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1926）
奥地利学派的三位奠基人中的最后一位——维塞尔刚刚过完75岁的生日没几天，便于1926年7月23日去世了。去世前，他的头脑和身体依旧充满活力。
弗雷德里克·方·维塞尔男爵生于1851年7月10日，是枢密顾问利欧波尔得·方·维塞尔男爵的儿子。维塞尔在维也纳求学，1872年在那里获得了学位。一直到那时，他喜欢学习的是历史方面的东西，但是在1872年他无意中发现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通过对它的钻研，转而对经济学理论产生了兴趣。随后，他在海德尔堡、耶拿和莱比锡等大学学习，在1883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不领薪俸的教师”之前，他曾在行政部门短暂工作过。1884年，维塞尔被召到布拉格大学任职，1903年又返回维也纳接替卡尔·门格尔，最终进入了经济学的广阔领域，成绩卓著。撇去他事业当中细小的事情不提，这里提他在1917年以终身议员的资格进入了上议院，并在同年作为商业部长加入了内阁。辞职后，维塞尔重返原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要给那些不了解他的人留下恰如其分的印象是不容易的，因为他的魅力折服了他到过的任何地方。儒雅的外表，非同寻常的魅力，威严、一丝不苟的处世风格，以及艺术家的风范和渊博的知识，所有的这些特质使他在广阔的天地里一言一行都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给他的文笔增色不少——然而即使这样还不足以形容他。也许我唯一能做的便是进行如下的描述：当我们庆祝他的七十诞辰时，包括我在内的三个祝词人，不约而同地把他和歌德相比。他总是活跃的，但总是很沉着；他对每件事情都有兴趣——例如，他是一位杰出的美术鉴赏家，同时也是一位勤勉不缀的艺术赞助商——但不为任何事情所扰乱。在他的内心深处具有某种魔力，任何公共的或私人的不幸似乎都无法打动它。每个荣耀与成功自然而然地来到他面前，一一降临在他身上，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无须费力，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是过眼云烟。他从来不为什么而战，也不向任何人宣战——但在他面前，似乎每一个困难都自动为他让开道路了。衰老对别人而言是摧毁者，但对他来说就好像只是创作油画时的最后几笔：力求尽善尽美，使之总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有限的篇幅内给他的科研工作的特征下一个定义依然很困难，特别是对英文读者来说。因为他完全不是按英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恐怕就是善于笔译和口译的斯马特教授对他的部分作品所做的著名翻译和解释，也没能给英美公众对他的真正重要观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技术是不完善的，他是思想清楚但写作并不简明的少数人物之一。到现在为止，所发表的纪念他的最好的书评，是哈耶克在1926年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上所发表的那篇附录，它包括他的全部作品的清单，总共62种。我们应该努力用简明的语言来说明他的思想的总体方向。
他首先是一位理论家。门格尔对他所起到的作用，与其说给予他一个观念，不如说是推动他发展自己的观念。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进行如此深刻的思考，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经济学的基础具有这样清晰的卓见。在他的精力处于鼎盛状态的时期里，他致力于创立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收录在他的《自然价值论》（1889年）里。他在1884年发表的《经济价值的起源和基本法则》是《自然价值论》的前身。在《自然价值论》中，他第一次阐述了自己的“边际效用”理论、用“间接效用”解释的生产成本理论（这一理论曾被潘塔里昂尼称做维塞尔法则）和他的“转嫁理论”。这一切东西都是众所周知的。但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不是他的任何一个工具或理论的重要意义，而是他从整体来构想生活的丰富成果和伟大之处，这些成绩的产生得益于对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分析。从那时起，他在价格均衡理论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近年来突然出现的问题迫使我们去重温他的那些基本思想，虽然在许多人看来，它们已经过时了。
他在发表《自然价值论》之后，将这一思想线索搁置了约20年。但在1909年，他再一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并于1914年在《社会经济基础》这部百科全书里发表了他的《社会经济学理论》。这是他关于纯粹理论最后的和最成熟的证明。由于战争的缘故，我们直到现在才感受到它深刻的影响力。
与瓦尔拉和其他人相类似，他同时转向货币理论，慢慢地并从自己的角度建立起永远会与这一领域中当代最杰出的成就并列的理论，而且没有参考其他人的成果。他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次发言，是1903年在被选择接替门格尔的教授席位之后所做的就职演说。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即《政治学辞典》中关于货币的那篇论文，是在他逝世前不久完成的。他用研究货币购买力的历史变化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企图像他的价值理论为成本法则打基础那样，为数量理论建立同样的基础。真正理解货币理论的人是不太多的。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愉快地达成共识，其不同点与审美标准和技巧方面的不同点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因此，维塞尔的研究道路的很大一部分必然与其他人的道路并非交叉，而是平行的。但在一些论点上——后来被魏斯和米塞斯等人发展完善——照我看来，维塞尔似乎比任何其他人钻研得更为深入。
他在晚年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研究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可以被定义为历史的分析，或者像他自己以他所具有的创造特别词汇的能力所定义的“没有名字的历史”。历史的社会学，或社会学的历史，是他最初的兴趣所在，也是他生命中最后的兴趣所在。在把若干年的青年精力用于钻研它之后，他在74岁时发表了题为《论权力法则》的伟大社会学著作——这样一来，他就完成了当他还在学生时代就立下的宏图大志，并收获了他在这一领域中的思想成果。
因此，他的一生可谓诚实正直、品行端正、没有污点，没有什么歪曲的或迷失方向的东西。他的生命中的每一因素都构成一个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它慢慢地开展，有机地成长，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和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