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能夺走我们心的就一定值得我们尊敬。”换言之，要想获得别人的尊敬，首先要做的，便是掳获其心，使其心为我所掌握、为我所用，自然的，对方的一切也就尽在掌控之中了。
如琢如磨，攻心获大成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俗话说：“女人心，海底针。”其实，不止女人的心深不可测，几乎所有人的心都不是那么容易看透的。自古以来，人们都在想尽各种办法，以“窥视”别人内心的真正想法，明白与自己有交集的人心中每一个念头，结果只能窥得冰山一角，无法见其全貌。
但这并不代表，人心真的毫无被感知的可能。虽然有“百人百性”之说，但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着许多共通点的，故而，想要征服人心，并非完全无从下手。孙武就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人心是可以被攻占的，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思想。
孙武认为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对方屈服，如果能够不让士兵流血、生灵涂炭，那为什么还要打仗呢？战争是最直接的解决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式。智谋是用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智谋所针对的对象就是人心，只要攻占了人心，如火如荼的战争就像被“釜底抽薪”一般，自然就失去了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他的这一理论与后来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作战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成都武侯祠有副对联，上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时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横批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这副对联充分说明了心理因素对事业成败的重要作用，洞察别人内心的想法，抓住他人的弱点，这就是你的优势。
唐玄宗靠政变上台，他先后诛灭韦党和太平公主，所以当上皇帝后也很不安心。
宰相姚崇一日和玄宗闲谈，说起内患之事，姚崇叹息说：“我朝屡有内部变乱，实由人心散乱、不惧皇威所致。陛下若不整治人心，使人不敢心起妄念，朝廷就难保久安啊。”
玄宗颔首说：“内乱重生，致使大唐危机重重，朕定要设法根绝。依你之见，朕该有何动作？”
姚崇进言说：“防患于未然，必早作预见，惩人于未动之时。即使小题大做，也要造成震慑他人的效果，促人不起异念，自敛谨慎。这就需要陛下割舍情感，痛下重手了。”玄宗示意已知，微微一笑。
不久，玄宗在骊山阅兵式上，以军容不整为由，判功臣兵部尚书郭元振死罪。大臣纷纷进谏说：“郭元振乃当世名将，更在诛灭太平公主过程中功不可没。如此功臣今犯小过，陛下不念旧情就治他死罪，有损陛下贤德之名。”
玄宗厉声痛斥进谏之人说：“有功必赏，有罪必惩，此乃治国之道，尔等竟替罪臣求情责朕，莫非尔等要造反不成？”玄宗这般严责，吓得群臣再不敢说话。最后，玄宗虽免郭元振一死，还是把他流放新州。
宰相刘幽求也是大功臣，他和武党抗争，除灭韦党和太平公主，他也参与谋划，其功非小。玄宗因为一件小事就将他罢相，还告之说：“百官之首当为百官作则，故朕对你要求甚严，也是正常之举。”
刘幽求十分不满，背后常发牢骚说：“皇上现在不念恩义，判若两人，他不该如此待我啊。我为他出生入死，谁知却落得个这样下场！”
玄宗闻知马上又下旨把他贬为睦州刺史，他还对群臣激愤地说：“天下多乱，朕当严治臣子，此朕之职也。刘幽求以功和朕对抗，口出不逊，这便是大罪。朕若徇私枉法，反让人有了造反的口实，朕怎会做此蠢事呢？”
一次，同为朝廷功臣的钟绍京在面见玄宗时，被玄宗训斥：“你身为朝廷户部尚书，议事之时却不发一言，可是失职？难道你不顾朝廷安危，要明哲保身吗？”钟绍京脸色惨变，直呼有罪。
事后，姚崇有些不忍，他对玄宗说：“陛下的目的已然达到。钟绍京无端被责，臣以为过于唐突，似可不必。”玄宗说：“朕依你之法，方有此举，你不该出言反对吧？”
姚崇又欲启齿，玄宗却摆手阻止了他：“不过朕也想过，这些功臣都几经政变，实为政变的行家里手，如不把他们慑服，谁保他们日后不变心呢？朕折辱他们，也是让群臣心悸，只思自保。”玄宗把钟绍京降为太子詹事，后贬为绵州刺史。后来，功臣王琚、魏知古、崔日用一一被贬，朝中再无人敢以功臣自居。群臣整日战战兢兢，玄宗这才罢手。
玄宗用震慑之法，攻占了群臣之心，保证了江山的稳定，这便是攻心的力量。
攻心的技巧，有些在于以情动之，有些在于以理明之，而还有一些则在于以威慑之。将帅视卒如子即为以情动之，服从命令为士兵的天职即为以威慑之。同样，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攻心并非只是一法，仔细探究对方的弱点与需求，以不同的举措从心理上进行突破，成功的几率自然就能大很多，也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