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建功立业，靠什么来强烈地支撑着你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发愤打拼呢？是美好的希望与愿景，是执着的追求与信念。
窦建德制夜盗
夏王窦建德当初还是平民时，有一次强盗半夜进入他家里。窦建德察觉后，便马上隐藏在门后，连杀了三个企图闯进屋里来的强盗，其余的强盗就不再敢进来了，只是在门外喊着要那几个人的尸体。窦建德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把绳子从墙上投下来，我把尸体捆绑好，你们再拉走。”强盗把绳子投了下来，窦建德就亲手把尸体捆好，让强盗们拽出去。与此同时，他持刀跳到墙上，又杀了几个强盗。从此以后，窦建德就出名了。
智囊
一伙强盗闯入了家门，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是独独是碰到了武艺高强、胆大包天的窦建德，那些强盗便是自己送命来了。而且，窦建德勇敢地杀了三个翻墙进来的强盗之后，又用智谋拉尸体的绳子巧用贼刀挥刀而下，又杀了屋外的几个强盗。如此有勇有谋，有胆有智，难怪窦建德后来会在乱世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时的英雄豪杰。
陈星卿仗义解救弱寡妇
陈星卿这个人年轻才高，但出身贫穷，未能被官府使用。他在嘉定、青浦之间的一个小村庄村中教书，别人并没有感到他有什么奇特之处。
村里有个寡妇，家里有几间房子，一百多亩地，有个儿子正在怀抱中。她的侄子欺负她，背着她把她的家产献给了有势力人家的子弟，自己得了一点蝇头小利，就逃走了。那有势力人家的子弟选了个好日子，前来察看新添的庄园，事先还派了干办仆人，拿着告示，来到村里驱赶寡妇。寡妇不知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抱着孩子在门口哭泣。对这件事，他全乡的人都十分气愤，但又爱莫能助。
陈星卿正好经过这里，打听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便对村里的人说：“请大家按我说的去做，准保不会出什么问题。”村民们同意了。陈垦卿让寡妇躲避到别的地方，第二天有势力人家的子弟乘着游船，带着几个门客，鼓乐喧天地来到村头。登岸之后指挥他的手下人洒扫道路、房屋，在寡妇家门口挂上匾额，还召集了众佃户，讲了一番话，做完这些事情之后，又前往田间陈设下了酒席，在野外饮酒欢宴。陈星卿带领强壮有力的村民，象风雨骤至一样地赶到了村头，举起棍棒就来砸他的船。船上的人见事情不妙，马上跑到田间去报告主人，主人快步来到船边，船已经沉没了，远望他设置的新庄园，悬挂的匾额已经打碎，村民们气势汹汹地要跟他搏斗，他吓得逃跑了。
转天，他正召集能写状子的人打算去告状，然而县里的判决书已经发下来了。原来嘉定的新县令韩公，很以扶弱抑强为己任，陈星卿带领他的邻人们当天就前往县里控告，状子写得文词又美，又感情凄惨激切，县令收到状子后，派捕役前去村里调查，那匾和船还都在村中，所有这一切证明陈星卿讲的都是实情。
后来，那有势人家的子弟派人居中调停，但陈星卿等终不听从，最后终于把众干办仆人和寡妇的侄子法办了。官司打胜后，那寡妇变卖了她的产业，搬到别处去了，而陈星卿就在那里出了名。
郡里要是有几个陈星卿这样的人，有势力人家子弟就不能再横行不法了。保全了弱民，也是为了保全大家。陈星卿敢于奋臂而起，利用新县令扶弱抑强的机遇来救人于急难，也是因为他使用了他的胆气。陈星卿也可以称得上是有聪明才智了。
智囊
身涉纷繁的社会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在岁月长河中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当身临险境时，总会期待着有人伸出一双援助之手！
人一生，路很长，互助是岁月旅途中一盆旺盛的火，照亮你也照亮我；见义勇为是一杯热茶，能驱走人间的困难、逆境。
如今社会，人们早已把见义勇为和互助远远抛在脑后。在街上常常见到这样的一幕：有劫匪做案，人们却冷漠旁观，甚至在一旁看热闹。如果人人都这样，当别人有危险时，视而不见，那么当自己是受害人时，当自己需要别人帮助时，你又有何感想？也许你那时才后悔自己过去的袖手旁观。
见义勇为永远是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与行为。
恶少沉江
唐朝尚书李福镇守南梁时，境内有许多朝中官僚的田庄，他们的子孙寄居在那里，其中那些不肖子弟互相效仿，为非作歹。前任太守不敢管束他们，乡里人吃了这些恶少的许多苦头。李福处事果断，为政严明，他指派手下人编制了许多只竹笼子。接着，李福叫来了那些作恶多端的官僚子弟，询问他们的家世、族谱、门第，以及在朝做官的亲戚的姓名，询问结束时，李福说：“你们的祖籍门第如此有名望，可是你们竟作出如此恶劣的行为举止，恐怕是辱没了家声，难道不感到活得太可耻了吗？现在我将要惩处你们，你们有才有德的长辈和亲属知道你们受到惩处，一定会感到痛快的。”于是立即下令把他们装在竹笼里，沉到汉江中。从此以后，这些人的同伙全都吓得不敢喘气，开始收敛自己的行为了。
智囊
恶少沉江的故事，一方面体现了李福的果敢和善断，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善于利用法律的公正与威严做人，处事，才达到了管理恶少的目的，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稳定和谐发展。
包拯《论星变》中提到：“发号施令，在乎必行；赏德罚罪，在乎不滥。”意思是说发号施令，关键在于一定施行；奖赏善行、惩罚犯罪，关键在于不随意扩大范围。治理国家，必须有固定的规章制度。中国的春秋以前强调以道德礼义来治国，后来开始有了成文法典，秦代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后，强调按法律、制度办事。当然，在专制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但在传统美德中仍有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的思想。
司马光《进修心治国之要札子状》中说道：“有功则赏，有罪则刑。”意思是说只要有功就赏赐，只要有罪就处罚。这句话旨在强调要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执法的公正，行赏论罚，以“有功”和“有罪”来衡量，不能凭一时的喜怒，也不能凭与自己关系的远近亲疏。春秋时晋国的祁奚先后举荐仇人和儿子接替自己的官职，被当时的人誉为“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
薛元赏严惩顽军
唐代会昌年间，李石任宰相，京兆尹薛元赏曾经到李石的住宅去拜谒他。按照先例，百官将要到相府时，前边的仪仗就不能再呼喝开道，所以薛元赏到了李石的宅第，下了马，李石还不知道他来了，好象正在厅堂里同别人争吵。薛元赏问：“与李石争吵的那人是准？”有人回答说：“是羽林军中的一名将领。”薛元赏推门走进厅堂，说：“宰相是朝廷大臣，是天子委任的，军队中的一个将领怎敢对他这样无礼！朝廷的纲纪，还要靠宰相来整顿，难道能容忍这种削弱朝纲朝纪的无礼事情出现在宰相府吗？”说完立即离去，并对手下人说：“马上把那军官抓起来。”当时宦官仇士良正专权，又是羽林军的中尉，他那伙人中已经有人向他诉说了这件事。不一会儿，就有宦官来到薛元赏处，连声传达仇士良的命令说：“中尉请您屈驾光临。”薛元赏不回话，只是立即命令手下人用杖刑打死了那个与宰相争吵的军官。仇士良大怒。
薛元赏就脱掉官服，换上平民穿的白衣，请求谒见仇士良。仇士良出来问道：“你为什么擅自杀死军中的大将。”薛元赏把那人无礼的情状全告诉了他，并说：“宰相是朝廷大臣，中尉您也是朝中大臣。他既然可以对宰相无礼，也可以对您中尉无礼。国家的法律，中尉您也应当维护，一旦破坏了法律，就太可惜了。我已经穿了平民白衣等着您治罪了。”仇士良认为他说得有理，因此就让手下的人取来酒，请薛元赏饮。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
智囊
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奴才在主子面前点头哈腰，唯唯诺诺，但是对待他人，其威风却比主子还要厉害。一个神策军的将领，竟然把当朝的宰相都不放在眼里，在宰相家里大吵大闹。至于对待其它的一般平民，就可想而知了。值得称道的是，薛元赏不畏强暴，甚至不怕丢掉乌纱帽，冒着杀头的危险，对于宦官置之不理，命人杖之。这充分展现了正直官吏的伟大勇气和嫉恶如仇的胆识。
杨素治军
隋朝大将杨素带兵攻打陈朝时，打算派三百名士兵守营房。士兵们害怕强悍的北方军队，很多人愿意留下来守营房。杨素听说后，立即把留下的一百名士兵叫来，把他们都斩了首。接着又下令让大家选择是否留下，这时，没有一个愿意留下的。另外，在与敌人对阵时，他先命令一二百人舍身冲向敌人，要是把敌人的阵地攻占下来便罢，要是不能攻下敌阵返身回来的，全部处斩。接着，他又命令二三百人再次发动攻击，退回来的，也还按原来的办法处置。将士们见他下命令，都吓得大腿打哆嗦，但临战时都抱着拼死作战的决心。因此，他指挥打仗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杨素使用的军法似乎过于苛刻，然而用它来驾驭懈怠成性的军队，也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就不能振作士气，假如上司执法严厉，下属知道事情办不成就一定得处死，那么即使把下属放在闲散的岗位上，他们也会象背水一战那样地拼命去干。
智囊
人之常情，没有不害怕死的。众所周知，战争是残酷无情、流血牺牲的行为。因此，古之善为将者，必欲使士卒畏己不畏敌。
领导者要清楚，下级在心理承受能力方面是有一定限度的。压力适度，则能转化成动力。压力超过了一定的度，即压力过度，就容易产生恐惧、愤怒、焦虑情绪和攻击、反抗行为。当然，如果领导者所给的压力达不到一定的程度，也不能使下级将其潜力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压力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弊的一面，问题在于压力的量和限度，即权力作用对象的心理承受能力。在达到最佳量之前，工作效率、权力效益会提高；超过了这个最佳量，工作效率、权力效益就会下降，甚至可能会导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对抗和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