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界普遍认为莎夫茨伯里阁下和威廉？坦普尔爵士的作品是高雅文风的典范，我们该更准确地说——贵族气派和绅士风度。莎夫茨伯里夸大其词，考究过分，笔触狂热，坦普尔平实自然，娓娓而谈，笔触闲适，二者差别之大，实在是泾渭分明。看得出两位作家均出身于上层社会，但其中一位仅是优雅恭谨，谦谦暗示，而另一位则凸然兀立，咄咄逼人。贵族运笔，动辄头顶冠冕，伯爵的披风赫然眼前；平民写作则一身便装，端坐于扶手圈椅。退了休的外交家坦普尔在申恩他所喜爱的隐居处，笔耕不辍，看他从自己的小品文里徐徐露面的神情，还会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快意？这些文章饱沐奈梅亨和海牙的气息。很少有人会把驻外使节作为权威出处加以援引。
葡萄牙驻英国的一位公使唐弗朗西斯科？德？梅洛对他讲，在他的国家，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些人由于年龄或身体其他机能的衰退，致使他们被断定最多只能指望一年或两年的寿命期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自发搭乘巴西船队，远航巴西，凭着那一股活力，随着那一程迁徙，他们恢复了健朗。到巴西之后，会大幅度延年增寿，有时候竟达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究竟这样的收效（坦普尔形态优雅地补充说）是由于空气，还是由于那种气候下长出的果实，或者是由于离太阳更近，因为当他们自身的热量衰退到了这种状况时，太阳就是他们的光热源泉，或者是不是由于要拼长一个老人的寿命，就需要经受这些苦难？我说不清楚，或许也会有得不偿失的情况。”蓬波纳先生，“他那个时代（威廉爵士时代）的法国驻海牙大使”，向他证实，他活了这些年，从未听说过有生活在法国的人长命百岁；老先生把这个寿命局限归咎于法国人享有太优越的气候，从而给予他们非常生动活泼的心境与情绪，致使他们与其他国家的人们相比较，把精力投入更多的不同类别的享乐。大使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非常合乎情理的反省。前任莱斯特市罗伯特伯爵，给他讲了德斯蒙德伯爵夫人的故事，伯爵夫人于爱德华四世时期侨嫁英国的外邦，一直活到詹姆斯王治下很久时期。还是那“同一位达人显贵”向他讲述，同是在詹姆斯王时期，有那么一年，一帮莫里斯舞手，巡回表演、遍及全国的故事。这是一个由十个跳舞手、一位玛利亚圣女和一位小鼓手兼风笛手组成的小组，这十二个人年龄相加就是一千两百岁。“这么讲（坦普尔说），与其说是在一处小县（赫特福德郡）竟有这么多人活到那个年龄，倒不如说他们竟有那样的活力和心境，漫漫游荡，翩翩起舞”。他的一位“海牙的同事”苏里钦先生向他介绍了一种治疗痛风的方法，得到了住在那个镇子上的另一位公使塞兰尚先生的证实，因为他试验过这种疗法。拿索的老王子莫里斯不无抱怨地向他介绍使用吊床，王子本人被“那些不停地摆动摇晃、四面通风的床”
引诱，在那上面睡觉，同时也在遭罪。艾格蒙特伯爵和“去年夏天在梅斯特里赫前阵亡”的莱因格雷夫，也给他讲述了他们的经历。
然而作家排定座次从来就不该简单行事，好比他从来就不该想当然地认为外国人应当赞美他的果树，二者的道理是一样的。对于我们所推崇的口味鲜美、长相完美之最者，他可以真实地说，遇上年景不坏的年份，在申恩吃过他种的蜜桃和葡萄的法国人，一般会总结说，这水果中间最低等的也与他们在法国、在枫丹白露这一侧吃过的一样美味，而最上等的就跟他们在加斯科涅吃到的一样优质了。意大利人附和说，他的白无花果跟意大利境内的一类白无花果一样优等，这种无花果是当地的早熟品种，因为在气候暖热的地区，这种早熟种，还有蓝色无花果，我们是得不到的，就像在那种气候条件下，得不到弗龙蒂尼昂或马斯喀特葡萄一样。他的柑橘树，也跟他年轻时在法国见过的或者与他后来在低地国家见过的一样大，当然枫丹白露的柑橘树和柑橘王子园的很古老的一些柑橘树，需要另当别论了。关于葡萄，他很荣幸把不下四种品种带入英国，他在盘算，在猜测，到了这个时候，这些葡萄在他周围的一些园丁，还有若干上层人士那里，都应该很常见了；因为他的想法是，所有这一类东西，“越是寻常可见，越好”。他不无园圃学究之气地声称，他几乎不置疑问，在北安普敦郡以北的远北地区，种植任何一种品质最优的水果，如蜜桃或葡萄，几乎都是徒劳无益的。他表扬“科塞福特的曼斯泰地区主教”，在那种寒冷的气候下只尝试种植樱桃的做法，这种学究气同样地令人快意，也独具个性。“也许可以允许我（他就这样，用一段可以与考莱相媲美的文字，结束他的优美的花圃品文）懂得一些这个行当，因为很久以来，我把自己多有荒废，致使我对其他行当一无所知。很少有人会是这样，或者说，很少有人会在欣赏他们的花园的同时，不去经常眼观六路，察看其他因素如何发生作用，察看现状的动向是什么，还要察看它们需要往别的场景里引入什么元素。就我本人而言，正如乡村生活，尤其是有关园林，是我年轻时代的取向，这同样也是我长大后的意趣所在，因而我可以坦诚地说，有许多人人向往的职业，曾把机会之门向我敞开，但我从来没有索求或追寻过任何这些职业，而是经常努力避开它们，以便进入私人场景的那种悠闲与自在。有了这种境界，一个人可以在生活的寻常路径和圈子里，踏着自己的步子走自己的路。一个人的选择是否得当的衡量尺度，是看他是否喜欢他所做出的选择。我要感谢上帝，这样的选择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尽管在我一生的不尽如人意的拙行中，修筑与种植占了很大部分，我为之付出的代价超出了我的自信可以承认的限度，然而这样的退隐带来的甘美和满足，完全补偿了付出的代价。自从我决计永远不进入任何公共职业以来，尽管城市与我几乎遥遥相望，并且我在城里拥有一处房舍，一直准备着接我入住，我还是过了五年的隐居生活而没有去过一次城里。这不像有人思索的那样是一种矫揉造作，而只是缺乏施行这样一个小小的迁移的欲望与心境，因为当我就这样偏安一隅，我才真正可以与贺拉斯一并说——论我，当冰冷的迪格特之溪复苏，我的朋友会认为我作何想，谓我何求？
生命留给我的无论是什么剩余，为了生存，还是让我减少一些占有。
但愿我有足够的书籍，有整一年的存储，而不依赖于每个钟点的期期艾艾的理由，这样则足以任由威力无比的众神之父，随意祈祝，任他赐予，任他夺走。
总体上讲，坦普尔的文笔就是取法于这样的模式。事实上他的以顺乎天性、唯情是从的才气，有一次促使他构造出一系列俳句，可谓浑然天成。很显然，可以这样说，这些俳句是艾迪生和后来的小品文作家的行文圭臬。他说，”如果健康可以用黄金买来，谁人会不愿意假借情理而贪婪无度？如果野心处在权力的要求之下，或由荣耀支撑掌控，谁人不会野心膨胀？然而不幸的是，一根白色手杖，不比一根普通藤条更能有力地辅助患有痛风的脚走路，蓝色的缎带用来包扎伤口，未必比家常布带更有疗效。黄金和钻石的光芒射向疼痛的眼睛，让眼睛感到的是刺痛而不是疗治，作痛的头颅戴上王冠和戴上普通睡帽一样，不能使疼痛缓解。“他的《漫话诗学》一文的结尾诸句，风格更加潇洒飘逸，与他自己简单朴实的谈吐更加珠联璧合。坦普尔参与古学与今学之辩论，在像他这样一个老者那里，那样的偏颇显得如此自然又如此优雅。他身为国使，公务繁忙，无暇涉猎现代作品，而退休赋闲，又使他有机会回炉他年轻时代的古典研究——这决定了他对后者情有独钟。他这样说：“可以肯定，或者是哥特式残酷的幽默，是它们连绵不断的战争的喧嚣，吓跑了灵气，或者是现代语言混杂失衡，不足以承载灵气——诗歌和音乐两个领域里的巅峰之作与不朽之作，都随着罗马帝国和罗马学术的衰落而衰落，并从那以后就从来没有恢复到昔日那种广受关注、尊崇之敬和称赞之声无处不在的境界。然而诗歌和音乐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带给日常的岁月和生活的，是最柔和、最甜美、最广泛、最质朴的享受。它们在王子的殿堂，在牧人的茅舍，都能找到自身的位置，它们发挥的作用在于复苏并激活穷困懒散的生命里的死寂的气息，减轻或分散最伟大的人们和最繁忙的人们内心的剧烈情绪与躁动不安。这两类效应对人类生存同等重要，因为人类的心灵好比大海，在风平浪静和在风暴汹涌的时候，给看海人和航海人都带不来愉悦，但当微风轻拂，细波荡漾的时候，则使两者都感到赏心悦目。人类的心灵，在受到温柔适意的激情，或和悦自在的感情的感动时，也会是这样。我十分懂得，许多通过表现深沉来伪装智慧的人，易于鄙视诗歌和音乐，把诗歌和音乐当作玩具杂耍，太过轻微，不足以让严肃的人们拿捏欣赏。但我想，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发现自己对诗歌与音乐的妙处全无知觉，都必须保持自省自戒，以免责难他们自己的性情，让他们本性中的真善美陷于疑云四起的境地，甚至殃及他们的理解能力。这个世界在延续，毋庸置疑，这两种娱乐的快意与需求也会延续，因此那些满足于诗歌和音乐的人们，或满足于其他这般轻松、这般质朴的娱乐的人们，是幸福的，他们不会给世界和他人以搅扰，因为即使无人打击他们，他们自己也不会保持沉寂。当这一切都实现了，（他总结说）人类的生存就达到了最辉煌、最美好的佳境，只是它像一个顽皮任性的孩童，我们必须与它戏耍，必须给它来点幽默，让它安静，直到它入睡了，随之也就用不着再为之焦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