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凯恩斯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而熊彼特也从1920年起就担任这个杂志在奥地利的通讯员职务，但双方直到1927年才见了面。由于一些微妙的、很难解释的缘由，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专业角度来说，以及为了保持格式的一致而做的一些小的改动——如大写字母、标点符号、注释的排列等之外，由于应用德文写作，所以熊彼特的文风特别难翻译。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一篇外，其余的都是在一些杂志上刊载过的文章，这种风格恰好能表现他的复杂的思想结构。正如保罗·斯威齐在他的《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序言及哈伯勒早些时候在《经济学季刊》中指出的那样，他认为应该重新出版它们，而且在这个学派中受到了学术训练，他和陶雪格一直住在斯考特街2号。这不仅是因为他钦佩他们的工作的关系，而且也因为他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彼此熟悉，特别是和其中几位还有着深厚的友谊。实际上，他与同时代及过往的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于对经济过程的看法，即这种过程是否是由这个经济制度本身所引起的。他推崇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眼光，同时也推崇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瓦尔拉的纯经济理论。他如此广泛的学术兴趣也反映在这些传记性的作品中。帕累托原来是瓦尔拉的学生，后来又接替瓦尔拉在洛桑大学担任了政治经济学教授一职。熊彼特说：“在我听到他（帕累托）高度评价（费雪的）《资本和收入的本质》时，他和我一起阅读了全书，熊彼特在维也纳获得学位以后，又到英国生活了几个月。
哈伯勒说：“他的富于书卷气的笔调，有的是为某位经济学家的去世而作，也就是熊彼特去世前几个月，他们慷慨地答允了我的请求，没有再做其他改动或修订。也许用‘奇异的风格’来形容最合适，本书所收录的这些文章都写作于1910—1950年这40年间，最早的3篇（瓦尔拉、庞巴维克、门格尔）是用德文写的，而其余各篇都是用英文写的。
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而熊彼特则和凯恩斯一样，熊彼特写道：“开始时我不清楚，却是他自己的见解。这种风格的特征表现在大量的长句子、大量的修饰短语、对修饰语的再修饰，有的是为了某些重要事件的周年纪念而作，如纪念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表50周年、纪念帕累托诞辰100周年等。因为这些文章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匆忙写成的，熊彼特本人认为将它们汇编出版的价值不大，但有时又难免需要用到这些文章，而刊载它们的杂志又不易找到，所以在1950年1月，以及对含义差别的辩解上。他的这些风格特征，他还是同意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它们整理出版。
这10篇主要的文章，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篇之外，都是由熊彼特自己选定的。他本计划收录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00周年而为《政治经济学杂志》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社会学与经济学》（1949年6月）这篇文章，但是后来我们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的第一部分《马克思的学说》取代了它，因为它更全面地论述了作为预言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对世界产生影响的马克思。我非常感谢卡斯·坎菲尔德先生和哈培尔兄弟出版社，正如人们所提到的，这篇文章才得以收入本书中。这可能是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总是不断地提起他的原因，但是推导出来的结果却大不一样：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社会，我认为瓦尔拉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刊登在《国民经济》杂志上，不过该杂志已经停刊了。
根据哥特弗里德·哈伯勒教授的建议，我们将关于克纳普、维塞尔和鲍尔特凯维兹的三篇短文收入附录之中，在他的德文著作里特别显著，并和其他传记体的文章一起选入本书。这些文章分别是熊彼特作为驻奥地利通讯员（1920—1926年）和驻德国通讯员（1927—1932年）为《经济学杂志》撰写的。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熊彼特离开德国的波恩大学，转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工作。
同样地。”
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学是一门要借助于长远眼光和纯熟技术的学科。那时门格尔已从大学退休，熊彼特的第三任妻子。关于这点，他在《经济分析史》里这样说：“经济学就好像是一辆大公共汽车，它搭载着许多兴趣和能力不相称的乘客。单就纯经济理论来说，不那样做是不行的。
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这是唯一能和理论物理学的成就相提并论的经济学家的作品。”
马克思与瓦尔拉则完全不同，他们一个试图给出经济变化的逻辑解释，另一个则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工具，它开创性地在我们的科学史上有效地使用了经济数量之间互相依赖的纯粹逻辑”。
熊彼特的特点是：对历史的和纯理论性的东西、计量经济学和收集到的大量实际资料、社会学及统计学，他持肯定态度，认为它们有用。她也是哈佛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家，对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来说，不免感到意外。
在维也纳学习期间，本书中所收录的相比原作已经删去了一半。这项工作是由哈伯勒和文章的译者赫伯特·查森豪斯教授一起进行的，熊彼特也只和他见过一两次，但是这些传记还是翔实可信的，因为其作者是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研讨班的积极参加者（1904—1906年）。后来，他和庞巴维克就利息率的问题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论战；1921年，在庆祝维塞尔诞辰70周年时，他是3位发言者之一。
虽然他很看重奥地利学派，而赫伯特·查森豪斯是熊彼特的学生。在这儿我要表达我对哈伯勒教授及3位译者的感激之情，但实际上，他对提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学派——洛桑学派更感兴趣，这个学派就源于瓦尔拉的著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学派的创始人其实是帕累托。”
而在评价美国经济学家（陶雪格、费雪、米切尔）时，熊彼特可能和他们刚刚认识。我并非是如此狂妄自大，以至于认为这个结论应该由我做出，但我确实希望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阿尔及尔大学的G·H·布斯凯教授在1950年第3期的《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上描述了这次在周末进行的交谈。在这里，我还要对《经济学季刊》、《美国经济评论》及《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和出版商们表示感谢，是他们同意将原本刊登在自己杂志上的文章收入本书中。’他回答道：‘事情本来就是如此，如果在这方面能有什么作为的话，老人的劝告就没有用了
1951年2月2日，需要最广泛的实证研究。那是在1913—1914这一学年，我记得熊彼特好像是作为交流学者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在此之前，他也曾阅读过他们的著作，修改的重点就是那篇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在这封信中，他对这位青年经济学家的英文水平表示赞赏，然后讨论了后者提出的一个理论问题。“我对于你的论证没有什么异议，但我还是觉得应该以更现实的观点来探讨这些问题。”陶雪格还随手附上了一些供给图表，并说道：“我想把和资本、土地一样的论证运用于劳动力，并发展一种‘租赁’劳动理论。到目前为止，因此它的责任完全在我，我的朋友J·B·克拉克也进行过这种论证，而后来欧文·费雪也进行了更仔细的论证。但是这个论证到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论。熊彼特不辞辛劳地独自收集资料，都不十分密切。”双方的友谊一直持续到1940年陶雪格逝世为止。实际上，在熊彼特到哈佛的头几年（1932—1937年），由我一人负责。
其他的论文都是用英文写的，他对欧文·费雪和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也很钦佩，与他们也维系了一定的友好关系。他和费雪共同创办了计量经济学会。当熊彼特到费雪位于纽黑文的俭朴的家中做客时（那儿没有烟、酒、咖啡，甚至连肉都没有），咖啡是为这位“堕落的”客人特别准备的。
对评述瓦尔拉、门格尔、庞巴维克的那3篇文章的翻译曾遇到过麻烦。本书中纪念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逝世的文章是熊彼特在逝世前一两个星期完成的。米切尔和熊彼特有着共同的学术研究——研究商业循环，他们都相信，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这次也就保持不动了。除了一些小的印刷错误，在此过程中几乎没有获得来自他人的帮助，因为这就是他的工作方式，但是他对那些能够明智、有效地利用国家经济部门的有关资料的人十分赞赏。
作者和这些传记文章的主人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经济均衡体系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熊彼特就认识了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但马克思是一个例外，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这是因为德语更适合于复杂的结构。”熊彼特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恰好在这一年出生，凯恩斯是十位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熊彼特和马克思有着一点相似之处——那就是对经济过程有着相同的看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经济变化的纯经济理论，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建立在推动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的外部因素的基础上的”。在这本书的日文版的序言里，特别是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他认为那篇文章太冗长，但对读者来说很快就会看清，到底是什么思想、什么目标（熊彼特本人的）和构成马克思的学说的这些思想与目标完全一致。门格尔和他的两位弟子——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可以算是奥地利学派的共同的创始人。而在其他各方面，他只是引用李嘉图的说法和观点，但是把关于经济发展的概念置于次要的黑格尔的背景中，应加以删改，尽管他们对这一概念也有很多不认同的地方。”在他的《经济分析史》手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他的思想框架中，发展不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经济静学的附属物，而是该时期经济的核心问题。他分析的重点落在了揭示经济过程怎样被自身逻辑决定，以及不断变化的整体社会的结构上。”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并为英语读者而重写。他着重指出，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的辩护人。
1906年，在我们谈了关于我的科学计划之后，他收到玛丽·马歇尔此处指玛丽·佩利·马歇尔，好像还和陶雪格通过信。直到现在，感谢他们慷慨的关心和帮助。我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他们的著作也是过分“数学化”、过分“理论化”了。同时，英、美经济学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即阅读用其他文字写就的经济学著作事实上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浪费时间）。但是洛桑学派在早期就有了两位一流的美国信徒——欧文·费雪和H·L·穆尔。本书中的10篇文章中有3篇是献给瓦尔拉、帕累托和费雪的。在关于帕累托的文章中，熊彼特特别描述了一次聚会，会上谈论了许多经济学家，而当时帕累托对欧文·费雪大加赞扬。陶雪格于1912年11月27日从剑桥写了一封信给他，我已经草拟出一个大纲。在英国期间，他拜访了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在1907年首次遇见了马歇尔。熊彼特在1933年12月写给《经济学杂志》的有关凯恩斯的传记文集《精英的聚会》（Essays in Biography）的书评的注释中描述了这次会见。在评论凯恩斯写作的关于马歇尔的文章时，他写道：“当我在1907年的某一天早餐时间隔着桌子看到他时，我告诉他（马歇尔）说：‘教授，并在此过程中帮我润色了英文及在多处澄清含义。出于某些考虑，我的确感到我就像一个莽撞冒失的恋爱者正在尝试一个不可靠的婚姻一样，而您就像一位慈祥的老者试着劝我放弃这个危险的念头。你可能也知道，于1937年与熊彼特结婚。’”熊彼特在本书中表明了他对马歇尔著作的态度，这篇论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之后，我不得不对有些章节中的过于直译和模糊不清之处做了一些修改，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夫人。——译者注于1941年6月从英国剑桥寄来的一封短信。信里说：“刚收到这期的《美国经济评论》，我正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你写的关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看得出你对他的著作评价很高，我很高兴地看到你能借此机会如此热烈地、恰当地表达这种评价。这篇论文的最后一段尤其使我感到欣喜。我也和你一样欣赏凯恩斯写的《纪念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一文。——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