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翩翩飞来的时候，是阳春。千树万树的花开，蝶舞花飞，千瓣万瓣，千蝶万蝶。这自然界的盛景繁华里，是怎样的一番让人迷失的朗晴？
那天是下着雨，雨一直下，持续而又缠绵地不肯停歇。我在这持续的雨中看时间一片一片地剥落下去，看得恍惚。就觉得这些雨把我的青丝换成了白发，我看见自己渐行渐远，像记忆中的故乡在千里之外分外模糊。而这样的雨天，我总是整夜地失眠，看夜晚的城市渐渐变得像遗迹一样静穆着，令我倔强也令我无限绝望。于是就格外想念阳光的味道，想像隔夜就是一树花开，络绎不绝的蝴蝶款款飞来，哪怕只是浮生若梦呢，对生活也是一种慰藉。
后来我总是胡乱到书柜里翻书，有一夜我翻到一本现在忘了书名的什么书，在这本书上，我看到一个艺名叫胡蝶的女子的照片，真正的是笑靥如花，她如花的晴朗像横空里有人吹着笛，湖光山色都变成了乐音。我的心情突然就雀跃，像花飞舞。哦，这么美好的女子，在她生时，该是可以安慰很多的心灵的吧？让人们在忙的时候停下来记住她，就像我们不经意中听到悦耳的声音。可是我看到她生活的年代，却是像一辆失速的滑车，血雨腥风的光景令人们如履薄冰。她长成蝴蝶的那些年里，多的是日复一日的烽火硝烟，人间春色自树顶跌碎，差不多每个人的心都是顶向风雨的斗篷。这样大乱的人世，却造化了如此明媚的女子，她承接着大众的目光，翩飞的舞姿轻灵、飘逸、生动、感人，也怪不得人们要喜爱她。
而这个给了很多人梦幻般美好的女子，她自己又有过怎样的旅程呢？那样的年代就像寒冷的日子，人们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一些零碎的温暖。给人温暖和安慰的胡蝶，她又遇到谁，与谁朝夕相对？我读着胡蝶一生的故事，后来就喟叹她的不负期许。她曾说过自己是个思想非常传统的女人，但我阅过了也越过了她一生的经历、归宿，她的行事为人和追求选择，我以为，她是一个处事传统而思想不传统的女人，她的思想观念有女性的生存局限和困惑，但在行为表现上她却始终很得体。这种得体，体现在她的低调、乖巧、包容、聪慧、坚韧等等方面，这些性格品质与她美丽的容貌和甜美的微笑融合，她能够最大限量地去得到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她给自己取胡蝶的艺名，也真的是像一只张着翅膀的蝶，从青春年少到暮年老成，她扇动着翅膀坚定而又顽强地找寻花香的方向。而失去春天的日子里，她用寂静无声的双翅陪侍日升时的浩淼，那絮金带给她的斑斓和明亮在夜晚又是期待的街灯，亮在当街的路口，叫所有临近的人都有信心回家。
在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胡蝶从女性生存的角度演绎出了一部以柔克刚的声色剧。这部剧有瑕疵，但剧情审美，结局美满。
所以，她是大众的骄子，求证春暖的精灵。
而有这般光一样灿烂明亮的女子陪在所有人的身边，就像可以随时用手掬起一捧阳光；当我们把脸贴近掬起的阳光，又有谁不会觉得愉快呢。
胡蝶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电影皇后。她当选电影皇后的时候是1933年。这一年，上海《明星日报》发起了选举电影皇后的活动，这是三十年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对于电影明星的选举活动。《明星日报》希望能够因此“鼓励诸女明星之进取心，促成电影之发展”。
在此之前的1924年初，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在上海公演，这部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黑白无声，却给长期处于封建束缚下的中国人民带来了一种新的娱乐形式，使得整个大上海流光溢彩，由电影引起的诸多话题成为当时上海滩的时尚，16岁的少女胡宝娟给自己取了一个胡蝶的名字，瞒着父母去投考当时由着名戏剧家洪深先生等人主持的中华电影学校，并顺利地被录取。1925年，拍摄了大中华影片公司的第二部影片《战功》，这是她的处女作。
1924年到1927年，胡蝶相继在“天一”、“友联”等公司主演了《秋扇怨》、《梁祝痛史》等20余部古装片，如同一只斑斓的蝴蝶，历经了静谧而遥远的茧中领悟，已是流光记景，往事不回。1928年，她改投明星公司，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这部电影用蜡盘配音，胡蝶在片中把一个忍受丈夫虐待和压榨而毫无反抗、心地善良又有几分愚昧的女性刻画得相当成功。该公司导演郑正秋、张石川认准了她的表演才华和在观众中的号召力，直至请人专为她写剧本，使她步入艺术事业的辉煌时期。这期间，左翼电影运动在“一二八”事变后风起云涌，一批左翼文化工作者大举进军电影界，为上海电影界带来了新气象。在第一部左翼电影《狂流》中，胡蝶饰演女主角秀娟，而后相继主演了左翼的电影《女权》、 《脂粉市场》、 《盐湖》、 《永远的微笑》 、《春水秋波》等影片。在郑正秋编导的有声片《姊妹花》中，胡蝶一人兼饰大宝、二宝两个外貌酷似，但身份悬殊、性格迥异的孪生姐妹，被认为是她电影生涯中最为出色的代表作。这部影片在当时打破了国产影片有史以来上座率的最高纪录，接连公映两个月不衰，盛况空前，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后来到东南亚、日本、西欧诸国上映，也大获好评。而后，她在影片《空谷兰》中又一次饰二角，依然演技精湛，巩固了她在影坛的地位。
如此，胡蝶便同几十个女演员一起被推选为《明星日报》发起的电影皇后选举的候选人。选举自1933年1月1日(即《明星日报》创刊之日)开始。半个月以后，《明星日报》逐日将选票数字刊登在报上，投票一直延续到2月28日下午10时截止。
最后胡蝶获得群众票选21334票，以绝对优势当选为中国的第一个电影皇后。在夺得《明星日报》发起的影后选举桂冠后，1933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发起的力士香皂电影明星选举及1934年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发起的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又连续夺冠。1935年初，苏联举行莫斯科国际影展，中国电影界首次被正式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胡蝶因主演《姊妹花》和《渔光曲》而成为代表团中惟一的演员代表。影展结束后，胡蝶随团到伦敦、巴黎等地访问，这也是东西方电影人的第一次交流。回国后，她还撰写了一本《欧游杂记》。这段时间，是胡蝶展翅飞翔最美丽的日子，一丛桃花、柳浪闻莺，或是独自跳舞，她飞翔的微风安抚着那个年代的伤口，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安慰和欢欣。就连她自己也被这个名字深深地吸引到了如蝴蝶般的宿命中，她在临死之前曾经轻声念道：“蝴蝶就要飞走啦！”
胡蝶一生饰演过娘姨、慈母、教师、演员、娼妓、阔小姐、劳动妇女等多种角色，在先后主演的百余部影片中，她成功地饰演了中国不同阶层的各类女性形象，成为中国电影拓荒期和成长期的同步人和见证人，她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和艺术成就构成了中国电影历史重要而独特的篇章。半个世纪之后，胡蝶在加拿大回忆自己的一生时说：“在中华电影学校的时期虽然很短，却是我从事电影事业工作的开始。从这里我走向了这个万花筒式的银色世界，在舞台上也开始在人世上历尽酸甜苦辣，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时竟也在感情上将人生与舞台合而为一了。”
我想，晚年的胡蝶是把对电影的领悟放在了人生的大范畴里。也确实是如此，电影是她传奇的根源，传奇的胡蝶却并不只是因为电影而被人们喜爱，电影不过像她的一个机遇而已。作为一个社会的公众人物，社交界的名媛，张恨水曾经评价说：“胡蝶为人落落大方，一洗女儿之态，性格深沉，机警爽利……十之五六若宝钗，十之二三若袭人，十之一二若晴雯。”
张恨水此言是很点睛的。胡蝶是那个年代的美丽代表，芙蓉如面柳如眉，而且是一个懂得入世的美人。胡蝶的形象，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美女标准。她面貌甜美，身材挺秀，好看的眼睛妩媚而又不风尘，举手投足中流动着一种传统的、委婉的端庄气质，在银幕上经常以雍容华贵的妇人形象出现，特别是她的“梨涡浅笑”
，很适合东方人的审美心理。但她在着装打扮上又非常准确地演绎了三十年代上海中西合璧的精髓。人们很容易记住并喜欢她的容貌，而在当时为数不多的走出家庭的女子中，她的坚强与乐观、她的进取与坦然、她的理性与乖巧等等性格因素，更是容易让人们感受到她的明媚，分享她的灿烂。
一个开风气之先的女子，承接着整个社会的目光，我们可以想象她不可避免的一些是是非非。而身在乱世，自然也是谁也不能判断有什么样的磨难可能等在前面。事实上，胡蝶所遭遇的坎坷，远比普通人要多。“九一八”事变之夕，盛传张学良正在北平六国饭店拥胡蝶而舞，以致马君武作诗讽咏其事：“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那管东师入沈阳！”一时间，胡蝶“美人祸水”的说法沸沸扬扬。而最让人们熟悉的，是胡蝶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一段往事。1942年香港继上海后沦陷，已经息影的胡蝶同家人在香港避难，日本人想利用文化名人宣传“中日亲善”，请胡蝶演观光片《胡蝶游东京》，胡蝶谎称怀有身孕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重庆，为寻找在途中丢失的全部家当而与戴笠有了牵连。50年后，她在《在重庆的日子》一书中回忆这些时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说胡蝶也未吃亏，她的丈夫潘有声因此在当时惟一对外通道的滇缅公路来回走单帮，有戴笠主管的货运稽查处免检放行，确也捞了一笔横财，成了确凿之据的事实。现在我已年近80，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紧要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她平和地说：“我并不大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生存下去了。我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吗？”
这就是胡蝶：体验到时世的苍茫而又能够淡漠从容。她积极地入世，并能够在每一次事到临头时水来土掩。从她的一生里去找寻，我发现她基本上不去问为什么。在拍摄《秋扇怨》时，胡蝶开始了少女的初恋，对象是该片的男主演林雪怀，1927年3月22日他们在上海新落成的月宫舞场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男人的臂膀却没有掌一盏黑夜中静静的灯，事事要依靠未婚妻的全力入心照顾，开销都是胡蝶拼命拍片的片酬。苦撑到了后来，林雪怀近乎无赖的行径使得胡蝶心力交瘁，胡蝶却没有像一些女人走进认命的套路，自己拼命拍片，打拼了一年，“蝶雪解约案”有了结果，与后来她托付了一生的潘有声结为夫妻。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胡蝶处理事情的理性和决断。一个女人，感情的归宿总是要体现在美满姻缘上才有幸福可言，千百年来这对女人几乎就像是修炼成仙。事实上可以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生命，现在依然如此。人类生生不息，但还是必须承认社会的男性主流现实。
胡蝶的入世，就是如此真切地体现于她的直面现实。她应该是本能地领悟了女人的天生弱势，因而人们看到她总是微笑着，一生里足迹连起来就是一条溪水，一路迤逦，弯弯曲曲中裹挟着自我的光辉和才情，维系着她对事业、个性和生活的坚持。像遭遇红颜祸水的误解、与戴笠在三个年头里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活、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以及后来在1957年丈夫潘有声病倒住院，转让了与丈夫一起在香港经营兴华洋行和胡蝶牌热水瓶的所有产权，丈夫的生命仍未保住的凄苦难熬，所有这些让很多人都会觉得痛不欲生的打击，胡蝶都不在她的人生里显露出她的追问和挣扎，强化她的幸与不幸。她牢牢地抓住了身边的可触可感，清风明月而且一如既往。
曾经听到一首歌《不明白》，歌里说：天空的云是怎么飘，地上的花是怎么开，我从来不明白。春天的风是怎么吹，冬天的雪是怎么落，我从来不明白。从胡蝶这样一位女子的身上，我更确认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没必要去明白很多，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无法改变，不如考虑改变我们自己显得更为明智。而如果能以此种心态处之，所有的发生也就是常态而已，反倒容易找到解决之道。
很早的时候，胡蝶就说过浮生若梦的话。那是1935年，胡蝶28岁，在苏联参加国际电影节，突然听到了同乡同行好友阮玲玉服毒自杀的消息，胡蝶先是不信，说道：“怎会有这等事，又是小报造谣吧？”友人出示《申报》、《新闻报》的报道和照片，她长叹了一口气，潸然泪下：“我原以为不可能的。玲玉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多么好的演员，我比不过她。她见着人总是高高兴兴的，一副面孔和颜悦色，会自杀？真是的！尤其使我难过的是，我们这多年的友情，竟未能再见一次，便成永诀。浮生若梦，世事的变幻太让人惊讶了。”
有人认为，“胡蝶貌美，玲玉艺佳”。其实她们是各为类型。看了一些她们的资料片，看到胡蝶演的戏都比较静，而阮玲玉演的戏大多比较活泼。然而在生活中她们的表现完全相反。生活中的阮玲玉忧郁沉默，对自己身处之境专心致志。胡蝶长着翅膀，只待稍有风吹草动，便干净利落地飞到空中，尽其可能去脱离险境。她知道自己的渺小，飞到空中便好像没有了踪影，所以她老练世故，善于交际，合群而又善忘，凭借着柔软的身段与机智，她低调地找寻着与社会与人群的水乳交融，这样无论为蝶还是作茧，人们都很容易接纳和宽容她的美丽与不美。比如那时有一位“封面女郎”貂斑华与胡蝶长相极似，当胡蝶欧游归来，在轮埠上有记者举以相告。胡蝶不经意地一笑道：“哪里，应该说是我像貂斑华才对。”
再早一些的时候，胡蝶由天一公司到明星公司做演员，这时宣景琳是明星公司的当红名旦，两位女明星碰在一起，很容易当仁不让。宣景琳当时向公司表示：“伊拍一部，我拍一部，大家勿碰头(合作)。”后来，明星公司筹拍《姊妹花》，安排胡蝶一人兼饰姊妹两角，宣景琳扮演母亲。宣景琳起先不肯，后来经编导郑正秋再三劝说，终于答应下来。两人之间的隔阂也由于合作就此不在。
50年后，定居加拿大的胡蝶在《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及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而所谓睹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了局。胡蝶是一个长寿的女人，从1907年到1989年，在她80多年的一生中，该经历了多少变数，有多少选择会是情非得已，有多少快乐背后隐藏着无奈和悲哀，旁人都只能隔岸观火。而当事人的胡蝶自己，在80岁的时候回忆起来，恩怨纷争都是薄衣过得残冬的风轻云淡，一生的往事如云彩彼此拥抱，化为春雨清脆婉转敲击在玻璃窗上，发出好听的声响。
我于是又想起胡蝶在回忆阮玲玉时的一段话：“我到欧洲之前，到她家去第一次没有见到她，只见到她妈妈和她女儿小玉。后来又去了一次，她刚好在家，两人见面，十分高兴。我们既是同乡，又是同行，所以谈的话题也是大家感兴趣的，谈到我这次出国访问，她也很高兴，也很感慨，她说：‘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这次机缘。’说着说着，大概触动了她的心事，她不觉眼圈红了。我连忙岔开话题，劝她说：‘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你现在不也是苦尽甘来吗？’”
于此，我也就想，以我们今天的生存的悟性能否了悟这只蝶的生存法则呢？我是觉得，她让我有机会看到水做的女人水的能量和热情的释放，完成了那惊艳绝伦的一瞬，再别无遗憾地万川归海，也就少了一些的悲天悯人吧。虽是说今天的我们已不是胡蝶的时代，但无论远了近了，在一些时候，我们其实不必要等到很久才会明白什么是年长岁老。来来往往里，一些人告别了，一些人还在，时间也总是在流变，但又有谁能够说，那些过去和未来的年代里肯定看不见你与我呢？
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胡蝶的生存智慧跟她少年时期的经历也是有些关联的。她原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父亲胡少贡在胡蝶很小的时候就在京奉铁路线上当总稽查。在胡蝶16岁进入到上海务本女中读书之前，她一直随家人奔波在铁路线上，四处迁徙的生活使得幼年的胡蝶接触到各地的风土人情，在阅人历事中积累了人情世故的经验，也多少让她耳濡目染了生存对舍与得的要求，漂泊不定的住所，不断的放弃和远离，客观上是容易让一个人在得失取舍上就事务实的。而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需要的常态也不过如此。我记得是在《博尔赫斯八十忆旧》一书里，看到过博尔赫斯说他把世界看作一个谜。而这个谜之所以美丽就在于它的不可解。但是他认为世界需要一个谜，而人们无需知道得更多。博尔赫斯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双目失明，他许是认为存在即是合理吧。而相对于动荡中求生的人们，合理不合理却只是一种矫情的奢侈。香港沦陷时，胡蝶就看到了影界姊妹悲惨的遭遇：以《驸马艳史》出名的红影星梅琦与“华南影帝”张瑛举行婚礼，日军当着新郎的面扒下了她洁白的婚纱。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胡蝶的忐忑和如履薄冰。她要挡住多少掠夺的手和窥视的心呢？令人惊奇的是：灾祸、动荡的生活并没有让她变得极端或者僵硬无情。她也不是那种恃宠的女子，在电影里，她经常饰演富家小姐和贵妇人，生活中她却是做得了柴米夫妻，是一个愿跟普通、老实的商人过日子的妻子，息影后更是倾注了全力，辅佐潘有声经营以生产“蝴蝶牌”系列热水瓶为主的兴华洋行。只可惜这段战后朝夕相处的生活只持续了六年，潘有声就病逝了。丈夫的先她而去，使她始终无法摆脱孤独和悲哀，1959年，在亲友的鼓励下，已年过半百的胡蝶加盟邵氏公司，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电影界，先后参加了《后门》、《街童》、《苦儿流浪记》、《两代女性》等的拍摄。其中《后门》一片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而她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同年该片又捧走了日本文部大臣颁发的特别最佳电影奖。
1975年，胡蝶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并改名为潘宝娟。宝娟是她父母为她起的乳名，以潘为姓则表达了她对亡夫潘有声的怀念之情。为着这份对夫君的亲爱，在丈夫去世后的三十多年里，胡蝶一直孀居。其间有痴恋她的朱坤芳向她求婚，她说：“非常可叹的是，我也只能辜负你的一片痴情，其实我根本就是个思想非常传统的女人……” 朱坤芳早年因为迷恋胡蝶主演的影片时常逃学，后来弃学从影，又因胡蝶嫁了人而使他痛不欲生。在他准备投入黄浦江作为解脱时，突然萌发奇想：“胡蝶身患疑症，无人能医，如果我掌握了高超医术，就定能妙手回春救她生命。”于是，他重新振作精神，赴日本投考仙台医科大学攻读西医，继而又拜着名汉医为师，因而精通中西医术，成为横滨的着名医生。他思念着胡蝶，一直没有娶妻成家。从报上得知胡蝶痛失丈夫，他毅然停业奔赴香港，要帮心仪的女人渡过难关。正是朱坤芳的劝说鼓励和奔走使得胡蝶在50岁的时候重投电影，早早晚晚里能够安详飞翔。但胡蝶说：“朱先生，我胡蝶决非无情草木，可如今我的儿女都长大成人，我已经是当祖母的人了，他们会怎么看我？唉，原谅我吧，我实在对不起您啊！”
我想，从这件事，我们多少可以理解到胡蝶对自己传统中国女性的定位。或者也正是她的传统定位组成了她一生细碎而实在的情形，所以她从不在想象中生活，她既是明星，又是千千万万的柴米妻子之一。她入世的时候一身光芒，出世时又能回归平凡，忍着委屈和风险去尽一份女性的哺育劬劳。也所以，她能掌握住自己，一旦情形好转，她便又积聚起飞翔的力量。既往也就是过眼云烟了。懂得追求也知道放弃，学会珍惜也能够遗忘，对一个弱势的女子，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生存能力和经验。由于胡蝶几乎是本能地乐观，加上明智的性格因素，幸与不幸，她都很容易看成一种常态。常态是什么呢？实则是如同击鼓传花的游戏，鼓点停了，停在谁就是谁，你参与了游戏，也就没有什么愿意不愿意，拿了花起来跑就是了，一味地将常态强化为个案，对谁都很无趣。
这就是世上的事。很多事，终归是，我以为胡蝶洋溢着的乐观豁达在今天依然像一个故事一样动人，并修补着女人的弱势。而根据我们今天的经验，只有乐观豁达的人才有坚强的本钱。亦此，胡蝶也就支持着并鼓舞着我们别来无恙，在自己的习惯中得到幸福。也如此，若说过去那个年代里胡蝶的生活是很好的或者幸运的，那么日子反复着继续着到了今天，我们应该是可以更好的了。
而把日子糟蹋和对日子吝惜，又是各人自有所解，就如电影和生活，一个是给别人看，一个是给自己看。当然，也都随了日子的悠长，要荡漾到远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