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碧城（1884—1943），一名兰清，字遁夫，号明因、宝莲居士，安徽旌德县人。中国第一位报纸女编辑，女权运动首倡者。诗词创作文采斐然，被称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吕家有姐妹四人，吕碧城排行老三。她和她的姐姐吕惠如、吕美荪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20世纪初中国文坛、女界以至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
吕碧城的父亲吕凤岐乃光绪三年丁丑科进士及第，曾任国史馆协修、玉牒纂修、山西学政等。家有藏书三万卷，诗书自可娱人。书香之家的熏陶，使吕碧城聪颖而早慧：“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名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她的诗词创作，有着极高的天赋和才华，是辛亥革命前后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的重要成员，在她12岁时，诗词书画的造诣已达到很高水准，当时有“才子”美称的樊增祥读了吕碧城的诗词，不禁拍案叫绝。当有人告诉他这只是一位12岁少女的作品时，他更是惊讶得不能相信。
作为《大公报》的第一位女编辑，吕碧城享誉20世纪初的京津地区。作为女权运动的领导者，她连续撰写鼓吹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因此在文坛崭露头角，声誉鹊起。她在诗文中流露的刚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横刀立马的气概，深为时人尤其新女性们所向往和倾慕。
终生未婚，曾自述自己的情感感悟：“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享年61岁。遗命不留尸骨，火化成灰后将骨灰和面为丸，投于南中国海。
在20世纪初的民国，活跃着两位特立卓异的女性，她们号称民国时期的“女子双侠”。其中一位是悲歌慷慨、舍生取义的秋瑾，另一位就是中国第一位女报人、中国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吕碧城。
吕碧城的父亲吕凤岐在山西学政任上时，正值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担任山西巡抚。1884年，两人在山西太原共同筹划创办了著名的令德书院（山西大学的前身之一），“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令德书院初以教授经史、考据、词卷为主，至戊戌变法期间，又增设政治事务、农工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四门功课，由学生任选其一。
也正是在此时，吕凤岐与任令德书院协讲的杨深秀结下情谊。吕凤岐藏有杨深秀赠他的一幅山水画作，在吕碧城年幼时，他常常将此画拿出来，让吕碧城临摹习学，可见在当时，他对于杨深秀的胸怀品格就深为敬佩。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识人之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时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立志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杨深秀挺身而出，上书质问光绪被囚原因，要求西太后慈禧归政，因而遇害。吕碧城后来曾有《二郎神》纪念这位先贤：“齐纨乍展，似碧血，画中曾污。叹国命维新，物穷思变，筚路艰辛初步。凤钗金轮今何在？但废苑斜阳禾黍。矜尺幅旧藏。渊渟岳峙，共存千古。”吕凤岐国学深厚，同时又不因循守旧，思想开明。父亲的识见和胸襟，对吕碧城深有影响，使得她从小就拥有了不同于一般人的志向和眼界。
吕碧城是吕凤岐续弦严氏所生四女中的老三。严氏生于书香门第，能诗会文，秉承家教，亲自课女，又兼吕凤岐藏书甚巨，有三万卷之多，可以说，吕家姊妹自幼即耳濡目染于书香之中。
1885年，吕凤岐不满朝政日益腐败，又兼个性耿直，难以见容于官场，遂辞官还乡，定居于安徽六安。在这里，吕碧城度过了一段幸福平静的童年时光。吕氏姐妹个个聪颖早慧，其中尤以吕碧城为最。在她5岁时，一次在花园中，父亲见风拂杨柳，便随口吟了一句上联“春风吹杨柳”，谁知话音刚落，年幼的碧城即脱口而出接道“秋雨打梧桐”，令吕凤岐大为惊讶。7岁时，吕碧城已经能作大幅山水。时人赞她：“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诗文，善丹青，能治印，并娴音律，词尤著称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12岁时，吕碧城的一首词作，被与父亲同年中进士、有着“才子”和“诗论大家”美誉的樊增祥读到：“绿蚁浮春，玉龙回雪，谁识隐娘微旨？夜雨谈兵，春风说剑，冲天美人虹起。把无限时恨，都消樽里。君知未？是天生粉荆脂聂，试凌波微步寒生易水。漫把木兰花，错认作等闲红紫。辽海功名，恨不到青闺儿女，剩一腔豪兴，写入丹青闲寄。”当听说这样一阕豪气冲天、壮怀激烈的词作竟然出自一位稚龄弱女之手时，樊增祥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后来有诗赞碧城曰：“侠骨柔肠只自怜，春寒写遍衍波笺。十三娘与无双女，知是诗仙与剑仙？”1895年11月，吕凤岐意外病逝，严氏母女还没有从丧夫丧父的悲痛中舒缓过来，便又突然遭遇飞来横祸。因为女子在当时的宗法制度下没有继承权，而吕凤岐原配蒋氏生的两个儿子又在几年前先后夭亡，族人以吕凤岐没有子嗣为由，打上门来，想要霸取财产，甚至将严氏母女幽禁起来。在族人的威逼下，严氏最后只得献出所有，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娘家，这时，严氏的长女惠如已经出嫁。吕碧城的二姐吕美荪后来有诗描写当年离家的惨状：“覆巢毁卵去乡里，相携痛哭长河滨。途穷日暮空踯躅，朔风谁怜吹葛巾。”在此之前，吕碧城早就经父母做主，许配给同乡的汪家。听闻吕氏家变，汪家不但没有出手相助，反而提出了退婚。按照当时的风俗，女孩一旦订婚，便相当于有了人家，中途被退婚，只有在女方发生了极不光彩的事情的情况下才能发生，是件令人名誉扫地的事情。
接连发生的剧变，对年幼的吕碧城来说，是个不小的刺激，使她对世途之凶险、人心之险恶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更加树立了自强自立的信念。后来她有《感怀》诗二首，追忆当年的不幸，并抒发自己不畏苦难的心志：“燕子飘零桂栋摧，乌衣门巷剧堪哀。登临试望乡关道，一片斜阳惨不开。荆枝椿树两凋伤，回首家园总断肠。剩有幽兰霜雪里，不因清苦减芬芳。”作为一个弱质女流，严氏无法对抗当时的宗法社会，保护丈夫的遗产，给自己和女儿一方庇护，但她此后的选择，却显示出了过人的见识和眼光。当时洋务运动兴起，各地先后建立了一些新式学堂，1895年以后，随着“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的设立，现代新式教育已成不可阻挡之势。严氏虽处深闺，却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决定不让女儿们碌碌无为，走嫁人生子、老死乡间的老路，而要送她们出去接受新式教育，拥有不一样的人生，于是她让吕碧城投奔在天津塘沽任盐课司使的舅父严朗轩。虽然对于一个敏感多才且有个性的少女来说，寄人篱下的生活必定充满了痛苦，但也由此，吕碧城得以接受了较好的教育，国学根底更见深厚，而且由于父母开明思想的影响，以及自己早年亲身经历的创痛，更使她对于新学不但不排斥，还深有好感，颇下了一番苦功。
在此期间，吕家又发生了一件不幸的大事。在吕碧城和大姐、二姐先后走出家门之后，来安只剩下母亲严氏和最小的妹妹坤秀两个人。有亲戚对她们就食于娘家感到不满，1902年，竟唆使匪徒将二人劫持，为免受辱，母女二人只好服下毒药。在大姐惠如的请求下，时任江宁布政使的樊增祥星夜飞檄邻省，隔江遣兵营救。幸亏救兵赶到得及时，才将母女二人救活。
这在吕碧城的心灵上又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不过和童年时期不同的是，在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一系列家国巨变后，这个敏感早慧的少女已经将自己的眼光由家庭渐渐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去探寻诸多悲剧形成背后的更深刻的原因。在《老马》一诗中，吕碧城借一匹被驱赶着拉盐车的千里驹，写出了自己虽被现实环境所拘缚，但却志在千里的雄心。
盐车独困感难禁，齿长空怜岁月侵。
石径行来蹄响暗，沙滩眠罢水痕深。
自知谁市千金骨，终觉难消万里心。
回忆一鞭红雨外，骄嘶直入杏花阴。
戊戌变法之后，维新思想狂飙突进，因不满闺中书艺墨魂、粉黛丝竹的生活，20岁的吕碧城于1903年有意到天津“探访女学”。外甥女要入新学，遭到守旧的舅父的严词骂阻，说女孩家应在家中“恪守妇道”，引起吕碧城的极大激愤，她第二天便逃出了家门，踏上开往天津的火车。而当离家出走时的激愤、兴奋渐渐地消退，吕碧城第一个意识到的就是这个现实问题：她两手空空，身无分文，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就在她苦想无计的时候，通过和车上乘客的谈话，她意外地结识了一位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这位好心的女人非常同情吕碧城的遭遇，不仅为她补上车票，抵达天津之后，还将暂时无处可去的吕碧城带到自己家中安顿下来。知道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吕碧城经过打听，得知方太太就住在天津《大公报》报馆中，于是提笔给她写了封长信。无巧不成书，这封信恰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一读之下，不禁对吕碧城的文采倍加称许，又兼得知吕碧城就是自己早先认识的才女吕美荪之妹，便欣然前往佛照楼探望。两人相见后，言谈甚欢，英敛之对吕碧城的才华胆识甚是赞赏，当即约定聘请她担任《大公报》见习编辑，让她搬到报馆居住。吕碧城因祸得福，到天津“新学”没有上成，却自此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编辑，并开始走上独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不久，吕碧城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格律严谨、文采斐然的诗词作品，因其迥异于一般女性的开阔视野和胸襟，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当时名流纷纷唱和，并登门造访。1904年至1908年，吕碧城成为《大公报》的主笔，她的锦绣文章频频面世。她的两个姐姐吕惠如、吕美荪和她一样，均以诗文闻名于世，号称“淮南三吕，天下知名”。《大公报》编辑出版了《吕氏姊妹诗词集》，并发表评论，称她们是“硕果辰星”式的人物。
做《大公报》主笔期间，吕碧城借助这一舆论阵地，积极为她的兴女权、倡导妇女解放等主张发表了大量诗文。作为妇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认为，要想实现女性的真正独立，必须“启发民智”，极大提高女性人群的思想文化素质。因此，兴办新式女学成为她实践自己理想的奋斗目标。于是，吕碧城发表了多篇言论，宣扬兴办女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兴办女学提到关系国家兴亡的高度，以此冲击积淀千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
为了帮助吕碧城兴办女学，《大公报》总经理兼总编辑英敛之介绍她与社会名流严复、严范荪、傅增湘等相识，以求支持。《天演论》译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当时执教于天津水师学堂，并任该校总教习、总办（校长），与英敛之过从甚密，曾为其手书《大公报》报名。他也早闻吕碧城大名，对她十分赏识，不仅收她为女弟子，悉心教授逻辑学原理，师生互致诗词唱和，还向总督袁世凯鼎力推荐吕碧城，说她是兴办女学的最佳人选。于是袁世凯欣然同意，让她协助戊戌科进士、直隶提学使傅增湘筹办女学。在天津道尹唐绍仪等官吏的拨款赞助下，女学筹办进展顺利。1904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成立并开学，吕碧城出任总教习（教务长），傅增湘为监督（校长）。两年后添设师范科，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时年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校长）。这样年轻的女校长，当时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
在这方校园的净土上，吕碧城为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她一干就是七八年，既负责行政又亲自任课，把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将中国国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使北洋女子学府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许多在此学习的女生后来都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艺术家，如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周道如（曾是袁世凯敬重的家庭教师）等，她们都曾亲聆过吕碧城授课。在沉寂的中国大地上，吕碧城为女性的整体觉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种子。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吕碧城影响下，吕氏姐妹皆从事女子教育，并成就斐然。大姐吕惠如担任南京两江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二姐吕美荪担任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妹妹吕坤秀在厦门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员，亦成为著名诗人和教育家。“旌德一门四才女”一说成为当时广为传诵的美谈，为时人所称羡。
吕碧城在《大公报》工作期间，英敛之对于吕氏三姐妹都给予爱护与多方关爱，也都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但除了和碧城之外，同惠如、梅生的不睦，不仅极其偶然，而且时间短暂。至于与吕碧城，从英敛之日记可见，一方面英氏感情极其丰富而又容易冲动，另一方面吕氏则性格极强而又特立独行，这两种相异的性情，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处事原则及其行为，以至于后来不断发生矛盾，实在是预料中的和不可避免的事。为此，吕碧城与傅增湘夫妇、与英敛之，常不相投，常有极不愉快的时候。不过英敛之即使对吕碧城在一些事情上有其不满，但是在该帮助的重要事情上，英氏照样毫不惜力地尽心尽力。这从两件事上看得最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