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祖宗一个交代，更为了堵住百官的嘴，张居正上疏写了一首《乞恩守制疏》，在叙述了一通父子人伦当守制的道理后，又说自己年纪只有53岁，丁忧的时间也不过是27个月，到那时，身体尚还康健，只要皇上不嫌弃，还可再召回任用。年纪轻轻的小万历并没有悟出张先生的深意，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让张先生离开京师回籍守制。于是，他又给先生下了一道圣旨：爱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十岁上先皇辞世，先生受托尽心辅导……朕于幼冲之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况且爱卿身系国家安危，又岂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请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神宗朱翊钧抬出死去的先皇，希望张先生就此而留下。
通过连日来的几辞几留，“夺情”的事情总算定了下来。但朝臣中的分歧和争论并没有停息，反而更加激烈地展开了。支持其留下的人固然不少，但加以阻止和明确反对的声势也没有因为张瀚的离开而变小。
在张瀚罢官之后的第四天，张居正的又一位得意门生将自己告到皇帝那里。这个人就是吴中行，因为文采出众，很得张居正赏识。那天，张居正正在家中的灵堂为父亲守孝，吴中行忽然拜访，并将一本奏折的副本交给自己的恩师。张居正打开一看，竟是弹劾自己的文章，说什么夺情的人就不能担任国家的领袖，这不是要罢他张居正的官吗？还说如果自己一味不顾纲常伦理，一定会被后人耻笑，并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无独有偶，第二天张居正的另一个学生翰林检讨赵用贤再一次上疏攻击张居正的夺情，说首辅既然能为君臣之义效忠数年，难道就不能为父子之情多尽责任义务一天吗？他请令让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
这不是往自己伤口上撒盐吗？自己竟一而再地被自己的学生弹劾，这让张居正感到了一丝无助。难道自己真的做错了吗？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理解为师的为国之心呢？
这时候的张居正面对这巨大的舆论压力，似乎连老天爷都在和他作对。这年的十月初五，天上出现彗星。按当时的说法，这是不祥的征兆，是上天在示警。按以往历代帝王的习惯做法，朱翊钧诏修省，上自皇帝下至百官都要反省。而这一次，有不少大臣把它与张居正的夺情问题联系起来，对张居正的攻击更加猛烈。
让张居正心寒的是这些带头反对自己的人竟是自己的同乡，他们这是要把张居正逼到绝路啊！
行部员外郎艾穆丝毫不念同乡之情，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他将矛头直指张居正，还引经据典地说：“徐庶以母故辞于昭烈曰：臣方寸乱已。居正独非人子而方寸不乱耶？”这不是骂张居正不是人吗！据说张居正听到艾穆竟这样侮辱自己之后，含着泪悲愤地说：“当年严嵩误国殃民，也没有哪个同乡这样恶毒地攻击过他，我这样尽心尽力地为国为民，难道连严嵩都不如吗？”
张居正发怒了，他实在没有料到，挺身而出反对他“夺情”的都是些自己的门生或同乡。
小皇帝朱翊钧更是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夺情”问题，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建言大臣所惯用的手法，对此四人执行廷杖。
明代的廷杖是专门对付这些士大夫的，用刑非常残酷，很多人当场就被打死。但朝臣中还是有不怕死的，那就是刑部观政进士邹元标。
这位来自江西吉安府的青年进士，对张居正素无好感。就在四人挨杖的当天，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奏疏呈上，矛头直指张居正的诸般过失。在他看来，张居正虽然有才有志，但学术偏隘，自用太甚，他的设施乖张，用刻深之吏、沮豪杰之才等行为，不胜枚举，何况朝中除他以外，也不是没有能人。张居正自称非常之人，其实亲丧不奔，别人视他为禽彘。此外，他更是大胆地调侃起小万历，说：“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意思就是说，皇帝你离开了张居正就不活了吗？你未免也太没志气了！这个邹元标竟敢如此揶揄皇帝，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后来被廷杖并且遣戍都匀卫。
同时遭廷杖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余姚的布衣姚韩，他也上了一封万言书指责张居正，被抓来打了一顿后，发送回原籍。
虽然反“夺情”的斗争被镇压下去，张居正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但他并没有尝到胜利的喜悦。在这次斗争中，他为此在道义上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在镇压的过程中，张居正赶尽杀绝的做法，引起更多人的反对，更为政敌指责其“擅权”留下最好的口实。无论如何，这场伦理风暴至此已经落幕了。
经过夺情事件的张居正，更加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他绝不允许自己呕心沥血的万历新政断送在反对者的手中！这也许就是历史的选择吧！
甘受诟骂，铁腕治国
这世上做官能做到不顾毁誉、不计身家而勇于任事的人是屈指可数的，而张居正就是其中一个，而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如此赞美，对于张居正这样一个甘受诟骂，以天下为己任的贤臣实不为过！
在“夺情”风暴中，面对着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指责，张居正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意思就是自己为了国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何况是世人的非议！
可是，在舆论的压力下，堂堂的内阁首辅被迫在王锡爵面前屈膝长跪，那是何等的无奈和决心！
此时的张居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方似乎遍地荆棘，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因为他已经没有后路了，既然选择了“与世为敌”，那就看看谁笑到最后吧！
原来的张居正虽然强势，但却讲策略，讲方法，人事上、工作中都小心谨慎沉稳得很。可是，现在的张居正心中只有“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强大信念。除此之外，他再也不想顾及任何其他的东西，哪怕是整个时代的非议！他知道，只有权力才是自己最忠实的伙伴。此后的张居正充分集权，进而紧握强权，排除异己，工作上再无情面可讲。
在张居正回乡安葬父亲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疑案——长定堡大捷。听来这本是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可当真相大白后才发现这场“胜利”是如此荒唐可笑！
故事的主人公是辽东副总兵陶成喾，此人很有军事头脑，靠着累累军功坐到副总兵的位子上。可是，他对此并不满足，自认为文韬武略无所不能，却一直被总兵李成梁压制着，觉得大志难伸。
一天，自怨自艾的陶成喾站在长城上，感叹着：既生李，何生陶！正在这时，一个士兵上来向他汇报说有几百鞑靼武士正朝关隘的方向而来。
正愁着没处去施展身手呢，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机会啊！区区几百人，看我不好好收拾他们！我定要把他们全部拿下，立件奇功给皇帝看看，让他知道我陶成喾也不是吃干饭的！
于是，他马上下令，准备好兵马，等待“敌人”。过了不大一会，远处走来一群鞑靼武士，可这些人不像是打仗的。他们不急不忙，根本就没有要冲杀的样子。更让陶成喾吃惊的是这些还赶着大群的马和羊，对于蒙古人而言，那马和羊就是他们的身家财产啊，难道他们准备骑着羊来打仗吗？
看着这个架势，陶成喾琢磨着这些人是不是来投降的。此时期，张居正为了分化蒙古人，一般对这些投降的人都是收留的，特别规定不能残杀这些人。可是，看着这到手的功劳就这样没了，陶成喾还真的不甘心，心想反正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不是来投降的，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把他们全部杀掉。
于是，陶成喾拔出佩刀，大喊道：“兄弟，随我出关杀敌！”带着浩浩荡荡的人把那些所谓的“敌人”杀得个片甲不留，除了一小部分逃跑之外，大部分被陶成喾的军队杀死了。
其实，这些鞑靼人确实是来归降的，他们是个小部落，因为不堪忍受土蛮的欺压，就来投奔大明政府。他们本来以为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却没想到城门打开后迎接他们的是残暴的杀戮。
看着自己的战争“成果”，陶成喾迫不及待地修书上报朝廷，称经过奋战赢得长定堡大捷，杀敌献首478人，而自己无一伤亡。
接到这份辽东紧急战报，万历皇帝高兴坏了，马上召集兵部和内阁的大臣来商量如何奖赏这些边关将士。可能因为张居正不在，也没有人敢拿个准确意见，说了半天都没个结果。万历皇帝心想，看来还是赶快请示张首辅才行啊。于是，派人快马加鞭地把奏折呈报给正在路上的张居正。
当张居正刚刚看到长定堡大捷的奏折后心中一喜，但紧接着眉头又皱起来了。这不可能啊！蒙古人向来英勇善战，战斗力与大明将士相比可不差多少啊。就算是打仗以“狠”出名的李成梁，也没有说哪一仗可以不损一兵一卒的。这个陶成喾虽然有点本事，但好大喜功，怎么可能把这场仗打得如此漂亮呢？这不正常啊！
虽然张居正觉得不合常理，但所有的人都在等着他点头签字，心想那些常年守驻边关的将士们在等着朝廷的奖励和赞赏，何况他现在也只是怀疑，什么证据都没有。所以，张居正还是在奖励决定上签了字。
但同时，无暇分身的张居正写了一封信，让自己的学生辽东巡按安成凯秘密调查此事。
很快，安成凯便将长定堡大捷的真相呈报给张居正，这让张居正非常恼火，这个陶成喾竟然无视我的命令，擅自杀降，而且还谎报长定堡大捷，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如果换做从前的张居正，虽然生气归生气，但会从大局出发，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毕竟长定堡大捷已经成为朝廷定论，各级官员所授的奉上奖励都已经落定了，就连张居正本人，也因为长定堡大捷而“沾光”被万历皇帝加了封赏。而且边关的将士们除了陶成喾，其他的可以说都是张居正的亲信。如果真的要翻案，这不是要伤了自己的左膀右臂吗？何况人已经死了，而且这些人都是世代为敌的鞑靼人，如果因为此事而让小皇帝下不了台，让自己的亲信受罚，这真的不值得啊！
可夺情后的张居正已经不是那个谨慎隐忍的张居正了，他不会因为顾及朝廷的名声和政治的稳定就把此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不会只在暗地里责罚陶成喾就算了。
他的心里只有国家利益，无论是谁伤害了国家利益，都是不可原谅的！
张居正安葬完父亲后回到京城，立即着手处理此事。他指派安成凯上疏弹劾陶成喾谎报长定堡大捷，然后据实查处此事。结果可想而知，陶成喾受到重罚，内阁、兵部、辽东各级官员的封赏一律革除，这其中涉及很多张居正的亲信。
这时候的张居正真正形成了自己的执政风格，敢于做事，雷厉风行，成为名副其实的“铁腕宰相”！
在改革中，张居正依然保持着“铁腕宰相”的风范。
在整顿吏治中，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为宗旨，以铁腕的手段解决了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明令规定对四品以上官员实行考核，凡贪官、庸官、冗官一律裁汰。面对着强烈的反对之声，张居正更加自信豪放，秉持着“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态度，不惜得罪权贵，提拔锐意改革的循吏。此时的张居正用一个改革家的勇敢气魄顶住了流言的袭扰，大声地喊出让那些反对派汗颜的“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的豪言，这种气度让所有人都为之臣服。
钢铁般的意志是张居正性格中的精粹，是他铁腕执法行事的精粹。面对着动乱和反对派的破坏，他推行以杀止杀、以刑止刑，“盗者必获，获而必诛”的主张，给敌对势力以无情的镇压。他就是以这样的铁腕手段，镇压动乱和打击反对派的。
他崇尚军事家孙武用兵法治理国政，遇有镇压不得力的，一概杀无赦。所谓：“约束不明，申令不熟，是将领之过；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兵不尽力，是士兵之过，杀之无赦。”这一杀气腾腾的指令，以立法的形式驱使官吏肆无忌惮地镇压一切不服从朝廷的政见和动乱。
对边远地区的管理，张居正也是坚持酷吏治理的方式。为此，他任用了为人贪酷，名声不好且心狠手辣的枭雄——殷子茂。虽然很多人都反对重用他，但张居正力排众议，执意任命他为两广总督。殷正茂一上任就大张旗鼓地镇压蓝一清、赖元爵起事，残忍地杀害上万人，才平息了这一风波。面对血腥的以暴制暴，张居正竟对此大力表扬，在给殷正茂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南方乱事，立下大功，官员士大夫都佩服公之雄才，也相信我的知人之明。”万历五年（1577年），徽州织丝机工抗税。张居正认为：此事虽然由于殷正茂处理欠当，引起骚乱，但既然圣旨已出，就不准申诉。他明知这是由官府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纠纷，本可以协调解决，却坚持不让申诉，只是因为旨令业已颁布，为了不使天下效尤并保住朝廷的颜面，照样施以镇压，闹事的机工因此冤沉海底。在面临广东一带的反朝廷势力的叛乱的时候，张居正更是这样嘱咐道：“南方盗贼犹如野草，铲除又复再生，自古以来南方将领做不到一举荡平。今当申严法令，调动兵力，斩草除根，‘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倘有违反者，一律按军法处置，斩首示众，让怀有异见之人胆战心惊，不敢不听命。要不惜一朝之费，确保永世的安全。”
如此强势残酷的镇压，也许对张居正这样一个铁腕人士而言是再正常不过了。不过，客观上说，这也是形势所迫。在那个满是反对和诟病的时代，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坚持下去。
这个积弱已久的国家，这个混乱不堪的时代，确实需要像张居正这样一个雷厉风行的领导人为其带来一丝曙光。这是那个时代的幸运，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正是反对者的反对和阻碍，讽刺和诟病造就了那个时代，造就了那个时代的“铁腕宰相”张居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