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养心殿西暖阁有一间仅8平方米大的小屋，是乾隆皇帝的书房——三希堂，今天仍然保持着乾隆时的样子。清乾隆内府曾收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三件晋人真迹，乾隆帝视之为稀世珍宝，藏于养心殿西暖阁温室，并亲自书写“三希堂”匾额，悬于屋内，这间藏室遂名曰“三希堂”。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又选内府所藏魏晋、唐、宋、元、明历代书家134人的340余件墨迹，摹勒上石，因为晋人“三希”在其内，故名《三希堂法帖》。并在北海建“阅古楼”，把上述刻石嵌在楼内墙上，拓本流传，赏赐给臣下，以为临池之模范，而“三希”原件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
《快雪时晴帖》是王羲之的一封书札，行书，纸本，纵23厘米，横14.8厘米，4行，28字。写的是作者在大雪初晴时愉快的心情及对好友山阴张侯的问候，因帖内有“快雪时晴”几字而得名。王羲之的书法久负盛名，效仿摹写者不绝于世，现在所见的《快雪时晴帖》并非他的真迹，原件早已亡佚，而临摹者技艺超群，颇得王氏的风骨气韵，因此此帖亦能流传千古。唐初太宗将此帖赐予丞相魏徵，后传给褚遂良。北宋时为铜山苏舜元、苏舜钦兄弟所得。徽宗时，被内府收藏，《宣和书谱》有著录。南宋初入高宗内府。元朝时为张德谦所有，后入元内府。明末清初为涿鹿冯铨所得，曾摹刻成石，拓本流传于世。康熙年间，冯铨之子冯源济献于朝廷，进入清宫。乾隆遂将此帖与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同贮于养心殿温室内。乾隆一生酷爱书法，追求收藏历代书法佳作，尤其是对“二王”的作品倍加珍视。乾隆将《快雪时晴帖》冠为“三希”之首，并在帖前写下了“天下无双，古今鲜对”“神乎其技”“龙跳天门，虎卧凤阁”
王献之为王羲之第七子，字子敬，小名官奴，累迁建威将军、吴兴太守，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书精诸体，尤以行草擅名。幼时从父学书，传说他在学书时，羲之暗从背后掣其笔而不得，甚为惊叹，断言此子以后必成大器。王献之曾经在墙上写过方丈大字，引起轰动，围观者数百人，影响很大。王献之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史称“二王”。宋徽宗御府所藏王献之的书法有89件。《中秋帖》为纸本，草书，手卷，纵27厘米，横11.9厘米。原为5行32字，后被割去2行，现仅存3行22字。现代学术界、书法界皆认为现存的此帖为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所临摹。此帖经北宋徽宗内府、南宋内府收藏，明项元汴、吴廷鉴藏，乾隆时期归清内府。
法大家。他善工行书，书风遒劲飘逸，笔法古淡潇洒。相传他曾梦见一人，授予他如椽大笔，并称得此笔之人必当有“大手笔事”，“大手笔”的典故就来源于此。《伯远帖》是王珣书法的孤本，也是“三希”中唯一的晋人真迹。它纵25.1厘米，横17.2厘米，5行，共47字，为王珣书写的一封信函。此帖用笔以侧锋取势，锋棱毕现，结体宽疏，点画顾盼生动，率真随意。此卷曾经宋宣和内府收藏，后辗转至明董其昌、清安岐等人，乾隆时期归入清宫内府。乾隆帝十分喜爱此帖，在其上留下很多御笔御玺，多次鉴赏享受。
乾隆之后，“三希”至宝一直沉睡在清宫之内，随着清廷覆亡，“三希”的命运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11年以后至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快雪时晴帖》仍在养心殿。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逼出宫，次日溥仪以出宫时因仓促起身未携带随身衣物为由，命宝熙到养心殿取衣物。宝熙出神武门时被警官白桂亮截住检查，在衣服中发现包着一个手卷，白桂亮当即予以扣留，这正是《快雪时晴帖》。溥仪瞒天过海的伎俩没有实现，国宝没有流失宫外。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快雪时晴帖》成为重要的陈列品之一，供世人欣赏，并且影印出版。在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后，故宫博物院的古物南迁，第一批装运的箱中就有《快雪时晴帖》，安然无恙地辗转运到贵州安顺。日本投降后，文物回到南京。1949年国民党大溃败，蒋介石命令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快雪时晴帖》漂洋过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而《伯远帖》与《中秋帖》的命运就比较曲折了。1924年溥仪出宫以前，“二希”曾藏在同治皇帝的遗妃——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时，这个敬懿皇贵妃不肯出宫，经遗老旧臣百般劝谏，终于答应出宫，条件是不许国民军搜身，原来她秘密将二帖随身携带，偷出宫外。后因生活所迫，二帖经由她娘家侄孙卖给故宫后门一家名叫“品古斋”的古董铺，被北京的收藏大户郭世五买走。1940年郭世五去世，“二希”传给了其子郭昭俊。新中国成立后，郭昭俊携带“二希”到了台湾。由于他生活奢靡，日渐经济拮据，20世纪50年代初，他欲将二帖售予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当时国民党在台湾还未立稳，财政紧缺，无暇也无力购买这两件巨宝。郭昭俊无奈来到香港，以“二希”做抵押向银行贷款。正好大学者、收藏界的巨擘徐森玉长子徐伯郊在香港银行界任职，他闻讯后，为了不让“二希”流出国门，立刻通知了在国内的父亲，徐森玉立即向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汇报。郑振铎先生立刻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此事的原委，认为“二希”乃国之至宝，应不惜花大价钱将其追回。1951年11月，周总理派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协同徐森玉来到澳门，与徐伯郊商定备款赎回，最后以35万元将“二希”购回，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三希”经过将近30年的风霜雪雨终于有了稳妥的归宿，不过可惜的是不能聚守一处，只能隔海相望了，不禁令人扼腕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