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是寒冬，府河水浅浅的。暗绿色的水流，绕过河心隆起的乱石，泛着白色粼波，平缓地向合江亭流去。
桑叶红双手托腮，一动不动地坐在窗前，凝望着对岸破旧的吊脚楼。一阵冷风刮来，她不由打个寒战。写字桌上的信页，被风吹着，在屋里悠悠地飘。她急忙去抓。
她坐到沙发上，不禁又看起信来。信是上海东方文化公司寄来的，说经过锦都面试，决定聘用她为公司歌手；为了更好地包装和推广，准备为她出专辑，她需承担成本费用五万元；如同意，可携款来上海正式签约……对出版个人歌曲专辑，桑叶红渴盼了很久。可是，哪来这笔钱呢？
她失神地坐着。那清秀俏丽的脸上，现着迷茫的神情；澄澈的仿佛总在梦想的眼里，漫起淡淡的哀愁；平素骄傲的高高挺着的鼻梁，也似乎沮丧地低下。她的手软软地松开，信页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五万元？五万元啊！”她焦虑地在房间来回走着。
窗外，左下方，是一个嵌满苔痕的青石码头。几个中年妇女，端着面盆，沿着天仙桥前街陡滑的石阶，小心翼翼地走下去。她们不顾河水的冷冽，蹲在石板上清洗衣服。对面，椒子街的灯光亮了，鬼火一般，在暮色中闪烁。
“钱，怎样凑钱？”桑叶红绝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她紧皱着的眉心，最后无奈地慢慢松开。她没有别的路子，只有找丈夫。无论如何，她一定要说服丈夫。
“吱呀！”随着外间推门声音，传来王江北乐呵呵的笑声：“叶红，我回来了。你猜，今天食堂卖的啥菜？”
桑叶红连忙捡起信，塞进抽屉，若无其事地迎出去。
“哟，甜烧白！”她显得非常高兴，悦耳动听地说。
“还有红椒肉丝、黄花粉丝汤，都是你喜欢的。来，我们趁热吃。”王江北把大号保暖饭盒放在桌上，准备吃晚饭。
结婚七年来，除桑叶红留学日本那三年，只要上班，王江北都从厂里打饭回家。早上，他起得早，自己做点吃的，再给桑叶红煮两个鸡蛋，用开水烫着，让她起床后吃。中午，他在厂里吃饭，桑叶红去街上随便吃点什么。晚上，他从厂里打回饭菜，两人再美美地吃一顿。王江北一面吃饭，一面随口讲厂里的各种消息。平时，对这些曾经熟悉的人和事，桑叶红要关心地问上几句。今天，她努力现出的笑容消失了，一句话不说，懒洋洋地扒着饭。王江北诧异地瞟着她，几次想问，但又欲言又止。
吃过晚饭，王江北洗了碗，坐到沙发上，全神贯注地看《渴望》。这部电视剧一播放，立刻卷起收视狂潮。王江北也不例外，一集都不放过。
“江北，有件事同你商量。”桑叶红挨他坐下，语调很轻柔。
“哦。”王江北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荧幕。
“有啥好看的？人家的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桑叶红不高兴了，要去关电视。
“好，说吧。”王江北不舍地拿起遥控板，将声音调至静音。
“你看这封信。”桑叶红从抽屉里拿出信，递给王江北。
王江北看着信。突然，他像被电流一灼，惊痛地叫起来：“啥，五万？”
“江北，你从来都是支持我的。你早说过，为了我，我的事业，你一切都可以牺牲，对吧？”桑叶红温柔地搂着他脖子：“你想，假如我出了专辑，我就出名了。下一步，我可以举办个人独唱会，说不定还能上‘春晚’……”
“不过，哪来钱呢？”王江北现出一脸愁容。
“你去借。你在厂里人缘好，外边又有那么多大学同学，一定能借到。”桑叶红撒娇地推着他的肩膀。
“借？”王江北推开她的手，蓦地站起，怀疑自己听错了：“你叫我去借？好。你说，我拿啥还？你没上班，我一个人的工资，本来就紧张。你参加这样那样的比赛，报名费、服装费、艺术照费用等，也交得不少。我们家，不仅没有积蓄，我还欠了几百元账。这些，你想过没有？”
“我不管！反正，我要出专辑，你要给我钱！”桑叶红蛮横地沉下脸。
王江北无奈地苦笑一下。沉默片刻，他诚挚地说：
“叶红，其实，我早想与你认真谈谈。这几年，你学唱歌，辞去工作，我没意见；你留学，我全力支持；你不做家务，我也随你。可是，一切总有一个限度啊！我已经翻过40岁，你也不年轻了，别的不说，没有孩子，像一个家吗？我父母年纪大了，做梦都想抱孙子。为这事，我把责任朝我身上揽，说我不想要，不知挨了多少骂。”
“我问你，当初追求我时，你咋答应的？”桑叶红冷冷地逼视着他。
“叶红，你听我说，不要那么任性。难道，你就不能像《渴望》里的刘慧芳那样，稍稍传统一点、贤惠一点吗？”王江北痛苦地说。
“那你咋不找她？”桑叶红抓起遥控板，赌气地关上电视，重重地将遥控板往床上一甩：“不管怎样，我要五万元。”
“你……”王江北忍无可忍，愤愤地站起来。
“不给钱，就离婚。在事业和婚姻之间，我肯定选择事业。”桑叶红倨傲地一拍桌子。
王江北如遭雷击，定定地看着桑叶红。好一阵，他惨笑道：“随你吧。说真的，能为你做的，我都尽力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推着自行车离去。
桑叶红呆呆地站着，一阵阵委屈、心酸，暴风骤雨般向她袭来。她扑到床上，凄凄地啜泣起来。
二
从小，桑叶红就充满优越感，觉得高人一等。
她父母是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的工程师，她在设计院里长大。相比那些工人或市民家庭出身的同学，她总带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她成绩好，模样清丽，又喜欢唱歌。在浣花中学的时候，学校举行文艺汇演，她唱了一曲《克拉玛依之歌》，赢得台下雷鸣般的掌声。支边时，按照政策，她是独生子女，可以不去。她怀着满腔热情，犟着非要去边疆。素来溺爱她的父母，只得含着眼泪，将她送上南行的列车。在农场，她参加了师文工团，几乎都在巡回演出，没在橡胶林里吃苦。1979年，支边青年大批回城，农场想留她，说很需要她这样的音乐人才。她不屑地一笑：“你们，清楚我的志向吗？”
她早已下定决心，要成为一流的歌唱家，让歌声响遍大江南北。
回城后，她进了东郊一家大厂，分在实验室。她应付着工作，暗地里全力以赴，准备报考音乐学院。因为文化考试没过关，连着两年，她未考上大学。她毫不气馁，找到音乐学院一个教师，继续学声乐。
“小桑，我，恐怕，只能教到这程度。”老师委婉地说。她看出，桑叶红不可能成为专业歌手，再努力也难有突破。
“不，我了解自己，潜力还没挖掘出来。”桑叶红自信又自负。她认定，老师还没发现她深藏的价值。她四处搜集信息，打算去国外求学。
这时，她已27岁，父母为她的婚事，着急得不行。
进厂两三年来，她参加过几次厂里的文艺晚会。她以高挑的个子、俏丽的脸蛋、美妙的歌声，迅速被厂里青年追求。面对络绎不绝的介绍人、通过各种渠道传来的情书，她淡淡一笑，一律置之不理。后来，她被缠得头疼，干脆甩出三个条件：
“谈恋爱，可以，我又不想当尼姑。我有三个条件，答应，我就见面。一、婚后不要小孩；二、家务事统由男方做；三、两年之内，必须资助我出国深造。”
这些条件，几乎吓跑所有的倾慕者。只有王江北，毫不犹豫地答应她的要求。这个淳朴敦厚的川北汉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厂技术科。第一次见到桑叶红，他就默默地爱上了她。他不止一次狂热地向她写信，表白自己的痴情。
“你不后悔？在我家，父母可是啥都顺着我。”桑叶红似信非信，眼波在王江北脸上流转。
“没关系。为了你，我啥都可以牺牲。”王江北讷讷地说。
“如果我要出国，你有这笔钱么？”
“我有些积蓄。不够，把广元老家的房子卖了，老人到我哥哥家住。”王江北下了决心。
桑叶红也有些喜欢王江北。与厂里一些浮夸、放荡的男人相比，他朴素的微笑、简洁的话语，更能让人信任。几个月后，在桑叶红外婆住过的府河边小屋，他俩结婚了。
终于，付出介绍费后，一家中介机构帮她联系到日本名古屋一所音乐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她无比激动地同王江北商量。
“好，三年就三年。我们存了一些钱，还差得远。我马上请假回老家，把房子卖了。”王江北也很激动，着实为妻子高兴。他心里现出一条金光大道：妻子留学回来，一定会唱出名的；事业成了，日子好过了，就能要小孩了。他时刻渴望有自己的孩子。
“我们叶红就是有志气，有追求。我这里有一万块钱，本想留着养老。你拿去，事业重要。”桑叶红的母亲高兴得红光满面，毫不犹豫地拿出存折。
面对亲人无私的支持，桑叶红惶然地垂下眼。她没说实话——那所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学费昂贵不说，在音乐界并没什么名气。
王江北卖了老家的房子，四万多元。所有的钱凑在一起，六万元左右。桑叶红用四万元交了学费等，带着两万元离开锦都，经北京飞东京，再转名古屋。王江北将她送到双流机场，叫她安心学习，他会省吃俭用，尽量寄钱给她。
包括学习日语在内，桑叶红在日本待了三年。学校课程宽松，有较多自由时间。一块儿租房的包娜，比她小五岁，合肥人，一有时间就去打工，洗碗端盘子什么的，有啥干啥。桑叶红不愿打工，觉得有失音乐的尊严。“你有钱，还有人寄钱。我不同。为了这次留学，我家里欠了一屁股账。”包娜苦笑着说。新年、樱花节、日本国庆节、圣诞节等几个节日，桑叶红参加过几次社会演出，但挣的钱很少，买化妆品也不够。
三年过去了，桑叶红揣着毕业证书，带着满满一箱日语教材和音像资料，辗转回到锦都。回来那天晚上，王江北异常兴奋，翻来覆去地看着毕业证书，陶醉在未来的幸福里。
“给你买的。”桑叶红拿出两根领带、一件衬衣，递给王江北。
“做工真好。”王江北赞道，忽然想起了：“叶红，下一步，你咋打算？厂里的工作已经辞了，你……”
“留洋镀金回来，还怕没人要？”桑叶红信心十足地笑着。她张开双臂，踮起脚尖，轻盈地转了一圈：“我想，应该由我选择吧！”
哪知，事情并非她想的那么简单。她拿着日本的毕业证书，连着跑了好几个歌舞团，都没被聘用。她终于明白她的困境：一来，大家都在疯狂地变着法子挣钱，没有几个人关心高雅艺术；二来，歌舞团闲着大批演员，入不敷出，工资都发不出，招人干什么？她试唱得再好，也无济于事；第三，对她的文凭，对方只是略带不屑地笑笑，草草一看，就退给她，什么也不说。她心里有数，人家看不起名古屋这所大学。如果她是柏林艺术大学、奥地利国立莫扎特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情况就决然不同。哪怕她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也会受到相当礼遇。绵阳一家歌舞团来锦都招人，听了她的歌后，打算聘用她。她一听说要去乡下演出，立刻拒绝了。
后来，她又报考了几个演出公司，交了不少的报名费，仍然未被聘用。几年中，她闲着，一分收入没有，全靠王江北的工资过日子。她不止一次地感到沮丧，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有无音乐天赋。但是，更多时候，她依旧疯狂而执拗地认定，自己是藏在深山的美玉，只是暂未被人发现。她发誓，不管再付出什么，她一定要一举成名，一定要出人头地。
这时，上海东方文化公司的来信，犹如给她注射了一剂强心针。而王江北的态度，却让她从幻想的峰巅，一下坠进黑暗的深渊。
桑叶红坐在床沿，恨恨地擦着眼泪，心里又痛苦又迷茫，还有对王江北说不出的恼恨。蓦然，她想到包娜。去年，包娜“北漂”去了北京，曾经给她写过信，还留下她在北京的电话。她想找包娜打听北京的情况，如果能有发展空间，她也去。反正，她不想同丈夫这个庸人在一起。她顾不上正是寒冬，抓过大衣披上，急急地向邮局奔去。
包娜恰好在家。她嗓子有些嘶哑，声音中透出疲惫和怅然：
“像我们这种闯北京的人，不说十万也有八万，都很艰难。我拼来拼去，勉强付得起房租，吃得饱饭。一言难尽啊！你最好去广州，那边好一些。我认识广州一家歌厅老板，人不错。你记下他的地址和电话。如果去，你去找他。”
“广州？”放下话筒，桑叶红沉思了许久。
三
当夜，王江北没有回家。桑叶红愤愤不安地等了一晚上，想与他商量去广州的事。第二天，直至天黑，王江北仍未回来。桑叶红一阵火起，将衣柜里的衣物丢了满地。第三天，她决绝地收拾好随身衣物，找父母要了两百元钱，登上去广州的火车。临走前，她留下一张字条：江北，没有办法，我只能依靠自己。我去广州发展，不要挂念。我一定会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