。15日（星期二）下午，突然接到端纳从洛阳打来第二通长途电话，这个电话，实在令我喜出望外。原来，十五日早晨，端纳冒着恶劣的天气，从西安乘飞机返回洛阳，就是为了从洛阳机场，直接打电话告诉我——他去西安的真相。他用简短的英语，概述了全局。他说，委员长并未受到苛刻待遇；端纳到达西安后，委员长已被允许迁入较舒适的房屋。委员长也开始与张学良直接谈话，只是他的怒气仍未平息。不过，张学良已经当着端纳的面，郑重表示：他决心随同委员长一起回南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发动兵变的动机虽然绝对纯洁，但这一兵变，确有错误。与此同时，端纳也告诉我：张学良盼望我能去西安，因为他和他的部下，对我非常推崇云云。当然，端纳也坦率告我：委员长嘱咐说，我一定不能去西安。我丈夫的理由，和南京高官的说法差不多。当晚，我和大姐夫联系，不料，孔部长的医生说，他的身体不好，不能飞陕；而且孔部长兼任代理行政院长，此时此刻，势必难以离开南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告诉端纳，请他转告张学良，可否以宋子文代替我的大姐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