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工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犊，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楼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充、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很看不起他，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
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不把事情做绝。
人生在世，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这些关系处理得好就会使人到处受欢迎，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到处遭人痛恨。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就成为了一门很大的学问。
曾国藩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奉行的一个原则就是：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既不让自己违反大的原则，也不完全拒绝对方的要求。比如说，曾国藩常在家中劝父教弟，不要干预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时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难免会因一些万难之事有求于他，其中不乏一些实有冤屈之事，却之，于情于理不忍，助之，又恐有干预地方公务或有以势凌人之嫌。这时，曾国藩只好对来求者做出那种“道似无情却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举，并给别人留下充分回旋的余地。下面“一把折扇”的故事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同治年间，衡阳挨近双峰大界的地方，有一个忠厚而倔强的老实农民，他一生勤劳节俭，生活过得不错，不料那一年清明节扫墓时，与人发生了一场纠纷，对方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硬将一坟迁到他家的祖坟上来。官司由衡阳县打到了衡州府，总是对方占上风，老头儿咽不下这口窝囊气，被逼想上吊自尽。
一天，有个老亲友提醒他：“你呀，可真糊涂，你不是有个干儿子在南京做两江总督吗？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下谁个不知其名。”那人伸出两个指头，嘴巴挨着他的耳朵说：“你只要求他给衡州府写个二指宽的条子，保险你把官司打赢。”
“是啊！”老头儿把胸脯一拍，说：“好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他受到启发以后，凑足盘缠钱，背上包袱雨伞，就直往南京奔。
两江总督衙门，是不容易进得去的。
“你是干什么的？”他还未过门槛，衙役就大声喝问。
“我找干儿子。”老头儿壮着胆子回答。
“谁是你干儿于？’
“宽一。”
衙役们没有一个知道曾国藩的乳名叫宽一，见这老头儿土里土气，怎么也不让他进去。
忽然，督署里传出讯令，总督大人要出门来，衙役们忙把这个老头儿拉开，不能让他挡住大门，可他哪里肯听，偏偏要站近门边，想看一看是不是干儿子出来，
一会儿，一顶轿子出门了，他一眼就窥见轿中坐的正是曾国藩，“宽一！”他操着家乡口音一声喊，被曾国藩听出来了。他连忙叫轿夫停住，下轿后又惊又喜地问：“这不是干爹吗？您老人家怎么到了这里？”便打转身，将干爹送进了自己的住宅。
顿时，督署后院的曾宅里欢乐起来。曾国藩夫妇一面招待酒饭，一面问长问短，从干爹的家境问到大界白五堂、黄金堂新老住宅屋后的楠竹、杉树生长情况，无所不问，当老头儿话入正题、说明来意时，曾国藩打断他的话柄说：
“暂莫谈这个，您老人家难得到这儿来，先游览几天再说吧。”他把一个同乡衙役叫来，接着说：“干儿公务在身，这几天不能陪干爹玩，就请他陪同你去玩吧，玄武湖啦，秦淮河啦，夫子庙啦，南京的名胜及热闹地方都去看看。”
老头儿哪有心思游览，仅玩了三天，就按捺不住了。那天晚上，他对干儿媳细说了来意，求她向宽一进言，给衡州府下个二指宽的条子。欧阳夫人说：“急么子罗？你干儿要你多玩几天，你就再玩几天再说嘛。”
“我肺都气炸了，官司打不赢，白白受人欺，哪有心思久玩了？”
“不要担心，除非他的官比你干儿大。”那老头听到这句话，心里倒有几分安稳了，又玩了三天，当曾国藩办完公事后，欧阳夫人对他说起干爹特意来金陵的事来。“你就给他写个条子到衡州吧，”曾国藩听后叹了一口气说：“这怎么行呀？我不是多次给澄弟写信不要干预地方官的公事吗？如今自己倒在几千里外干预起来了，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干爹是个天本地分的人，你也不能看着老实人受欺，得主持公道呀！”经欧阳夫人再三请求，曾国藩动心了，他在房间来回踱了几圈，说：“好，让我考虑考虑吧。”
第二天，正逢曾国藩接到奉谕升官职，南京的文武官员都来贺喜了，曾国藩在督署设宴招待，老头儿也被尊了上席。敬酒时，曾国藩先向大家介绍，首席是他湖南来的干爹，文武官员听了，一齐起身致敬，弄得老头儿怪不好意思，接着，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干爹推崇了一番，说他一生勤劳，为人忠厚，怎么也不愿意到南京久住，执意要返乡里，说着，从衙役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绫包着的小盒子，打开后拿出一把折扇又说：
“我准备送干爹一个小礼物，列位看得起的话，也请在扇上题留芳名，作个永久纪念。”大家放下盅筷，接过一看，只见折扇上已工工整整地落了款，上款是“如父大人侍右”，下款是“如男曾国藩敬献”，也一个个应曾大人之请，在扇上签起名来，有的还题了诗句。不到半个时辰，折扇两面都写得满满的。曾国藩兴高采烈地把折扇收起，仍用红绫包好，双手奉送给了干爹，这老头儿也懂得礼数，起身向各位文武官员作揖致谢。
席终客散，老头儿回到了住室，嘴里连连嘀咕着什么，欧阳夫人出来一听，只见他手捧着红绫包唠叨着：“宽一呀宽一，一张二指宽的条子总不肯写，却要这么费事，在这个玩物上写的字再多，我也不得领情。”欧阳夫人忙从他手中接过红包打开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干爹呀，恭喜，恭喜！”老头儿脸色阴沉，好不耐烦地说：“喜从何来？”
“干儿给您的这个，可是一个大宝呢！”
“一把折扇算什么大宝？给我写个二指宽的条子，才是上方宝剑。”
“哎呀，干爹”，欧阳夫人凑到老头身边细说：“这可比您要的那个条子更宝贵呀，拿回去后，不论打官司也好，办别的什么事也好，任他多大的官，见到此扇都会有灵验，千万不要把它丢了，随手带着，还能逢凶化吉呢！”
一番话，说得老头子心里热乎乎的。
“啊！，，”他似有所悟，会意地笑了。
刚回到家里，衡州知府升堂，衙门八字开着，老头儿手执折扇，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在那个时代，被告上堂打官司，手执扇子是藐视公堂，要受到惩治的。
“把扇子丢下！”衙役喝令，老头儿装作没有听见，一个衙役上前从他手中夺过扇子丢到地上。
“这个可丢不得，是我干儿子送的。”
知府大怒，惊堂木一拍：“放肆！拿上来！”知府接过扇子一看，“嗯……”他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后，又将视线转到老头身上，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一声令下：
“退堂！”
据说，老头从衡州府衙门后堂退出来后，知府用轿子把他接了回去，不仅将这把折扇恭恭敬敬退还了他，还热情地款待着他，他的坟山官司是输、是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把折扇，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是在显示亲情，实则相助，意在让地方官给面子。这把折扇同时也给足了亲人面子，并使曾国藩免于干涉地方公务之嫌，曾国藩谋事之深，虑事之远，不可不谓厉害。凡事给对方留有余地，这就是曾国藩为人处世常胜不败的奥秘之一了。
凡事留有余地，也应成为今天我们为人处世的一项准则。因为时势每时都在变化，同时我们每个人也有考虑不周全的时候，凡事不留余地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犯一些愚蠢的错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凡事三思而行，话不可说得太死，行不可做得太绝，这样我们就会永远稳操胜券，进退自如！
遇事以忍让为高。
怎样与乡亲邻里相处，对于治家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乡亲邻里关系处理得好，则可以使家庭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还可以在有困难的时候得到帮助，而处理得不好，则有可能造成仇隙，制造一些事端，这样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那么，曾国藩是怎样来处理这些矛盾的呢？在这方面他奉行的原则就是：让他三尺又何妨！
这个话含有一个典故，据《桐城县志》记载，康熙时期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在住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家人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回馈给老家人的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氏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闻名中外的六尺之巷也就因此而成。
咸丰初年，曾国藩父与几个兄弟还未分居的时候，家中为建新宅黄金堂，与邻居为一墙之隔的地界发生争执，几至要打官司到湘乡县府。曾国潢在家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在京师做官的兄长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后，联想起古人的这首诗便写了一封长信，并将这首诗附上。曾家父子兄弟读过曾国藩的信和此诗后，胸襟豁然开朗。
“让他三尺又何妨”！用这一思想，将地退缩了三尺。
据说，曾家的这一举动，深深地感动了邻居，其邻居不仅未与曾家争执，见自家的地很方便于曾家，也秉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见解，转让给了曾家扩建黄金堂新宅。
这件趣事代代相传，简直成了曾族的“传家宝”。1988年，曾国藩的后人，年过“古稀”的曾德培老人还在台湾著文说，“记得1939年我走上抗战前线时，慈祥和蔼的妈妈坐在美孚煤油灯下，拿着我的双手说了曾国藩‘让他几尺又何妨’这首七绝诗。现在虽然已时隔半个世纪，我还不忘当年慈母赐儿的曾国藩教弟的这首诗。终身受用，乐趣无穷。”
与邻里、乡亲相处，以宽忍为怀，凡事让人三尺是曾国藩以退为进处世不败的一个秘法。
曾国藩家风传乡里，人们至今还在传颂，而他的父亲及诸弟却依仗权势，干预地方官事。尽管曾国藩家教极严，其弟则违教者多、听从者少，尤其是其四弟曾国潢（字澄侯），在乡最为跋扈，颇为人们所怨恨。
就说同治年间，湖南哥老会兴起，特别是在湘乡地方，原来参加湘军的人多，遣散返乡后，参与哥老会的甚多。曾国潢在乡，不仅为剿杀哥老会卖力，而且地方有什么“憎恶”的人，他就捆送县府，请求杀掉。凡是他有所请，县府不敢不服从。有时捆送五六十人，也很难有几个生还的。当时的湘乡县令熊某，是个佛教徒，秉性慈善，接到曾国潢的请求，不答应攒不过他的权势，答应了又良心折磨太甚。所以每接到要他杀人的手令，总要躺着哭几天。友人问他哭什么，他回答说：“曾四爷又要借我的手杀人了！”有一年，湘乡县城新建一个码头，按惯例是杀猪宰羊，用“三牲”来祭祀，后在曾国潢的主持下，杀了十六个人举祭。
曾国潢在乡间为人所恨，曾国藩是略有所知的。他常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作衰时设想，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在倡导“八字”家风中，对其弟特别强调“宝”字，即“人待人为无价之宝也”，居乡勿作恶事。1857年曾国藩奔父丧在籍，听得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为人所怨，想要惩教其弟。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计上心来，向夫人要了一个锥子，猛刺其弟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
“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又问：“吾只用锥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耶？”
经过曾国藩这一训诫，其弟不仅居乡杀人的举动有所收敛，待百姓的态度亦有所好转。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作为邻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日常生活中也有一些利益上的冲突，但只要我们抱着“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态度来处理这矛盾与问题，定会处理好与他们的关系。关系处理好了，则会自己心里舒畅，大家愉快，再说天底下谁没有个急事，这样也好请人家帮忙。方便别人也就是在方便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