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抗日力量，出仕任中将
杜月笙作为“上海第一教主”并不仅仅是指他长袖善舞，上下通吃，结交士农工商和党政军学，有一张足以操纵三界的关系网，能够左右逢源、纵横捭阖，无往不胜。更重要的是，他不但坐拥这些优势，而且具有十分强烈的爱国情怀。发迹后的杜月笙正值日本侵华时期，面对祖国的生灵涂炭，他没有选择袖手旁观，而是积极投向了举国抗战、保家卫国的洪流之中。所作所为俨然不再是一个三餐不继的小瘪三，而是相当活跃的“实业救国”和“革命救国”并重的政治风云人物。
在抗战初期，杜月笙着实为民族利益放弃了很多，也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许多贡献，运用各种方式组建抗日力量，最终还英勇地出仕任军事委员会的中将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方面声称将采取自卫手段保护日侨利益。1932年1月18日下午四时，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外被殴打，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日方指为工厂纠察队所为，1月20日，50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回到租界后又砍死砍伤三名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塘沽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1月2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增兵。当时负责防卫上海的中国军队是粤军的十九路军，由蒋光鼐及蔡廷锴指挥，京沪卫戍司令为陈铭枢。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张应付日军挑衅，但国民政府会议后则主张忍让，并于1月23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下令十九路军五日内从上海换防。
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中国驻军十九路军的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在“一·二八”事变前后，杜月笙曾亲赴前线，慰劳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杜月笙第一次慰问抗战将士，是在1月27日上午9时，他跟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等一行数人，分乘2部汽车，到蔡廷锴的司令部去慰问。
不久，抗战一起，杜月笙等人登高一呼，抗敌后援会成立，上海人悉索敝赋，踊跃输将，真是要钱有钱，要啥有啥。2月1日，杜月笙又起了一个大早，偕王晓籁、黄炎培等十几人，冒着炮火，到蔡廷锴的司令部慰劳。他们带去了大批的捐款、食品、罐头和日常用品，这对于刚刚进驻的十九路军至关重要。
1932年，杜月笙开始组织恒社， 1933年2月25日，举行开幕典礼。杜月笙自任名誉理事长。社名取“如月之恒”的典故，名义上是民间社团，以“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为宗旨，实际上是帮会组织。杜月笙借此广收门徒，向社会各方面伸展势力。恒社初成立时，有一百三十余人，到1937年达五百二十余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社会局。新闻界、电影界等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参加进来。1934年，杜月笙任地方协会会长。
接着，到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军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2日，日本参谋部决定向上海出兵，以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13日，云集上海的日舰已达32艘，并有海军士兵2000余人登陆增援。同日，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一带修筑工事时，遭到日军枪炮射击，中方被迫还击。日军由租界向闸北进攻，占领八字桥、持志大学，淞沪抗战正式爆发了。
中国军队在上海市民的全力支持下，奋起反击，这个满街血迹的东方大都会已成为一座森严的壁垒。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此时的杜月笙，见蒋介石也说抗日了，便积极协助国民党。
上海市党部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杜月笙本人是常委。他的门徒陆京士、汪曼云、骆清华也都是议会常委。张啸林、杨虎等人则是该会的监察委员。
7月23日，抗敌后援会常委首次开会，商讨支援抗日事宜。在这次会议上，杜月笙被推为抗敌后援会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啸林、黄金荣、金廷荪、骆清华等分就委员之职，负责募集经费，支援抗日的队伍。
“八·一三”事变后，戴笠匆匆赶到上海。一进杜公馆，来不及梳洗，也来不及抽上一支烟，便和杜月笙一起进入密室。坐定后，戴笠掏出一张委任状，摊在杜月笙的面前。
杜月笙低头一看，是一张蒋介石颁给杜月笙的军事委员会委任状。上面写着：特委杜镛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中将主任委员。
杜月笙看到委任状还有些迷惑，不解地问戴笠：“雨农，这是怎么回事？”
“月笙兄，这是蒋委员长对你我的信任与重用。”
戴笠说着，又掏出另一张委任状。同样是1937年8月24日蒋介石亲自颁发的委任状，上面写着：特委戴笠为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少将副主任委员兼书记长。
戴笠凑近杜月笙的耳边，悄悄地说：“委员长要我俩在苏浙一带拉一支队伍起来，扩大抗日的力量。对月笙兄的才能和为人，他一向是最清楚的。所以，他亲笔写了委任令。”
杜月笙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的眼睛里满含着泪花，忍了许久，泪水才没有流出来。过了一会儿，他拍拍胸脯说：“委员长这么信得过我杜某人，我一定不惜肝脑涂地，誓死报效。”
蒋介石就是利用了杜月笙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轻财重义，才得以及时地补充军饷和各种援助。杜月笙对于蒋介石的“知人善任”更是感激涕零，所以对他的要求指令总是绝对服从，任他予取予求。这天，杜月笙正要出门，万墨林突然走来叫道：“张治中将军的电话。”
“是杜先生吗？我是张治中。”
“是杜某，张将军有需要我出力的地方，尽管吩咐，我一定全力办到。”
“是，是，那军情紧急，我也就不客气了，我的军队现在进驻真茹，缺乏交通器材，电话机、脚踏车都弄不到，所以只好向你求援了，怎么样？”
“闲话一句，明天一早保证送到。”
接了这一通电话，杜月笙没有事体繁琐，反而心情十分畅快。因为不管怎么说，张治中也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有事首先就求到自己这，可见，在这上海滩上，自己的影响力之大。
不过，他又觉得有些为难，后援会人员都送慰劳品到前线去了，张治中所要的东西，明天一早怎么能够办齐呢？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驯马难追，吐到地上的唾沫，能舔起来吗？特别是面对张治中这样叱咤风云的将军，说过的话是绝不能掉到地上的。
于是，杜月笙立刻叫来万墨林：“墨林，你快点去买四部脚踏车。一部电话总机，10部电话分机。”万墨林领命后立马出门置办去了。
到了次日早上，脚踏车、电话机全部买到，但电话总机却没有买到。因为就是平时要买总机，也是先订货，后取货。现在烽烟四起，市面上无货，更没有办法了。
正当杜月笙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想到中汇银行的徐懋棠可能会帮到忙。因为银行由于业务联系的关系，会安置一台电话总机，以便沟通。
想着，就命万墨林接中汇银行的电话。杜月笙拿过话筒，开门见山地说：“你是杨渔笙经理吗？对，我是杜月笙。你告诉徐懋堂经理，把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送到我这儿，前方军队急用。”
说完就挂了电话，不一会儿功夫电话铃又响了。
杜月笙顺势拿起电话，问道：“喂，哪位？”
“杜董事长吗？我是徐懋堂。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十分重要，不能拆，拆了要影响生意的。”时任中汇银行总经理的徐懋棠急忙地答道。
“行里留一条线路，你经理掌握情况就行了。现在是非常时期，还顾得上什么生意？先紧前线吧。”
“杜先生……”徐懋堂还要说什么。
“你等一下。”杜月笙把电话听筒放在了一旁，因为外面有一个人急步走来，“杜先生，不必拆银行总机了。”
“哦？”
“泛华公司有一部总机，是开仗以前到的货，听说你需要，他们愿意转让。”
“太好了。”
来人不是别人，而是杜月笙的好友吴开先。
吴开先，上海青浦人，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敌后援会会员。
吴开先在门口听见杜月笙要拆银行的总机，忙进来报告。于是，杜月笙才把拆中汇银行电话总机的事作罢，忙命人跟泛华公司联系交易总机的事宜。就这样，事情终于顺利解决。杜月笙当即让吴开先代表他去真茹送这批器材，并对守军表示慰问。
在张治中将军的司令部里，吴开先碰见了淞沪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将军。冯玉祥听了吴开先关于杜月笙连夜筹备这批交通电讯器材的情况，心中十分感动。
他握着吴开先的手说：“杜先生是有爱国心的，请代为转达我的问候。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不管是士农工商还是党政军学，都应该团结一致，同仇敌忾。请你告诉杜先生，抗敌后援会还应该去慰问一下浦东战场的张发奎将军的部队。”
从张治中那里回来，吴开先就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了杜月笙。杜月笙忙说：“冯将军提醒得很好，我的确应该去看望一下张发奎将军。这样吧，你、我，还有钱新之，我们三个一道去慰问。”
“这样最好。后援会收到的毛巾、香烟、罐头食品，堆积如山，多装几卡车去，每个士兵发一份，行吧？”
“行是行，但我觉得太轻了。我是浦东人，知道浦东地面开阔，防卫困难。再说，我和向华（张发奎）是朋友，知道他是个了不起的勇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们都应该给他考虑个万全之策：除了普通的慰劳品外，从法租界买一辆装甲车，让向华坐着指挥，免得他在枪林弹雨中冒险。你看怎么样？”
“嗯，只是这笔款子……”吴开先开始有些犹豫，不禁脱口说出自己的质疑了。
“这你不必担心。买装甲车的钱我自己出。不过，送去时要以后援会的名义送，不这样，向华是不会要的。”杜月笙急着打消吴开先的如此这般的顾虑，解释道。
说做就做，次日下午，杜月笙、钱新之与吴开先三人，带着五汽车的慰劳品和一辆装甲车，送到张发奎的司令部里去了。
一叶知秋，以小见大，当年上海人是如何地热烈支援抗日御侮战事，慷慨解囊，竭力奉献，即此一端，已可想见。积极支援前线、自觉组建抗日力量已然在杜月笙等一批工商业巨子们带领下形成了热潮，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都动员了起来，加入了抗日的队伍，抗战胜利也因此指日可待。
居中调停，化解蒋汪特工大战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已变成为一个由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接着，国民党内部已经分裂成3股势力，分别是：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此外，还有粤、桂、晋等地方势力。
其中，尤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两个集团最有势力。他们为争夺最高权力明争暗斗，但很快地在反共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他们为了实现“合作清党”、“统一党务”，进行了一系列酝酿和接触。
冯玉祥从中牵线，与各方反复电商，终于汪精卫等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同意“迁都南京”。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赞成各方“共同北伐”。
1927年9月15日，在南京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9月20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宣称：“本政府今后誓当竭智尽能，肃清共党，以拯同胞永脱布尔什维克恐怖之祸，而保持国民革命势力之统一。”
但实际上，宁、汉、沪3方合作很快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局面。蒋介石和汪精卫各自为首的集团势力越分越远，终于到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储券”血案爆发，两个集团彻底决裂了。
抗日战争初期的沦陷区流通的钞票有法币、华新票、联银票、“老头票”、“军事票”等许多种，金融行业十分混乱。
汪伪政府统一沦陷区的财政金融，是维持、强化伪政府的重要措施。于是，1941年1月6日，周佛海奉汪精卫之命，在日本顾问指导与策划下正式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
不久，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就在上海外滩开设了分行。然而当时重庆国民政府的中、中、交、农四大银行的上海分行仍在租界中照常营业。为抵制汉奸政府，上海银行钱业公所一致拒绝与“中储行”来往，全市各商店也统一拒绝使用“中储券”。
为此，汪伪警政部长兼特工部主任李士群，出动大批特务，一手持“中储券”，一手持手枪，到全市各大公司商店购买货物，对方如果拒绝接受“中储券”，便拔枪相向，迫使这些大公司和商店忍气吞声收下“中储券”。
这样还不够，汪伪上海特工还以“特工总部”名义，向上海滩上各银行、钱庄发出恐吓信，声称胆敢不接受“中储券”就以武力对付。依靠暴力推行，宁钞逐渐流通并占据了上海市场，重庆国民政府的法币被挤出了上海，严重地打击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
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向蒋介石连连报告上述情况，形势不容乐观。
于是，蒋介石严令戴笠：打乱汪伪的银行，夺回法币市场。接着，围绕“中储券”的银行血案在上海连连上演。
1941年1月30日上午8点，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云卿身穿黑色条子西装，准备乘自备汽车去外滩中储行，司机将汽车缓缓驶出弄堂口，季随后跟出，突然路边窜出两名军统上海区的特务，向季云卿连开数枪，一颗子弹正中太阳穴，一颗击中额头，连季云卿的眼镜也飞出好远，当场毙命。
军统首发得势，紧接着一系列的恐怖活动袭向中储行。2月20日，三名军统特务在不到两三分钟内用手榴弹袭击了中储行上海分行本部的营业大厅。不久，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设计科长偻侗、稽核科主任万鼎模、庶务科长潘旭东、财政科员冯德培、帮办总会会计卢杰，相继倒在军统特务的枪口之下。
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职员们个个被吓得坐卧不宁，许多职员干脆连班都不敢上了，银行濒于倒闭。中储行总裁周佛海赶赴上海，责令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的负责人李士群进行报复。一心想去苏州执掌“清乡”大权的李士群迫于形势，在上海依仗日本宪兵这个后台，明火执仗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报复屠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