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与东方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当中，只有法国的贸易因为近期的国内战争而被毁灭，其他各国的贸易几乎都扩大了。欧洲对东印度消费品的需求增多，甚至曾使印度各种业务都逐渐增大。就拿茶叶来说吧，在16世纪中叶之前的欧洲，茶叶是极其有限的，一般都被用作药品。可现在，每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本国用作饮料的茶叶，甚至达到了150万磅。即使是如此多的茶叶，也无法满足英国人民对茶叶的有效需求，所以不断有更多的茶叶被秘密地输入英国。这些茶叶所经过的地方，不但有荷兰各港和瑞典的哥登堡，还有法国东印度公司繁荣时期的法国海岸。此外，欧洲对中国瓷器、马鲁古群岛马鲁古群岛，旧名“摩鹿加群岛”，印度尼西亚东北部岛屿，属马鲁古省，有哈马黑拉、塞兰、布鲁等岛；山岭险峻，平地少，多火山；许多山峰海拔1 000米以上，最高峰西比拉山高2 111米，在巴漳岛；赤道横贯，有干季和雨季，森林覆被率76%；有镍矿；种植稻、玉米、椰子和西谷，出口木材、豆蔻、鱼虾和珍珠；巴漳岛有东南亚最大的鱼干厂；古时即以盛产丁香、豆蔻、胡椒闻名于世，阿拉伯人称为“香料群岛”；香料生产和贸易繁荣到16世纪。——译者注香料、孟加拉布匹及其他无数货物的需求量，也几乎以同样的比例增加。所以说，与现在相比，欧洲在上世纪任何时候所用的船舶都非常少，即使是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不例外。
但是，自欧洲与亚洲开始进行贸易往来的初期至今，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金钱的价值都远远高于欧洲。原因是，亚洲各国大多是产米国，几乎每年都能收获两至三次稻米，而且每次的收获量都普遍比小麦多。因此，在面积相同的情况下，产米国所产的粮食，必然比产麦国更加丰富，也必然能养活多得多的人口。另外，在这些国家里，富人有大量自身消费不了的剩余食物可以出卖，因而他们所能购买的劳动量自然也多得多。从所有的记载来看，中国和印度的高官、富豪，不但都比欧洲最富裕的人拥有更多奴隶，还可以用大量过剩食物来交换金银、宝石这类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因此，供给印度市场的银矿和供给欧洲市场的银矿相比，即使两者的矿产总额相同，前者的产物也能从印度换得更多的粮食。
然而，同样是出产贵金属的矿山，供应印度市场的矿山，似乎远远比供给欧洲市场的矿山贫瘠；而同样是出产宝石的矿山，供应印度市场的矿山产出量，却远远比供应欧洲市场的矿山产出量丰富。所以，跟欧洲的贵金属相比，印度的贵金属不但能换得多得多的宝石，还能换得多得多的粮食。在印度，金刚石这类非必需品的售价比欧洲低一些，粮食这一最重要必需品的售价更是比欧洲低得多。但是，正如前面所说，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市场的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的量，却比欧洲低。因此，这两大市场的劳动工资所能购买的食物量就较少。由于这些劳动只能购买到少量且便宜的食物，所以即使印度食物比欧洲食物低廉，印度的劳动价格也会数倍低于欧洲的劳动价格。
当各国的技术和勤劳程度都相同时，各国大部分制造品的售价，必然会与该国的劳动价格成比例。中国和印度制造业的技术和勤劳水平似乎相差不远，只是不及欧洲各地。既然这两国的劳动价格这么低廉，那么这两国制造品的售价自然也会比欧洲各地低。此外，由于欧洲大部分地区都从陆路将原料从产地运往制造所制成成品，再将成品运往市场，所以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就会因为运输所消费的劳动而增大；而在中国和印度，货物却通常由纵横交错的内地河港水运，运费自然比欧洲少，所以这两国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也自然更低。
综上所述，从过去到现在，把贵金属从欧洲运往印度都非常有利。在印度，没有哪一件物品能够像贵金属那样获得好的价格。换言之，花费一定劳动的商品，在欧洲所能换得的劳动和商品量，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印度的贵金属。同样是把贵金属运往印度，运银比运金更加有利。因为，纯银与纯金的比率，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的印度市场上通常是10 ∶1，最多也不过12 ∶1；而在欧洲市场上则是14或15比1。在前一场合，一盎司金的代价是10~12盎司银；在后一场合，一盎司金的代价却是14~15盎司银。
因此，对于航行于印度的欧洲船舶来说，银一般是最有价值的运输品。这一情况，也适用于向马尼拉马尼拉，是菲律宾的首都，位于菲律宾最大的岛屿——吕宋岛马尼拉湾的东岸，是菲国第二大城市。——译者注航行的亚卡普科船舶。就是这种种关系，才使得新大陆的银成了旧大陆两端流通的主要商品之一。从大体上讲，世界各个相距遥远的地区相互联系的媒介，就是银的买卖。
由于人们对银币和银器皿的需求不断增加，使得银的市场如此广大，所以各矿山每年采掘的银量，除了要足够供应所有富国不断增加的银的需求之外，还必须足够支付所有用银国银的削减及磨损。
贵金属在使用过程中，其磨损量是极其可观的。当它用作铸币时，会由于辗转流通而不断磨损；当它用作器皿时，会因为打磨与擦洗而不断损耗；当它用作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种商品时，更会不断磨损。每年单是补偿这些磨损的银量就极大。从总体上看，这些金属在某些制造业上的磨损量，也许并没有上述的磨损量大，但是，由于这时的金属磨损速度要快得多，所以这种磨损就特别明显。
据说，单单是伯明翰，每年花费在某些制造品的镀金、包金上的金银量，就达到了5万镑英币。用作这种用途的5万镑金银，是绝对不可能再恢复原状的。根据这一事实推断，在世界各地的类似制造品行业，每年花费在镶边、彩饰、镀金及其他装饰用途的银量，不知道会有多少！而且，金银在海陆运输途中也一定会失去不少分量。另外，亚洲各国几乎都有掘地埋藏宝物的习俗，在埋藏者死亡之后，往往有许多宝物会因为无人知道而一直埋藏在地下，这必然也增加了金银的损失量。
由最权威的记载可知，每年由卡迪斯及里斯本里斯本是葡萄牙首都，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葡萄牙的政治、文化中心。市区面积82平方公里。位于欧洲大陆的最西端，伊比利半岛的特茹河河口。——译者注登记在册和暗地输入的总金银量，大约价值600万镑英币。梅格斯先生说，西班牙在1748—1753年输入的年平均金银量，加上葡萄牙在1747—1753年输入的年平均金银量，总共有1 101 107磅的银、49 940磅的金。按金衡每磅值62先令来计算，银的价值是3 413 431镑10先令；按金衡每磅值44个半几尼来计算，金的价值是2 333 446镑14先令。把两者的价值加起来，总共是5 746 878镑4先令。在梅格斯先生看来，这些权威的进口数字的登记都是正确的。此外，他还根据登记簿，详细揭示了金银的输出地、输入地和数额，并估计了他认为可能秘密输入的金银量。由于这位商人慎重而富有经验，所以他的这一看法也显得十分可信。
《欧洲人殖民东西印度的哲学史与政治史》一书中曾说，西班牙1754—1764年的金银输入量，登记在册的总共有13 984 18535皮亚斯特。其中，1皮亚斯特等于10里尔银币。如果加上秘密的输入量，那么西班牙每年的金银总输入量，恐怕会超过170万皮亚斯特。如果按照1皮亚斯特等于4先令6便士来计算的话，西班牙每年的金银输入总额就是3 825 000镑英币。此外，他还参考登记簿，详细列举了各个金银输出地及输出数量。
根据他的报告，如果按照葡萄牙的税额（税率好像是标准金属的1/5）来判断的话，里斯本每年从巴西输入的金的价值，应该有葡币1 800万格鲁查多。将这一金额折合成法币，就是4 500万利佛；折合成英币，就是200万镑。如果把金银秘密输入部分记为公开输入部分的1/8，那么输入金银的价值会再增加25万镑，总共是225万镑。照此计算，每年输入西班牙、葡萄牙的贵金属，价值总额高达6 075 000镑。
我还查阅了其他许多可靠的手抄记录，其中所记载的年平均金银总输入量，估计都在600万镑左右。
美洲各个矿山全年生产的贵金属，并没有全部输入卡迪斯和里斯本，其中往往有一部分会经由亚卡普科船舶运送到马尼拉，还有一部分会秘密地流通于西班牙属殖民地和其他欧洲各国的殖民地之间，另一部分自然是在出产地买卖。而且，世界上并非只有美洲这一座金银矿山。不过，美洲矿山是世界上最富饶的矿山。和美洲矿山的出产量相比，现已发现的其他所有矿山的出产量都是微不足道的。美洲矿山出产的矿产，每年都有大部分输入了卡迪斯和里斯本两地，这已是被人们公认的事实。但是，在每年600万镑的总输入当中，单是伯明翰的年消费就达到了5万镑，是总输入额的1/120。如此看来，世界各地每年的金银消费总额与出产总额也许是相等的；即便有剩余，也只是刚好满足，甚至满足不了所有繁荣国家对银的继续增加的需求。这么以来，欧洲市场的金银价格自然就会大幅抬高。
每年，矿山提供给市场的铜铁量都远远大于金银量。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凭此就想象这些供给增大的贱金属会超过其有效需求，也不能说这些贱金属的价格会因供给的增大而趋于低廉；而对于贵金属，我们却可以这么想象。原因是，贱金属比较坚固，即使是用在比较容易磨损的场合中，其损失的价值也比较轻，所以人们在保存它们时，也不像保存贵金属那样留心；但是，贵金属就不同了，即使有人们留心的保护，它的保存期限也并不一定会比贱金属长久，而且它还经常有各种形式的磨损和耗费。
虽然所有金属的价格都会有微小的波动，但是与其他土地生产物价格的逐年波动一比，这种逐年波动就很小。同样地，与贱金属价格的波动相比，贵金属价格突然变动的可能性更小。因为，正是金属的耐久性，才使得金属的价格不易波动。例如，去年上市的谷物，可能到了今年年终就差不多会被全部消费干净。但是，两三百年前采掘的铁，现在可能还有一部分正在使用；而两三千年前采掘的金，现在也可能还有一部分正在使用。各年度生产与消费的谷物量，往往会保持一定的比例。但是，甲年与乙年铁矿产出额的波动，并不会影响这两年用铁量的比例；而金矿出产额的变动影响，更不会影响这两年用金量的比例。所以，虽然大部分金属矿山逐年生产额的波动大于多数田地，但它们对生产物价格的影响却比较小。
金银价值比例的变动
欧洲各造币厂纯金对纯银的价值比例，在发现美洲矿山以前是1∶10~1∶12，换言之，一盎司纯金的价值等于10~12盎司纯银的价值。到了上世纪中叶，欧洲纯金对纯银的价值比例又变成了1∶14~1∶15，也就是说，用1盎司纯金可以换到14~15盎司的纯银。这样，金所能交换的银量就增加了，即金的名义价值升高了。虽然金银的真实价值（即它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同步减少，但银价减少得更多一些。美洲矿山的金银矿藏，比以前发现的任何矿山都丰富，而且银矿似乎比金矿更富饶。
每年，欧洲都会向印度输出大量的银，使得英国部分殖民地的银价跟金价相比，降低幅度更大。加尔各答造币厂规定一盎司纯金的价值等于15盎司纯银，与欧洲的金银比例大致相同。不过，这一价值似乎大大高于孟加拉市场上的金价。中国的金银比例仍是1∶10或1∶12，日本的金银比例据说是1∶8。
按照梅格斯先生的计算，欧洲每年输入的金银量之比接近1∶22，换言之，如果把欧洲每年输入的金算作1份的话，那么银就有22份。只是，输入欧洲的银中有一部分会再转运到东印度，从而使流通于欧洲的金银量之比大约是1∶14或1∶15，约等于金银的价值比例。在梅格斯先生看来，这两种金属的价值比必然等于其数量比。所以，如果银的输出量没有这么多的话，那么金银的价值比就应该是1∶22。
但是，两种商品的普通价值比，却没有必要等于它们在市场上流通的数量比。比如，1头牛的价格约是10几尼，而1只羊的价格只有3先令6便士，前者是后者的60倍。如果我们依此推想：当市场上有1头牛时，就等于说市场上有60只羊，那么这种推想明显是可笑的。同样地，仅仅凭借1盎司金能够换得14~15盎司银的事实，就推断当市场上有1盎司金时就有14~15盎司银，也是荒唐的。
通常情况下，市场上银量对金量的比例，大抵都远远大于一定数量的金价对同一数量的银价的比例。在市场上，廉价商品的总量和总价值往往都比高价商品大。例如面包，其每年的上市量和总价值，都比家畜肉大。家禽的总量和总价值次之，野禽的总量和总价值最小。
购买廉价商品的顾客，通常远远多于购买高价商品的顾客，因而廉价商品的销售量和销售总值，都比高价商品更大。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廉价商品总量与高价商品总量的比例，必然比一定数量高价商品对同量廉价商品的价值比例大。银和金虽然都是贵金属，但是银和金相比，就是廉价商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市场上流通的银量和银的总价值都比金大。事实上，人们只要把自己拥有的银器和金器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银器在数量和价值上都比金器大。另外，还有许多人持有大量银器，却没有一件金器；即便这些器具中有金，也仅使用在表壳、鼻烟盒这类小玩意儿的装饰上，总价值相当有限。
当然了，在英国，金币的价值都大于银币。但是，其他各国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在有些国家，银币的价值差不多都等于金币的价值。据造币厂的统计数据显示，苏格兰在没有与英格兰合并之前，其市场上流通的金币只比银币稍微多了一点儿。而在其他许多国家，都是银币占多数，金币占少数。在法国，通常都用银币来支付所有的巨大款项；至于金币，只能是随身携带的小额款项。但是，无论任何国家，其银器的总价值必然总是大于金器的总价值。所以，当少数国家的金币占铸币的大部分时，就可以用前一种优势来抵消后一种劣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