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为传播新文化而鞠躬尽瘁，其中颇为典范的有恽代英。他一生勤于学问，注重时事，体察民情，致力于提高民众的素质，在行动中尤以设立、运用图书室的文化传播功能、提高民众的觉悟而身体力行。他的一生勾勒了那个时代政治家的文化思维和文化活动。
智育社图书室的建立，“此事终今夏一大成绩也”
恽代英祖籍江苏省武进县小河石桥湾恽家村。恽家是一个世代书香人家。他的启蒙老师是母亲陈葆云，幼年时母亲经常教他读唐诗宋词。他特别喜爱《三国演义》。1909年，十四岁的恽代英跟随父亲移居鄂西北重镇老河口。由于那里没有学校，就在母亲的管教下，自学家中的藏书。他读了《纲鉴易知录》、《古文观止》、《战国策》，还拜父亲的一位朋友为师，学习英语，后又自学日文和德文，能够阅读和翻译日、德文书籍。他的知识渊博，有“百宝箱”之称。
1913年，恽代英进入武昌中华大学后就开始写稿。在他主编学校学报《光华学报》期间，更是热心的撰稿者。出卖文章为买书，他用稿费（或书券）购买书籍、订阅刊物，书刊日有增进。当他参观外国语校图书室之后，设想将自己藏书按图书室样子做一番整理。1917年4月，恽代英为家中收藏的书籍大加整理，利用暑假的部分时间将所有图书清理后编一目录，另编一书目提要、一书目备查。各书目宜加号次，如第一类书从一号起，第二类书从一零一号起，第三类书从二零一号起。以此类推，并盖章“YuinsLibrary”（“智益社藏书处”）于各书上。他说：“吾购书不好记名，如此庶不与他人书相混。”这应该是恽代英在自己图书的实际使用中开创的最早的图书分类法。为了能充分利用自己的藏书，他打算为自己的藏书室拟一份借用章程，拟付印后散发，让这些藏书找到更多的读者。
暑假到了，恽代英按既定方针于7月11日开始清理图书，编制藏书目录和目录备查底本。他一人不够，由四弟恽子强协助装订成目录册，并为每本书的书脊制作书标，然后粘贴、盖戳记。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完成了这项为恽代英所说的“此事终今夏一大成绩也”。
与此同时，他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借出书书名、期刊名、借书者、久借未还者等项目。这时，他每天坚持编制目录，置放图书，并又计划着家庭图书室的调整和扩充：将来图书逐渐配置，须将图书室之地址加以扩充。此事在将来必须得一大房，以书箱、书架置于中间。此室须明窗净几，洒扫事，予兄弟当自任之。中并须设大餐桌椅，被人阅览。逐渐当求书箱、书架之整齐，此事如能每月就业后拨款五元作之，虽成功甚小，必亦略有可观。如能拨款十元，则更有望矣。为此事必参考《妇女杂志》之家庭博物馆，及参观长街图书馆之设置。
1918年3月16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理想之互助社寄宿宿舍中设图书室，购置书报。恽代英本着“敦品励学，改造环境”，提出“凡可进民德，益民智，强民力”，如开通俗讲师团、通俗学校、通俗图书馆等，他认为互助社是一个学习和宣传新思想的团体。
同年夏天，恽代英在中华大学中学部任主任时，大学有个图书馆，所藏图书相当陈旧，只有经史子集等线装书，无人阅览，门可罗雀。恽代英对原按部就班的办学而革新不多的中学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之一，是在中华大学的校门口办起了启智图书室。他自青少年时就向刊物投稿，得到不少酬书，大量写作所得稿费全部买书。他积的书有一人多高，二米多长，白木粗制的书架约有三架，分门别类、自编目录。益智图书室陈列的基本上是这些书另加他家的藏书。其中新书如《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图书室的对面又增设新书报发售部。学生读书风气因而蓬勃发展。利群的新书报采取开架形式，顾客可以买书，可以先看后买，也可以看了不买。许多同学每天下课后，都自愿去利群打杂工，顺便翻阅一下新书报。
他主张个人的书要乐于供大家阅览。“假如一本书借给五个人读，就可以发挥五本书的作用，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他与同人议，设公共图书馆以交换所有书籍，并公之大众。拟以教员会客室为地址，每日下午4时至5时为阅览期，可在内阅览，亦可借出（借出以一星期为限，不还者走取之）。所备图书，以最近杂志及新书为要，其大部旧书不在重要之列。各人所有图书，宜各加特别图记，以便他日归还。为此事宜用三本子：一记各人所出图书；一为图书分类目录；一为借书存底并记录（或记录另用以本子亦可）。服务此室者，每日二人，轮班更换。拟星期二定名，星期四成立。
每到一处，就想着开办图书室
恽代英每到一处工作，总想着开办图书室和利用图书室。1921年中秋，他赴泸州川南师范教书，并任学监，后任校长。这是一座封闭的学校，教材主要还是四书五经。他一到任，就大兴改革，废除学监制，推行级任制，开放图书馆并充实图书馆藏书。过去的图书馆闭关自守，只是一些陈旧古书，而且不能外借。恽代英主张新报刊如《新青年》、《新潮》等开架陈列，供学生随意选择阅览，图书可以外借，允许借阅小说。这使学生大大开阔了眼界，阅览室座无虚席。学生们都说：看见新书之多，才感到自己知道得太少，不得不急起直追。1922年暑假，他为川南师范学校争取到1000元拨款，即亲自去上海购置图书。他又拟借鄂原为小学生俱乐部，以联络而辅助小学生及其教员，是件对教育极有益的事。他提出，内设图书室，备有《童话》、《儿童教育画》、《少年丛书》、《少年杂志》、《看图识字》、《小小说》、《中华童子界》、《中华童话》、《常识谈话》、《伊索寓言》、《青年修养录》等。1926年，恽代英随北伐军进入武昌，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军务倥偬中，仍注意分校图书馆的建设，安排原互助社成员魏以新（后为同济大学德语教授，《格林童话全集》译者）担任分校图书馆总管理员（馆长），并开了一份采购图书目录与几千块钱一起交与魏，要他按图书目录采购，还告诉他，作为图书馆向书局采购图书是有回扣的。魏以新开始不知，后来经办了，才懂得这是书局对大宗图书买卖批发的折扣。恽代英因为常买书，在过去自己开办图书室时，已深知此道。他是懂得图书馆采购业务的。
恽代英也注意图书的利用和传播，他要魏以新组织人员编印一部图书目录，并予以铅印，分发与分校各个部门，按图索骥。
恽代英关心贫寒的学生，常鼓励那些学生可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藏书，并告知：去图书馆借书，阅读时不应在书中打圈点加批注，而读者应备有一个抄本，见凡应打圈点加批注的地方，抄下来，再加述自己的意见。抄书之法，古人亦提倡的。不过我们不能学古人的抄法。古人抄书，不敢改动原文一个字，不敢删节原文。这种笨法子，我们是不应学的。我们为节省时间，凡可以不抄全文的，总要不抄全文。凡可以改一两个字，于原意无什么入，而可以减省我们抄录许多无关系文句的，总无不可以改一两个字的。我们于抄录的时候，尽可以在后面记明见原书第几面，以便将来翻阅原文。抄录的话，只需自己明白原来意思，总求越简短、越省时间越好。自然抄录总要费些时间，但为不能买书的人，这种法子亦果有益的。
恽代英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料编写《每日宣传要点》。他主要是根据当时国内外报纸上的重大新闻写出评论，所写要点言简意赅，每份五百字到一千字，油印后分发给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省市领导人参阅，对领导工作很有帮助。当时，敌人在破获我党的一些地下组织，搜到这份文件时，发现有许多问题他们还没有研究过而感到十分震惊。可惜这些油印材料没有被保存下来。
当时恽代英看到我国人留学外洋，好学之声誉，学绩的优秀，每每超越西人，然而学问之发挥、应用和成果，却不能不让西人。这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学问只限于在学校的功课，功课以外无学问，学校以外无学问，所以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为此，他提出救此弊之法：（1）鼓励课外参考；（2）鼓励学课以外之自由研究；（3）广设图书馆。他认为学识不全出于学校，而亦出于图书馆。自由研究可得实学，其效用较学课百倍也。
图书馆员能如恽代英记日记那样细心就好了
自1981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推出《恽代英日记》后，多为各家图书馆收藏。它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恽代英在长江边长大，他希望自己的心胸像长江的波浪一般宽阔，便把自己的房间称为爱澜阁，将自己的文稿定名为爱澜阁文稿，日记称之为爱澜阁日记。早年他在母亲的影响下开始记日记，把日记作为“最良的”修养、求学和练习的方法。以后还以日记会友，劝人写日记，为人改日记，甚至花钱印劝写日记的“贺年片”，分送朋友。在《恽代英日记》中也可以窥出他青少年时期的文化心态与图书馆情缘的影子。
20世纪60年代初，《恽代英日记》曾被全部摄制，送到上海图书馆整理，由原馆长顾廷龙参与，成立了资料组。资料组在取得《恽代英日记》的影印本后，由资深馆员葛正慧主持，逐字逐句作校勘、标点，后油印50部装帧成册。这在40年前作为国家图书馆开展的一顶业务，却是首创。近日我与曾参加《恽代英日记》校勘、标点的盛巽昌先生交谈，他说，日记是用毛笔写的，从日记中看，作者爱读书、买书，凡此他逐日都有详细记录。当时，顾廷龙就对我们这些年轻人谈及，现在的图书馆员如能像恽代英写日记那样细心就好了。还说，恽代英的日记有一个主要的内容，那就是书，他看书相当认真，看一本，记一本，对已读的书了如指掌，他自己就是一部图书目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守芬）
余思试举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开出版的10种日记，并以自己的感受，评定其文化价值的高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