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粹理论观点来看，任何精通瓦尔拉体系的人必然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如何把这一体系的概括性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上去。当我们跟随着瓦尔拉而且也跟随着所有边际效用理论家前进时，通过交换、生产及其他现象，我们发现，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按最终逻辑都只归结为一个问题：他们的一切问题——不仅仅是生产问题——都是经济数量的变换问题，而且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各种问题之间的差别仅仅体现在经济活动在不同领域中所受到的限制不同。假定我们决定去做在一切科学领域里我们都要做的工作，即分离出所有经济问题的共同核心，并一劳永逸地建立这种共同核心理论，思维经济的观点（E·马赫的《思维经济学》）将认为由功利主义者来做这一努力是非常正当的。这种理论将会运用十分普通的指标，如“偏好”和“阻碍”等来进行工作，而不必顾虑我们给予这些名词的特定的经济意义。我们可以超越经济学而把它们提高到未定义的、只是受到一些限制的诸“事物”系统的概念上，然后试图建立一个绝对普遍的数理逻辑体系。这样一个过程，对于为了表现经济逻辑的某些特点，在若干年代中都使用粗疏的方法的经济学家——如我们值得尊敬的朋友克鲁索——应当是十分熟悉的。帕累托只是在更高的水平和更加广阔的战线上做了同样的工作。但在这样的高度上难以生存，而且更难以取得进展。像已经逝世的A·A· 杨格这样有能力的批评家，曾经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帕累托除了“干燥无味的归纳”以外没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将来才能得到验证，在那之前我们应当承认他的贡献是伟大的。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观点，像这样“急于求成”（寻求普遍性），不仅产生了逻辑上的困难，而且也产生了从经济学上来讲有利的方面，虽然这一概论仍然在相对较低的概括水平上发展并因此受到攻击，但这种有利的方面从《政治经济学讲义》出版时起就存在。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析，毫无疑问，其目的在于表明这一过程将产生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它完全没有试图勾勒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学的轮廓。有很多带有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论述是针对后一个问题展开的，但这些论述最终都应该被归结为彻底的失败。又如每个人现在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所不能解释的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方面，已由E·巴罗内做了相关的补充。近代作家只能在一些不占主要地位的细节方面超越巴罗内关于这一主题的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者》（见意文版《经济学家杂志》，1908年）。但是巴罗内的理论的基本观念在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讲义》的第2卷里（第94页）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里（第362页）已有清楚的表述。也就是说，这一思想好像把经济过程的逻辑核心抬高到便于观察的制度外衣的基础之上。一旦我们把自己放在帕累托的关于偏好与阻碍的一般理论的观点层面上，读者就会看到，作为特例，这种思想就很容易闪现出来，虽然它也在维塞尔的脑海中出现过。
在这一特殊的情况中，帕累托几乎失去了对优先权的要求权——至少在英美的经济学家中的表现是如此——虽然他不仅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还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但是除了这一点外，他在其他的情况中完全失去了占先的权利，因为他把自己局限于仅仅提出建议的出发点。这样，借助于事后理论的发展，我们能够发现在《政治经济学教程》里有许多关于以后的动态经济学的线索。但是所有的线索，如他所指出的和追踪曲线相仿的适应形式（如狗与主人问题，参阅第289页），以及他所指出的连续核振动的存在（参阅第528页）等，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它们只是消极地表明：经济制度向独特和稳定的“取值”（即一组能满足其条件的值）靠拢的趋势，比包括瓦尔拉在内的那一时期的经济学家所料想的，除了更可能引起怀疑这一点以外，就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参阅他在《数学百科全书》的一篇文章中关于不稳定均衡的讨论。——原注。他没有积极地利用这些建议关于危机的空洞的理论（《政治经济学讲义》，第528~538页），肯定不够条件作为特例。——原注，也没有研究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把帕累托的著作说成静态理论；如果我们在对他的评价中补充这一点，即他比别人更理解静态理论的局限性及这些问题的要求，那么对他的评价就基本公正了帕累托本人把纯粹经济学的主体分为经济静学、研究连续均衡的经济动学——对我来说似乎是指比较静学——及另一种经济动学。后者研究经济现象的运动，而且似乎是把真正的经济动学与发展的问题结合起来了。但是这种结合方式在这两方面都十分不完善，将会是极不方便的。我知道门生们对这一情况的看法是不同的，虽然后者的态度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这里却不能采用。——原注。
现在我们进一步简要地讨论帕累托在价值和生产领域中的理论。我们要记住，从上述观点出发，这些理论已真正融合成了一个理论。
即使不是所有的，也至少是大多数的现代理论家都会同意：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的效用和边际效用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它起到了阶梯的作用，通过这一阶梯，这些经济学家攀登到一般均衡这一概念的高度，虽然瓦尔拉比奥地利人或杰文斯更清楚地看到了并更充分地发展了这一概念正如凯恩斯在他所著的《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传》中所指出的那样，马歇尔也完全掌握了这一概念。根据凯恩斯的话及其他的线索，我们可以相信马歇尔独立地得出了这一概念，并且在时间上是早于瓦尔拉的。但是这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他在《经济学原理》的有关附录（第4版的注释14和注释21）之前关于这一概念并没有发表过什么东西，而且根据承认占先权的普通规则，这些附录只能被认为是这一概念的一些闪现。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瓦尔拉的占先权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奥地利学派的占先权也是无可争议的，特别是维塞尔的。十分肯定的是，只是由于缺乏数学知识，特别是不能掌握联立方程式的体系，才使得门格尔不能得出和瓦尔拉的体系基本上相仿的确切体系。有一些历史家说库尔诺已经有了一般均衡概念，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关于财富理论之数学原理的研究》的第11章，除了承认经济数量的一般互相依存关系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了，并且在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库尔诺对于如何使用这一概念也没有提供任何明确而有效的指导。《关于财富理论之数学原理的研究》里的一切实际工作，或者是局部分析，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总合的分析。——原注。换句话说，效用和边际效用理论是通向重要事物的几种可能途径之一，它除了提供优良的方法，用易于理解的方式来显示经济体系间的各种关系，实际上还使容易被归入各门类的大量经济现象变成了一个统一体系之外，本身并不十分重要。或者换一种说法，效用理论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启发或假说，而不是其他。但无论是瓦尔拉还是奥地利人都不这么认为。与此相反，在他们看来，效用理论就是最终真理，它发现了解释纯粹经济学一切秘密的钥匙。因此，他们特别强调这一理论。这种强调又导致帕累托和他那一派的人强烈地坚持反对这一理论。英美的著者，特别是艾伦和希克斯，也采取同样的态度，非常慷慨大方地祝贺帕累托找到了在他们看来似乎也是头等重要的新起点。实际上，认为这一新起点构成帕累托的主要贡献的意见是极其广泛的。
从《政治经济学讲义》里的一些迹象可以看出，帕累托从一开始就对瓦尔拉的价值理论感到不十分满意。但是他所做的修正，或者不是重要的，或者不是创造性的，还是停留在这一原理本身的范围之内。关于不重要的修正，我们只要叙述一下以下事实，即他引用了“满足度”一词来代替名词“效用”（用“基本满足度”代替“边际效用”或瓦尔拉的“比率”），其理由是“效用”一词含有太多的可能引起误解的联想，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关于帕累托的不具有创造性的那些修正，我想以效用和边际效用作为消费单位在适当选定的时期之内所占有或消费的一切商品的函数这种概念作为例证来说明，它是用以代替瓦尔拉的任何商品的总的或边际的效用只是该商品的数量的函数的那种说法。这一明显的改进是埃奇沃斯做出的，但是我承认我有些怀疑埃奇沃思是否完全了解这一改进所造成的理论上的困难，因为它把杰文斯、瓦尔拉还有马歇尔的常微分系数的最后一级效用变成了偏微分系数的最后一级效用，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我们所遇到的数学困难，即使我们只是试图证明最简单形式经济体系的确定性更确切地说，当我们试图证明有且只有一组数值能够满足一般均衡的方程式时，在我看来，只要我们坚持这样的假定：每一商品的边际效用只取决于该商品的数量，而且在流通中我们只使用“硬币”，则一切事情都会很顺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为了证实确定性而必须有的限制，对我来说从经济上来看是可以接受的。正是那些偏微分系数的闯入导致了真正的困难。——原注。
但是没过多久，并且肯定是在1900年以前（这一年帕累托在巴黎的课堂上将自己的理论观点的转变向世人宣告了），他认识到至少为了他的目的，必须放弃可度量效用（基数效用）的概念。或者说他认识到，不管为了何种目的，为了在欧文·费雪的《价值和价格理论的数理研究》（1892年）第2部分里第一次确切提出的理由，不得不放弃这种概念。为了挽回局面，他求救于埃奇沃思第一次采用的无差异曲线和偏好曲线。但是埃奇沃思仍然从可以度量的总效用出发来推导这些曲线的定义，而帕累托却把这一过程倒了过来。他从这些作为给定条件的无差异曲线出发，证明由此能够确定纯粹竞争中的经济均衡，并且得到与可能存在的效用等同的某些函数。无论如何，由此可得到（序数的）效用指数或帕累托所称的指数函数（《政治经济学教程》，第540页，注1）。
有两点我想十分清楚地加以说明。第一点，虽然说帕累托修改了埃奇沃思的发明以便自己使用，可是他赋予了无差异曲线簇一种新的意义，这一意义是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里所没有的一种意义。这种无差异曲线簇已完全失去了任何效用含义，而效用概念为经济均衡理论所做的一切，现在则由关于这些无差异曲线形式的一些假设来做了，那就是用有关可观察到的行为的假设来取代效用假设，因而将经济理论置于帕累托觉得更为牢固的基础上。当然人们可以强调地说，尽管有几次尝试，可是没有人成功地实现这种观察，因此很难沉迷于这样的希望：我们可以根据客观资料做出涉及全部范围的这种曲线，从而得出一个完全的、根据经验得出的无差异图。因此，让我们将这些曲线称为潜在的经验曲线，或者错误地使用康德的术语，称为“经验参照”曲线。无论如何，把这些曲线应用到对埃奇沃思来说完全陌生的目的上，可算是一项真正富有创造性的成就，但是帕累托自己也承认，这一成就在费雪的上述著作中已有预兆，因此不能算是新成就。
第二点，帕累托的论证显示出了他经历过的、将自己完全从旧效用理论中解脱出来的困难。他总是在注意着可能涉及效用甚至基数效用的那些情况，这些情况的存在——从而存在可积分性的问题——持续激发了他极大的兴趣。他的指数函数和旧的概念终归具有极其相似之处。实际上，正如艾伦和希克斯所指出的那样，帕累托从来没有十分成功地使自己完全摆脱旧的概念，他继续使用了像埃奇沃思的关于竞争和互补性的定义这类概念，这些概念和他的基本观念并不能达到协调一致的效果。让我们再补充一下，这一基本观念早在1902年就由P·博宁塞尼加以发展和捍卫了《纯粹经济学的基础》，载于《经济学家杂志》1902年2月号。——原注。到了1908年，恩利科·巴罗内在前面已提到的那篇论文里，无疑已超越了帕累托的理论。在价值理论方面，巴罗内把他的基本假定局限于他所谓的这种事实：每个人根据他所面对的产品和生产性劳务的既定价格，把他由出售劳务而获得的收入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在消费品支出和储蓄之间分配。“关于这种方式我们将不去分析它的动机。”正如巴罗内所指出的，这将除去效用或无差异函数的任何概念。关于这一学说的其他事情是大家极其熟悉的，无须赘述了。我将只提及以下著作：约翰逊和斯卢茨基的论文（这些论文实际上还没有为大家所注意）；鲍莱在他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里的重要的再阐述（这种复述的影响更大）；艾伦与希克斯，乔治斯库—罗根，萨缪尔森和H·沃尔德等人的作品。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情况是“暂时最后的”情况，则的确必须把费雪或帕累托当做现代价值理论的守护神而向他们致敬。
但是与现代价值理论的守护神相比，将帕累托当做“新福利经济学”的守护神是更为确切的称呼。他如何又一次对他毫不——或者应当不——感兴趣的事业出力？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从经济学开始的那天起，界定很不确切的公共福利就在经济学家的作品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功利主义（贝卡里亚·边沁）的拥护者所熟悉的口号对于这一概念的合理化做了一些贡献；价值效用理论似乎能很好地用于补充这一概念，实际上它很快就被运用到征税这种工作里去了。费雪、帕累托的关于无差异曲线簇的理论，实际上摧毁了以基本效用甚至人际间效用（满足）比较为基础的那些理论的基础，因此我们乍一想来，它似乎应当抛弃这一切。但是帕累托不但没有得出这一结论——而且虽然他看不起那个时代的政治人道主义——他马上重新研究集体满足的最大值问题。最后确定的系统性阐述是由巴罗内完成的参阅《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者》第276页。——原注，但是其中主要的观念仍然是帕累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