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所有的个人劳务报酬都带有工资的性质，无论获得报酬的人是高级律师、电影明星、公司总经理还是街道清洁工，因为从所牵涉的经济现象来看，经济理论中像幽灵一样死气沉沉的观念开始有了生气。没有血肉的定理活动、奔腾、呐喊起来了；虽然它并没有失去它的逻辑性，这一切报酬有许多共同之点。这种概括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与此相反，它是有启发作用的，甚至对于事物的社会学解释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工人和无产阶级这一对概念，虽然有点俗套，但可以作为例子被引用来说明此处的问题。但如果把劳动和无产阶级等同起来，就把问题搞得不清晰了，事实上我们在自己的描述中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同样地，一个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可以被它在社会学中的变化弄得破绽百出而失去其丰富的含义；反之亦然。这样，一般的综合，尤其是对马克思在某些方面的综合，可能会同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变得更糟。
一般来说，综合，即把各种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协调起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只有极少人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结果是一般人根本不去尝试它。于是从那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者那里，我们只能听到对于森林不满意的叫嚣。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产生这种困难的部分原因正在于材料多得令人为难，使得综合起来形成的“森林”更像是一个各种知识的集中营。
按照马克思主义路线做出的综合，即抱着使各种事物都服从于一个目的的观点把经济学的和社会学的分析协调起来，当然特别容易像是知识的集中营。它的目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的论证——是十分广阔的，但分析结构却并非如此。诚然，的确存在政治事实和经济原理的结合，但它已经不再仅仅是抽象的体系中具有逻辑性的一种命题，但它们是被强扭在一起的，无论任何一方都无法服帖。马克思主义者宣称，他们的体系解决了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不能解决的一切重大问题。他们确实做到了，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把问题删减了。这一点需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
我已经在前文中提到，马克思的综合理论体系包括所有诸如战争、革命、立法变迁之类的历史事实，以及那些诸如财产、契约关系、政府形式之类的社会制度，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习惯于将这些东西称为干扰因素或视为论据，也就是说，他们不打算解释它们，而只是分析它们的运行方式和结果。在界定不论哪种研究方案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时，这些因素和论据当然是必需的。即使它们并不总是得到明确的说明，那也是因为研究者认为每个人都对它们有足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一大特点便是把这些历史事实和社会制度本身归入经济分析的解释过程之中，或者更正式的表达是，他不仅将它们作为数据，同时也将它们作为变量使用。
这样，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国内战事、1914年的世界大战、法国大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英国的自由贸易、整个劳工运动及其任何其他的特殊现象、殖民扩张、社会制度的变革、每一时期和每一国家里的政党政策和国家政策——这一切都进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域里，并声称在他的经济学中，以上所有现象都可以找到理论上的解释，而其解释的根据是阶级之间的冲突、资本积累、资本构成的变化、剩余价值率的变化及利润率的变化。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满足于只是对一些技术性问题给出机械的回答，更深层次地，总之，他需要发掘人类在对苦难的反抗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并做出分析。“政治”一词也不再是研究基本问题时可以而且必须被排除出去的独立因素，并且当它加入时，也不再是可以根据人们的好恶，被冠以一个当工程师转过身时就恶作剧地拨弄机器的调皮孩子的角色，或者是一个运用自己包容一切的美德和超自然的能力和智慧扭转乾坤的英雄的角色。不，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这是不会发生的：政治本身是由经济过程的结构和状态决定的，在经济理论的范围之内，它变成了经济效果的指示器，正如任何市场中的买卖行为一样。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总是更能被综合的方法所独有的魅力所吸引，而这是再容易理解不过的了，特别是对于那些青年人和在报界工作的有识之士，这一点表现得最突出。与机器设备的投资、劳动力的交易一同出现，并且所有这一切都被纳入一个简单的纲要中。他们迫不及待地渴望得到一个无论是以哪种方式表现出来的可以拯救世界的机会；他们厌恶单纯得无法形容的教科书，于是他们在感情上和知识上都得不到满足，但又无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方法，而马克思的方法的出现无疑给他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那里有打开一切极端奥秘的钥匙，有能够调度或重大或次要的事件的指挥棒。他们的心理和态度，引用黑格尔的话就是：注视并寻求最一般而又最具体的解释。他们不需要再试图从纷乱的千头万绪中理出一条线索——他们一下子就可以识破隐藏在那些政治和商业上的傀儡背后的不为人知的玄机。他们的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做法毫无疑问给分析方面带来了生气勃勃的景象，考虑到其他的选择实在无法与马克思相匹敌。
是的，诚然如此，但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综合分析法还有什么贡献呢？我对此感到怀疑。这位描述英国向自由贸易的过渡和英国早期的工业立法所取得成就的谦卑的经济学家，似乎不太可能忘记——或从来也没有忘记——提到滋生这些政策的英国经济的结构状况，如果他在自己的教程或纯粹理论的著作中确实忘了这一点，那就仅仅是为了使分析更简洁、有效。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仅仅是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提出一个对其理论的极其偏狭的、歪曲的补充理论。这一理论毫无疑问提供了一些结论，并且是一些十分简单和确定的结论。但只要我们把它有系统地应用到其他情况上，那么那种无休止的对于所有者与非所有者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赘述就会非常令人厌倦，并且会令人痛彻地意识到它是不恰当的，或者更糟糕些，甚至感到它是陈腐平凡的——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基本纲要，就会觉得它让人厌倦或让人感到平庸。
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得意地指出，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趋势的分析是成功的。这是有一些道理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比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著者都更清楚地看到了企业扩大规模寻求发展的趋势，而且不止如此，他还看到了随之而来的情况的一些特点。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一情况下预见有助于分析，因为它弥补了单纯分析的一些缺陷，并使综合的意义比分析中的各种组成因素本身更为正确。但也仅此而已。而且这种成就必然由于贫困不断增长这一预言的失败而被抵消，还包含了更为广阔的领域——它把各种阶级行为都拉进它的画面，因此它是错误的预测和分析产生的结果，而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事物的将来发展过程方面的想法是建筑在这一错误预言之上的。如果有人完全依赖马克思的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当前的形势和问题，则可能的结果就是走向一个遗憾的错误。实际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现在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们尤其认识到其实没什么理由感到骄傲，因为马克思的这个综合的方法是从过去十年的经验中得到的。任何延长的萧条或“拖沓”得令人不满的复苏都会证实那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悲观预测，正如证实马克思主义的预测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意志沮丧的资产阶级和趾高气扬的知识分子就表现出了相反的印象，这种印象由于那两种人的恐惧和希望而自然地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色彩。但是，没有任何事实能够证实任何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更不足以证实下面这个推论，即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萧条，而是马克思预期会发生的资本主义过程结构变革的征兆。因为一切观察到的现象，如超过正常的失业、缺乏投资机会、货币价值下降及企业亏损等现象，都发生在众所周知的衰退占主导地位的期间内，像19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样。按照这种做法被安排的概念受到了一定束缚，虽然它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生动性，但很容易同等程度地产生相反的效果。关于这一萧条时期，恩格斯曾经克制地加以评述，这给今天的热心追随者树立了榜样。
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可以说明马克思的综合的方法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时所具有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首先，我们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要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它的根源，但它在新马克思主义学派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进入鼎盛时期。这个学派没有断绝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和捍卫者的关系，如卡尔·考茨基，而不管这种阶级行为是否符合经济过程的一般规律。战事、革命、一切形式的立法、政府结构的变动等，但他们在仔细研究这一理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将维也纳设为中心，其中主要的领导人物有奥托·鲍尔、鲁道尔夫·希法亭、马克斯·阿德勒。当然，在帝国主义问题的领域里，也有许多不是这个学派的人在致力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其中杰出的人物是罗莎·卢森堡和弗利茨·施特恩贝格。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如下。
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是不能存在的，所以它的经济制度也就不能运转；另一方面，因为这一制度本身的作用会使利润不断被消灭，所以资产阶级的中心目的也就成了不断努力来保持利润的存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伴随着资本构成的质的变化的资本积累是一种补救办法，但这种补救只是暂时的，最终将使事情变得更糟。因此，在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下——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它的下降是因为相对于不变资本的可变资本在增加，同时如果工资由上涨的趋势、劳动时间也要缩短的话，剩余价值率就会增加——资本要求在其他国家寻找出路，因为国外仍有劳动力可供任意剥削，仍有未完成的机械化过程。这样就有了对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这种输出的主要形式是资本设备的输出，或用以购买劳动或换取可以购买劳动力的消费品的输出。但这也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输出，因为进口国家不会或至少不会立即用商品、劳务或货币来交换发达国家输入的资本。为了保护投资不受所在国环境中存在的恶意攻击的影响（或者，而是描绘五花八门社会生活的笔触。这种分析不仅比一切经济分析的描述表达了更丰富的意义，也可以换句话说，防止对剥削行为的反抗），同时也为了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所在国的市场份额，资本输出就变成了殖民行为，而作为输入国的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就处于受支配的地位。这一过程通常要借助由宗主国的资产阶级自身或其政府所提供的军事力量来完成。而政府提供这种军事力量的行为就恰好符合了《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出的定义：“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负责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5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译者注当然，这种军事力量不仅用于保护投资，它还包含征服别国，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摩擦及资产阶级竞争对手之间的自相残杀中占得上风的目的。
再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帝国主义理论会发展到如今这样。
同时，这种做法也有它的缺点。只要断定殖民扩张是由资本主义国家里下降的利润率所推动的，那么它就应当发生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较晚的阶段——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并且是最后一个阶段。因此，它将和资本主义对工业控制的高度集中同时发生，也要和中、小型企业的竞争类型的减少同时发生。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把重点过多地放在对产量的垄断性限制及随之产生的采取国内保护政策以防止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等问题上。也许他过于看重他首先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身份，不愿使他的理论内容超越一定的范围。但新马克思主义者却都乐意涉及这个领域。这样我们不仅得到了另一个理论来解释帝国主义政策产生的原因和导致资本主义在经历混乱后会走向灭亡的根源，而且作为一种副产品，也得到了关于一种其本身不一定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现象——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必须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还有一点，它将对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更困难问题的任务中很有帮助。当不发达的国家发展起来以后，所有这些被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简单地视为外部干扰因素的事物都包含在马克思学说的范围内，我们所说的这种资本输出将会减少，从而就可能有这么一个时期，宗主国和殖民地将交换制成品和原材料，但是到了最后，当殖民地的竞争迫使宗主国维护自身的利益时，制成品的输出也同样会减少。如此一来，企图阻止因发生这类事情而产生的进一步的摩擦，就成为每一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其殖民地之间发生战争的根源。但无论如何，结果只有一个，殖民地的大门最终将对宗主国的资本关闭，它们将再也不能从国外富饶的牧场中赚回在本国消失的利润。于是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缺乏销路、生产能力过剩、陷入彻底的僵局等现象，最后，还会出现不断发生的国民经济的破产或其他灾难——也许是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发动的世界范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么简单。
这是马克思用综合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并取得这方面权威地位的较好的（也许是最好的）例子。整个结论似乎都和深深嵌在这一体系基础之中的两个基本前提——阶级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浑然天成。当代一系列重要的事件似乎完全可用它来说明。对整个世界政治的迷惑一下子就被一个有力的分析澄清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阶级行为为什么总是有着相同的内部原因，这和政治或商业行为总是由周围环境决定是一样的。如果资本家凭借其掌握的各种手段和机会分析认为商定一次贷款更有利可图，则这次贷款将会被协商；同样地，如果他们认为发动一次战争能够赢得更多的利润，那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发动战争。在经济理论的讨论中，战争和贷款处于同等的地位。即使单纯的保护主现在也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中产生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