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之策。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劳动者的创业和就业能力，把解决劳动就业作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和方式，因而各国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培训和继续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就业技能。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注重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增加教育和培训的财政支出，建立培训中心开发就业技能培训项目，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进行继续教育和培训，把非熟练工人培训成有一定技术熟练程度的工人，把不适应职业定位要求的失业者培训成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劳动者，提高人们适应新技术变化的能力，以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造成的失业问题。很多东南亚国家在就业培训方面也做得很好，新加坡等国还筹集培训基金和设立免费的培训机构来进行职业技术培训。职业技术教育可以分为就业前的脱产训练和就业过程中的边干边学以及失业后的再就业培训，就业前的职业教育还可以延缓劳动者就业的时间，从而可直接减轻就业压力；失业后的再就业培训可以使劳动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必要的技能，为他们再次就业打下良好的能力基础。不管是那种方式，都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他们应付职业变动的能力。
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必须由政府部门牵头，组织职业培训机构、社区和就业服务机构等企事业单位，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及其变化，大力开展提高劳动者就业和创业能力的培训。通过大力推进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决定性作用，把中国人口压力转变为财富动力，把人力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和社会进步优势，使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合理利用，使中国由人口大国变为人力强国。
第四，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是解决中国社会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优化产业结构，注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协调发展，注重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在中国资本相对稀缺和劳动力相对过剩的情况下，符合中国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发挥小城镇在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积极吸收从中心城市转移出来的加工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应带动其他公共配套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容量，使得小城镇成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依托，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成为小城镇建设的经济支撑，并逐步实现经济建设、城镇建设、人力资源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统一。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长期滞留于农业上，无法向城市移民，不仅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阻碍农业现代化，而且农业边际收益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造成农民收入缓慢增加。有效的途径是立足于“劳动力成本低”这一基本国情和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在乡镇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实施农业富余劳动力“就地式”转移。为此，必须坚持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就业。在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实施城镇化布局战略的同时，必须进一步为农民创造向非农产业就业的体制性条件，完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就业的鼓励性政策，建立健全进城就业者的培训机制，依法维护进城就业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的转移，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统筹步伐，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注重第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第一产业已经饱和，急欲寻找出口；第二产业正在饱和，难以吸收增容；因而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就业的巨大潜力。第三产业的部门和行业多，劳动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并存，就业容量大。而中国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低，在吸纳劳动就业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在社会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充分发挥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巨大潜力。
第五，扩大国际合作，开展劳务输出是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菲律宾是劳务输出成效显著的国家之一，其十分之一的人口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沙特、中国台湾和香港、日本以及意大利是菲律宾籍劳工最为集中的地方，有人戏称菲律宾的经济为“分布式经济”。海外劳工侨汇的“输血”作用对于推动菲律宾国内需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菲律宾出现了国内生产总值萎缩和私人消费增长并行的奇迹。菲律宾派驻各国外交领事机构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保护菲籍劳工，政府设有海外劳工福利署等专门机构，向劳工提供完备的社会保障、回国投资经商和置地购房等专项服务。
扩大劳务输出，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大力组织具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努力提高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合理引导外商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投资的同时，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开拓国际劳务市场。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始于1970年代末的中东市场，中国劳务输出较集中于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和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远远落后于国际劳务市场发展的要求，而且开展劳务合作的渠道过于单一，多以公派为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务输出，需要确立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开展劳务合作的理念，要充分发挥侨民多、侨乡多的有利条件，利用民间输出灵活分散、在市场准入方面限制较少的优势，通过商会等民间组织和海外华侨，多渠道地输出劳务，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有意识地开展一些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劳务输出，扩大中国劳务输出的规模和层次。
（三）贫困问题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既与当下的分配不公问题和城镇失业问题相关联，又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世界各国来看，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普遍致力于探讨和解决社会贫困问题。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要缓和贫富矛盾，必须对社会贫困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有效治理。鉴于贫困问题的专论汗牛充栋，本书仅简要讨论贫困问题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及其对诊断和解决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借鉴意义。
1.贫困问题的一般社会学理论
贫困问题是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不仅出于人道关怀，而且出于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许多社会学学者都十分关注贫困问题并对其展开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揭示贫困问题的原因以及思考贫困问题的出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贫困结构论。贫困结构论把贫困视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一部分，认为只要原有的结构和制度维持着，贫困现象将继续存在。它有两种基本论点：一是二元劳动力市场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大多以职业收入为生，职业收入的高低决定着人们的贫富状况。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教育和法律等多种制度造成社会上形成两种劳动力市场，一种是收入高、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力市场，凡能进入此种市场的人成为富裕者；另一种是收入低、待遇差、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穷人是此种劳动力市场的构成者。二是福利制度贫困论。现代社会无不具有一定的社会福利、保障或救济制度，其功能在于维系社会的安定，防止因一部分人陷入绝境而带来社会动荡。社会学家研究发现，西方国家在奉行了多年的福利制度后并未能消灭贫困现象，而且部分人的贫困甚至有所加剧，因而他们认为福利制度实际上是在貌似公允的现象下一部分人贫困的真实原因。其中，激进派认为，表面看来是济贫的福利制度，由于其救济金数额少，只能使穷人维持其贫困的生活水平，因而实际上是在制造和维持着一个贫困阶层，因而福利制度一方面阻止了穷人贫困状况的根本改善，另一方面成为社会容纳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有助于巩固雇主地位；保守派认为，福利制度之所以造成了贫困，不在于它阻止了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是因为社会福利、保障与救济的开支使得投资减少进而社会再生产受到抑制，结果限制了社会财富和就业机会的增长，最终加剧了一部分人的贫困化。马克思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剥夺了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
第二，贫困功能论。贫困之所以在各种社会中存在，是因为它发挥着某种有利于该社会运转的功能。换言之，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或者奠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部分社会阶层和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J.甘斯并非完全出于讽刺意味地概括了贫困或穷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十大功能。其中，穷人的存在保证了社会中那些肮脏的、危险的、临时性的、下贱的工作有人去做；贫困造就了诸如社会福利和救济工作者等等与之有关的职业，为那些年龄较大、水平较低、受训不足的医生、律师、教师等提供了就业机会；穷人居于社会下层，为其他社会阶层确认其身份提供了参照系，等等。
第三，贫困文化论。贫困指向的是一种经济状况，但同时也表征着一种自我维持的文化体系。穷人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体系，反之，这种“亚文化”一旦形成，就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后代产生影响，于是贫困本身便在亚文化的支撑下维持和繁衍，因而要消灭贫困现象，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著名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1959年出版的《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贫困文化”概念。刘易斯认为，贫困文化实际上是穷人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是穷人对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在思想意识上的反映。据此理论，贫困直接表现为穷人的物质贫乏和缺吃少穿等等现象，但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贫困文化阻碍着穷人进入中等生活水平，因而仅靠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是解救不了穷人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造贫困文化，革新穷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刘易斯等人的贫困文化理论曾对美国政府的反贫困计划发生重大影响，在美国政府1960-1970年代“向贫困宣战”的运动中曾占据统治地位。
第四，贫困处境论。查理斯·A.瓦伦丁等社会学家反对贫困文化论把贫困的责任推向了穷人自身，否认其精神、观念、知识是他们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应该受到责备的不是穷人自己，而是穷人所处的环境，并不是穷人不愿意学习或者学不会富有者和中产者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而是穷人所处的直接环境不允许他们拥有那样的生活方式和言行样态。在通常情况下，被视为文化贫困的穷人的言语行为和观念态度只不过是穷人对于处境的被迫选择，而且正是失业、无技术、低教育等贫困状况决定了自暴自弃等行为模式和反社会倾向等价值观念。因此，贫困处境论主张将治理贫困的重点放在改造导致贫困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方面。
2.贫困问题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借鉴意义
上述贫困问题的一般社会学理论立足于不同的视点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归因，并相应地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对于中国社会解决贫困问题，需要做出辩证的评析。
“二元劳动市场论”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中国社会的贫困现象。进而言之，“二元劳动市场论”阐明了相对贫困问题，绝对贫困不仅与劳动力市场的划分标准有关，而且与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的恶劣条件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二元劳动市场论”的积极作用在于，中国社会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需要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这主要指认需要突破阻碍社会合理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在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内部，相对区分白领劳动力市场和蓝领劳动力市场以及其他种类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历史阶段是合理的和正常的。
显然，在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福利制度贫困论对发达国家更具有针对性，以福利制度贫困论来观照中国社会无疑具有一定程度的超前性。但是，在中国社会学界和政界普遍主张建立和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局限性，并进而采取相应的预警对策，这肯定是有价值的。需要明晰的是，资方在社会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工人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维持着的潜在失业大军的存在，资方对于更为廉价劳动力的追求是加剧工人贫困以及贫富矛盾的重要原因。
贫困功能论是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的一种实证性理论，缺乏基本的道义支撑和价值理念，也不关注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而且这种实证性理论本身的理论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因而对中国社会发展缺乏建设性的借鉴作用。
贫困文化论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它所指认的表面性的经济贫困在更深的意义上是隐藏在经济贫困背后的文化贫困的观点，对中国社会解决贫困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视角。在社会系统中，实现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方面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实现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尤其是人的价值观的变革，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人自身进步的重要考察维度。解决贫困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解构具有深厚感情基础的传统价值观，代之以符合发展要求的有利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兴旺的现代化的价值观。例如，缪尔达尔认为：“将发展作为渴求的目标而吸引的注意力，往往会影响人民对提高生活水平持有积极的、独立的价值观。对于身处落后、停滞的国家的许多人来说，提高生活水平具有新颖的价值——而且对于社会系统中的所有其他条件，包括态度和制度的上升改变也是如此。”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意义正在于此，实践证明，这种新的价值观深刻影响了民众对社会生活的态度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