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授课内容方面，陶西格总是选择介于过去和未来学说之间的中间课程。在他那个时代，往常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在1776年和1848年之间卓越的英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方法）正在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当他教授以马歇尔主义为主的现代理论时，总是不忘考虑古典经济学的背景。而且在那个时代，各种经济学说层出不穷，他密切注视这些理论的发展动向，只要该理论的基础是经过他的研究后站得住脚的，就介绍给学生。这一方针和他作为一个教师的巨大成就很有关系。他避免只会使少数人产生兴趣的过度的精密，同时坚决摒弃肯定正在成为过时的东西。
学生们深深地爱戴他，他讲的课具有很高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远远不足以说明他在教学方面的成就。除此以外，他还成功地把他的宽大精神和他的高度公共责任感，传播给每一个接近他的人。
像从前一样，他的最后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从他于1920—1934年发表的近60篇科研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国际贸易的。当然，其中也有他在关税委员会工作和对战时与战后问题方面研究的成果——这些经验不仅提供了进行有意义的实践和验证他的观点的机会（顺便说一句，这些观点比反对“古典”学说的观点要有意义得多），而且也引出了新的发展。他的一本名为《自由贸易、关税和互惠》的论文集于1920年问世。192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国际贸易》，他从此不再教授这门课程，但他仍然对它有兴趣。
这部论著包括了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暂不介绍。但总的来说，这部著作反映了陶西格无与伦比的清晰思路，包含了他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和教学的成果，这部结构严谨的著作的真正价值在于创立了国际贸易的理论体系，从而为以后的理论学家排除了许多障碍。就其内容来说，它扫除了现代理论家面临的障碍。他采用多种方法，提出条件假设，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国际贸易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果脱离大量的附加假设条件，该书中的论点将难以站稳脚跟。他的这种分析方法，使得许多人认为陶西格是古典学派的代表之一。但他对这类分析方法从未产生很大的兴趣。他使用手头上所发现的任何工具来补充他的理论，哪怕这种工具是李嘉图的，它的使用者在一些方面也远在他的时代之前（参阅他关于原料国际分配的远大计划）。他在他真正感兴趣的实际问题方面的成功是令人感到惊讶的。名家们不愿舍弃过时的方法往往不足为奇，但过时的工具在这位大师手中居然能够起到这样大的作用却不能不使人叹服。
但是这一理论并非陶西格的全部成就。它甚至不构成其成就的主要部分。撇开他的广阔的视界、渊博的智慧和他对政治关系的敏锐分析不谈，而只考虑他的成就的纯粹科学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欣赏他的工作方法和以计量经济学的精神领导他的许多学生去工作的方法：“理论”要有“事实”的证明，或者用他所选择的表达方式来说，理论要用实际事例来验证。在这里，还要指出他运用了当时流行的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虽然只是简单的应用，但这也超过了一般计量经济学家的水平。另外，他用经济史作为工具来分析问题的方法也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从而使经济史学家更懂得经济理论，使理论家更了解历史。
第二，1932年他与C·S·乔斯林博士合作完成的著作《美国商业巨头的兴起》，树立了他工作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我们已经看到，陶西格对我们叫做经济的社会学的兴趣逐渐增长。个人的行为和动机首先吸引着他，此后他研究的方向有所转变。少数经济学家认为，应由社会选择其领袖，他是其中之一。这些领袖的组织及其活动对社会起着重要作用，如封建社会的武士对社会的发展与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问题，他做了大胆而富有篡改造型的尝试。他还通过调查问卷，广泛搜集关于白手起家者或他们的后代在美国工业中的作用如何这一问题的材料。不管我们认为陶西格根据这样搜集到的资料做出结论时所使用的方法是好是坏，我们都不能否认的是：通过从各个方面观察问题，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天才的创举。
第三，在他出版发行的理论文章中，我们还必须提及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对于成本曲线的研究》（《经济学季刊，1923年》，这篇文章值得一提是因为近年来这一课题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这篇文章是他在关税委员会工作的结果。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总成本曲线理论。的确，这一特殊理论并未被证明是成功的，但它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第二篇文章《市场价格是确定的吗？》（《经济学季刊》，1921年）是对科学思想的又一促进。据我所知，陶西格是第一个面对以下事实的人，即如果在经济学中运用定量分析，那么经济学理论迟早将由静学向动学发展，由研究一般均衡向纵深发展。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一倡导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但当“不可避免的结局”——他这样叫它——开始投出它的影像时，阴暗的日子就逐渐向他逼近。从1932年开始，陶西格就没有什么大成就了。在课堂上他的工作仍然是杰出的，但慢慢地他感觉到力不从心了，对于他这样性格的人——认为生命就是工作这样——来说这一定是非常严重的痛苦。但他没有踌躇。1935年，他辞去教授职位，并于1936年辞去他的编辑职位。后来他关于自己的退休这样写道：“对于我的辞职，我的同事和朋友说他们感到遗憾，他们的善言使我希望我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我的夙愿——当人们还能够比较坦率地说‘可惜’的时候退休，而不是等到他们可以完全坦率地说‘是时候了’的时候才退休。”
令人欣慰的是，当他辞去杂志社的工作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项工作。他的《经济学原理》长期以来就是他极为关心的问题。由于第3版的修订（1921年）是突击进行的，对此，他从来没有感到过满意。加上1914年以来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几乎任何题目的论述都不同往日了。因此，后来他把他剩余的精力致力于对这本书的第4次修订，这一工作无疑是艰难的，他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完全的重新编写。另外，他还彻底修改了第3卷《货币银行学》和第5卷《分配》。他得到了一些能干的合作者的帮助，成功地完成了这一最后的修订。1939年8月，他完成了该书的序言，从而结束了该书的修订工作。新修订的著作的一般结构、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没有改变，理论结构的基础也没有改变。
他这样做是明智的。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陶西格的工作具有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这一地位是永远不可能消逝的。想用毫无特征的折中主义来抹去它的鲜明的特征是不可能的。结合美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更能深刻地认识美国经济发展的特征。首先是汉密尔顿及其他像他那样充满着智慧、具有实践知识的专家，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不仅仅对经济学进行哲学的讨论，还对其他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但这在美国仅仅是开始，还未形成气候。接着出现了丹尼尔·雷蒙德类型的拥护贸易保护主义的斯密派，以后又有像亨利·凯里这样有创造性但缺乏锻炼的思想家。在南北战争南北战争，又称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是美国历史上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参战双方为美利坚合众国（简称联邦）和美利坚联盟国（简称邦联）。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当时美国的政经情势，导致奴隶制度在美国南方被最终废除，而且对日后美国的民间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译者注及战后，经济学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了，首先是缓慢的发展，但后来就发展得很快了。陶西格的名字，与任何其他人的名字相比较，对促进这一发展起了更多的作用。但在他成长的年代里，像其他习惯于进行认真思考的人一样，他按照穆勒的方法学习英国的著作，并学会了一些基本理论，这一点与马歇尔相似。但是任何思想敏锐的人在阅读穆勒的著作时，都不会看不到李嘉图的更伟大的形象在上面俯视着。在李嘉图那里有着一种陶西格认为能够接受的指导精神，但他不是以模仿的精神而是以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来接受它的。在从李嘉图的工具出发的其他人——其中包括马克思——面前出现的同样困难，也一定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当他努力研究李嘉图名著的第1章的第4部分时，他接触到了庞巴维克的理论，这对他详细地阐述资本额与工资理论提供了很大帮助。像马歇尔一样（马歇尔的道路是不同的，但基本原理是相通的），他也不喜欢效用分析——只是在程度上较小而已。陶西格认为，用“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这个概念就能毫无困难地描述他的工资理论，他达到了这个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马歇尔都采用了适用于19世纪90年代理论体系的古典学派分析法，即尽管有一些技术上的限制，他们仍采用简单的曲线来分析问题，都采用推理法来研究历史问题，而且强烈希望解决当时的热点经济问题。正如他们所做的，他们彼此互相尊重，但在涉及理论问题方面时绝不委屈就全。
《经济学原理》新版完成以后，给陶西格的生活留下来很大一段空闲时间，他不断努力想要把它充实起来，可是没有办到。但他并不虚度光阴，他永远觉得还有需要他做的工作。但由于健康原因，他很快就不能坚持工作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始描述他父亲的一生。尽管这对他来说很费力，但他一直努力着，他是一个一直工作到最后时刻的人。事实上，很少有人的遗作像他留下的那样值得保存。
但是虽然到了最后的日子，他的身体并没有因此而产生老年人常有的不便。他仍保持着良好的状态，耳聪目明，还有充沛的精力去散步和游泳。他没有任何思想包袱，与往常一样，在科都伊特的家中度过暑假，新学期开始再回到剑桥。1940年夏天，他在剑桥患病，昏迷一个多星期，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1940年11月11日，陶西格平静、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