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晚到……路滑……塞车……”小灯的声音很是疲弱，凯西把神经网眼绷到最细的那一号，才勉强兜住了几个字。
“沃尔佛医生要去蒙特利尔开会，五点半的飞机，你还有四十五分钟。”
小灯推开诊疗室的门，一眼就看见沃尔佛医生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束玫瑰。玫瑰是白色的，花瓣裹得紧紧的，离盛开似乎还有一段时间。大约是刚送到的，塑料纸还没有揭开。塑料纸是透明的，层层交叠着，上面星星点点地印着些粉红色的心。
“生日吗？”小灯问。
“你没有吗？今天全城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一朵。”
小灯这才想起今天是情人节，就低低一笑，说沃尔佛医生，我就是全城唯一的那个例外，否则我为什么要穿越大半个城市来看你呢？
沃尔佛医生也呵呵地笑了，说叫我亨利就好。其实，不一定非得要等别人送你一朵，你若能送给别人一朵也是不错的。
“那你呢，亨利，你的花是送人的，还是人送的？”
这女人有点儿厉害，至少在嘴上。沃尔佛医生心想。
“上周的睡眠情况怎样？”
小灯从皮包里取出一沓纸来，递给沃尔佛医生。
2月7日全日睡眠大约2小时45分钟。日间占30分钟，夜间分两三段，2点到6点之间。多梦。
2月8日全日睡眠大约3小时，在夜间，1点以后，断断续续，多梦。
2月9日全日睡眠3小时，白天1小时，夜晚2小时，大致4点至6点；还算完整。有梦。
2月10日全日睡眠3小时，在夜间，ｌ点以后，分两三段，有一些梦，但不多。
2月11日全日睡眠5小时！白天1小时，夜间从11点左右至3点，中间完全没有间断。有梦。这是服新药以来入睡最早睡得最好的一天。
2月12日全日睡眠4小时，全在夜间，12点半以后入睡，有一些间断。梦少。
2月13日全日睡眠再次达到5小时，全在夜间，有间断。多梦。
安慰剂开始起作用。沃尔佛医生在笔记本上写道。
讲讲你的梦。什么内容？
还是那些窗，一扇套着一扇的，很多扇。其实也不完全是在梦里出现，有时闭上眼睛就能看见。
窗是什么颜色的？
都是灰色的，上面盖满了土，像棉绒一样厚的尘土。
最后的那一扇，你推开了吗？
推不开。怎么也推不开。小灯的额角开始渗出细细的汗珠。
想一想，是为什么？是重量吗？是时间不够吗？
小灯想了很久，才迟疑地说：铁锈，好像是锈住了。
沃尔佛医生抚案而起，连说好极了，好极了。小灯，以后再见到这些窗户，就提醒自己，除锈。除锈。一定要除锈。记住，每一次都这样提醒自己。每一次。
这段时间，哭过吗？
小灯摇了摇头，神情如同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可是亨利，我试过，我真的试过。今天，我以为我今天一定会哭的，可是我没有。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小灯不说话，却一下一下地揪着围巾上的缀子，揪得一手都是红线头。
亨利，有没有一种泪腺堵塞的病？我想哭的时候太多了，可就是流不出眼泪来。水管，就像是水管，在出口的地方堵住了。
小灯，也许堵塞的地方不在出口，而在根源。有一些事，有一些情绪，像常年堆积的垃圾，堵截了你正常的感觉流通管道。那一扇窗，记得吗？那最后的一扇窗，堵住了你的一切感觉。哪一天，你把那扇窗推开了，你能够哭了，你的病就好了。
亨利，我离好，大概还很远。小灯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他，今天，搬出去了。我们刚从律师楼出来，签了分居协议。
女儿呢，怎么办？
暂时跟他，等我好些了再商量。
是你，还是他，要走的？
是我要他走的，因为我知道他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他有一个学生，也是同事，一直很崇拜他的。
那么他呢？他也喜欢她吗？
不知道，他从来不提。
所以，你要抢在他之前，把话说出来。这样，感觉上，你在控制局面。你一直都是控制局面的那个人，是吗？
小灯吃了一惊。半晌，才说：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可以永久保存的。你以为你拥有了一样东西，其实，还没等你把这样东西捏暖和了，它就从你指头缝里溜走了。
可是，你为什么非要捏住它呢？也许，捏不是一个太好的方法。
不管怎么做，都没有用。亨利，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你能留得住的。
也许，爱情不能。可是，亲情呢？
没有，亨利，一样也没有。包括亲情。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穿得那么漂亮，今天？潜意识里，你是不是还想，留住他？
小灯又吃了一惊，半晌，才嗫嚅地说，我只是，想让他记住，我的样子，好的时候的样子。
那么，小灯，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你的婚姻吧。
1988年暮夏—1989年秋上海复旦大学
有一阵子，当苏西还处在愿意黏黏糊糊地跟在小灯身后的年龄时，小灯曾经对苏西讲过1988年8月29日发生的一些事情。这天的经历小灯对苏西讲过多遍，每一遍都出现了一些细节上的差异。记忆如一块蛀满了虫眼的木头，岁月在上面流过，随意地填补上一些灰泥和油漆。日子一久，便渐渐地分不清什么是木头本身，什么是虫眼上的填补之物。好在苏西并不在意细节。苏西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问：妈妈，如果那天你碰到的不是爸爸，我会出生在谁家？对这个充满了哲学意味的问题小灯没有答案。小灯只觉得那天是造就苏西生命的一个契机，那天也是老天敲在她身上的一个印记。那个印记之下，她后来的生活轨道已经无可更改地形成了——只是那时她还不知情而已。
1988年8月29日，她到了上海。
在那次旅途之前，她一直以为她对上海已经相当熟稔了。她的母亲董桂兰是六年前患癌症去世的。董桂兰生前曾经在上海进修过半年。回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董桂兰的话题依旧还是关于上海的。上海的吃。上海的穿。上海的花园洋房。上海的男人。上海的女人。小灯想象中那个模糊的上海轮廓被董桂兰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述说修正剪切着，渐渐地准确而清晰起来。然而在六年之后，当小灯自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真正向上海行进的时候，她才突然意识到，她对上海的所有认知，其实都是从母亲那里得来的间接经验，没有一点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
火车渐渐地向南方深入，窗外土壤和植被的颜色也渐渐地变得浓郁起来，停靠站卖小吃的吆喝声中已经有了她所不熟悉的口音。小灯心中那个一度很是清晰的上海形象却一砖一瓦地塌陷下去，越来越模糊残缺了。当她提着一个大箱子从车里下来，踏上那片被太阳晒得发软的柏油马路时，她终于明白了，她其实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
那天在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人流陌生的方言中她很快丢失了方向，她像一只落入了蜘蛛网的昆虫一样徒劳愚笨地寻找着一条出路。经过了似乎无限冗长的找车换车过程之后，她终于在接近傍黑的时候找到了复旦。旅途的疲惫如水，冲淡了她见到这所名校时的激动。尿意在穿越大半个城市的旅途中渐渐酝酿囤积，此时正尖锐寻求着突破口。当她在外文系新生接待处的牌子前放下她的行李时，她已经憋得满脸通红。她不安地扭动着两腿，顾不得羞耻，急切地问：厕所在哪里？
接待站的工作人员劳累了一天，神情十分疲惫，印着复旦字眼的绿色Ｔ恤衫上蔓延着一片地图似的汗迹。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只是验过了她的证件和入学通知书，又让她填了一张表格，然后才对身边的另一个人说：大杨你把她带去9号楼，106室。
那个被人称作大杨的男人站起来，扛起她的行李，就领她上了路。男人极高也极壮实，她的大箱子放在他的肩上轻若草篮。男人三步两步就和她拉开了距离，她小跑着才勉强看得清他的头。男人的头浮游在嘈杂的人群之上，后脑勺上有一绺翘起的头发在随着脚步一蹦一蹦地跳动着。男人的衬衫很脏了，有一条一条的泥印，大约是扛行李之故——小灯猜想他是个校工。
男人走了一小阵子，突然停了下来，将小灯的箱子竖在地上，自己在箱子上坐了下来等小灯。小灯追上了，男人依旧坐着不动，却对旁边的一幢小楼努了努嘴，说左拐第三间，哪层都行。小灯没听懂，就愣在那里，男人说厕所呀，快去吧。
小灯飞快地跑进了厕所，蹲下来，撒了一泡平生最为畅快的长尿。在哗哗的声响里，她感觉一天的暑热一泻而去，身上顿时有了清凉。走出来，到了路上，虽然小腹还有些隐隐的疼——那是憋得太久了的疼，可脚下却生出腾云插翅似的轻快。她这才开始注意周围的景致。眼前是一片极绿的草坪，草坪正中，是一座大理石的雕像。刚才走过的半程路里，他们已经绕到了石像的背后。即使看不见脸，小灯也知道那石像是谁。那草坪，那石像高举过头的手势，连同石像上方的那些云彩，都是她早已熟稔在心的。她在上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一套复旦校园的照片。这些年里她早已用目光把这些照片上的景致舔抚了无数次，到后来即使闭着眼睛，她也能重塑出那些景致的每一个棱角，每一层颜色。现在真正站在了景致的面前，她却觉得那石像那草坪那云彩，都比她想象中的矮小了一截。在那个暮夏的傍晚，当江南夜风带着陌生的温软抚过她的脸颊时，小灯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审美距离。
后来她开始注意到校园里来来往往的人群。骑自行车的大约是返校的学生，拖着行李步行的大约是来报到的新生。当然，居多的新生并不是自己背着行李的，身后那些负重的大人，应该是护送他们的父母。其实，她的父亲也是一再要送她来上海的，甚至都已经买好了火车票，是她坚决拒绝了。
“我的箱子是不是很重？我带了很多字典。”小灯看见男人眉毛上挂下来的汗珠，就有些不忍。
“什么东西对你来说都是重的，就你这个子。”男人得弯下腰来，才能和她说得上话。
“石家庄的，为什么不去北大？就在你们边上呢。”
“我妈妈说上海好。我有一个小时候的舅舅在上海当过兵，回家也总说上海好。我一直就想来上海。”
“什么叫小时候的舅舅，现在就不是你舅舅了？”
男人不过随意开了个玩笑，小灯的脸却骤然绷紧了。男人就是在这一刻里隐隐意识到了，这个叫王小灯的女孩子可能是有些脾气的。
半晌，小灯才缓了一口气，说其实，我也就想离家远点。
男人呵呵地笑了，说这也正常，在你这个年纪，所有的人都渴望离家出走。
很快他们就到了小灯的宿舍楼，天还是热，楼道里走动着一些衣着单薄的女孩子，大杨不便进去，就把小灯的行李放在楼道门口。“尽量找个靠窗的下铺——如果还没有被占满的话。”大杨吩咐说。
小灯急急地进去了，竟忘了谢大杨。转身再跑出来，大杨还等在宿舍门口。大杨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饭菜票，说放下行李先去吃饭，食堂很快就要关门了。小灯说那我怎么还你？大杨在一张饭票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楼房号，就走了。小灯这才知道大杨的名字叫杨阳。
小灯进了自己的宿舍，发现那是一个八个铺位的房间。靠窗的四个上下铺位已经被人占去了三个，还剩了一个上铺，就拉出一张凳子来，踩着凳子把箱子举到了那个空着的上铺，又爬到铺位上坐了下来。房间里很安静——比她早来报到的同学可能都去食堂吃饭了。小灯绷了一天的神经，终于在这一刻松弛了下来。她咚的一声踢蹬了鞋子，十个脚趾在渐渐浓起的暮色中开成两朵怒放的花。
好了，那一页，终于翻过去了。小灯喃喃地对自己说。
晚上吃完饭后，小灯带着新买的饭菜票，按照杨阳留的那个地址去找杨阳。杨阳住的那幢楼在校园深处，是四楼。房门没锁，小灯一推就推开了。一个男人站起来，说怎么这么着急？小灯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那人原来就是杨阳。杨阳洗过澡也洗过了头，换上了一件鲜红的短袖衬衫和一条灰布裤子，头发上带着半湿的蓬松。这会儿的杨阳看上去干净整齐年轻甚至有点儿英俊。小灯隐隐有些惊讶。
“你，住得好宽敞。”小灯注意到杨阳的房间里只有两张床，而且不是上下铺。
杨阳说研究生的住房是宽松些，中文系的研究生还要轮流和留学生同住，就更宽敞一些。小灯又吃了一惊，这一惊她毫无经验地放在了脸上。
“你，你是研究生？”
杨阳呵呵地笑了起来，说那你以为我是行李工呀？我是被你们系的一位老师临时拉去帮忙的。小灯被说中了心思，脸就渐渐热了上来。在半明不暗的灯影里，小灯的面颊如同两张轻轻一弹就要破裂的生宣，红晕如水彩零零乱乱地洇了一纸。杨阳看得呆呆的，心想，再有一年，这样的脸皮就该磨厚了，在上海。
两人相对坐着，竟也无话。房门开着，不断地有人进进出出地找杨阳。小灯坐不住了。小灯站起来，在杨阳的书架上抽了一本书，是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人啊，人》。“我一直想找这本书。市面上都没有了。借我看看，很快就还的。”即使完全没有恋爱经验，小灯也知道，借书大约是她能够再来找杨阳的唯一理由了。
杨阳把小灯送到楼下，随意扬了扬手，说丫头用功些别尽贪玩，就回去了。
白日的暑气已经散去，初起的夜风里已经有了第一丝的秋凉，街灯把小灯的身影拉得瘦瘦长长的扔在路上。小灯怕冷似的搂着胳膊，一步一步地踩着自己的影子，行走在尚是陌生的校园里。“丫头”两个字妥妥帖帖地躺在她的心窝里，微微地生着暖意。杨阳。杨阳。杨阳。她一路默默地念着这个名字。她觉得她已经在这个硕大而陌生的都市里找到了一个坐标，她至少有了方位。
后来小灯才知道杨阳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读本科的时候，就在全国一流的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小说。杨阳不说，她也不问，她只是通过各种渠道借来了杨阳的小说，晚上熄灯之后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悄悄地看。她把他的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她就觉得自己离他又近了一步，杨阳在读第二年的研究生，而她才上本科一年级，他们之间相隔的不仅是简单的四个年级，还有经验，还有阅历，等等等等。可是她终究会赶上他的。她相信。
于是小灯就时不时地去杨阳的宿舍找杨阳。杨阳见了小灯大都是快活的，任凭小灯把借书还书的理由延伸到极致。杨阳几乎从来不用她的名字来称呼她，而只是丫头丫头地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刚开始她很喜欢他这样叫她，后来就渐渐生出了厌倦，因为她从这个称呼里听出了自己的无望——他一直把她当做小孩看待。
杨阳，总有一天，我得让你换副眼睛看我。小灯把拳头捏得格格地响。
有一天晚上杨阳突然来小灯的宿舍找小灯。那天同宿舍的同学都去教室晚自习了，只有小灯一人在屋。小灯换了一套接近于睡衣样式的便装，头发随随便便地别在脑后，脚上趿着拖鞋。小灯毫无防备地见到杨阳，脸刷地红了——这是杨阳第一次来小灯的宿舍。杨阳拿过小灯放在桌上的笔记本随意翻看着，说我有个同乡住你们楼上，我顺便过来检查检查丫头是不是在认真读书。小灯要去夺，却已经晚了。杨阳扬着笔记本，大大咧咧地问：“这是什么变天账呀，一笔一笔地记得那么仔细。”
小灯低垂着脸，面皮越发地紫涨起来，半晌才说，是我爸寄来的钱。将来，一分一厘，都要还他的。
杨阳就呵呵地笑，说那是你爸，又不是别人，还算得那么仔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