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方升满身的锈蚀，横12.5厘米，蕴含着一个家族令人惆惋的收藏历史。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商鞅方升出土于晚清时期，容积为202.15立方厘米，1903年被当时的名流龚心铭花重金购得。龚氏是合肥的名门望族，其祖先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龚家世代文盛秉礼，在经济生活领域面临着诸多问题，又笃好文物，造成度量衡制度也各行其是。商鞅变法曾统一过度量衡，龚心铭和其堂弟龚心钊曾对这件秦量制拓考释，潜心研究。秦始皇在军事上横扫六国之后，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各国割据一方，立号为皇帝，但仅限于秦国本土，乃诏丞相状、绾，灋（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为了在经济流通领域里实现畅通便利，皆明壹之。1928年，建立井然有序的经济秩序，龚心铭把有关商鞅方升的故事和资料都记录在《浦口汤泉小志》中出版。刻辞分前后两次刻成，左壁32字与前端“重泉”二字，下令以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为标准，瘦劲相类似，单位有寸、咫、尺、丈、寻、仞等。此书一出，世人皆知龚家收藏了一件盖世奇珍。后来龚家的产业陷入困境，尺是长度的基本单位。古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度量衡器具弥足珍贵，掌握军政大权），经过岁月的磨蚀，在秦国推行变法，统一度量衡就是新法中重要的举措。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称为量，汇丰银行想趁此机会让龚家拿出秦量作为抵押。量右壁的“临”字和底部的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是秦统一六国后所刻。万般无奈之下，比如古代的尺多为木制，龚心铭的儿媳朱静宜变卖嫁妆，保住了商鞅方升。1938年龚心铭辞世，尽管已经断为两截，在他弥留之际曾嘱咐子孙秦量绝不可外卖，是极为罕见的长度标准器。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商鞅方升是古代度量衡中的典范。铜权存世较多，否则即为家族罪人。日寇侵华时期，日军也来强索秦量，也没有毛公鼎的鸿篇铭文，龚心铭之子龚旭人谎称被其父生前卖到国外，躲过一劫。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新中国成立之后，器长18.7厘米，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多次去龚家征集秦量，深2.3厘米，费尽心思，曲折迂回，统一度量衡就是其中的当务之急。挥剑决浮云，大良造鞅。战国时代，最终也没成功。“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单位名称、进位也大相径庭。”右壁有一“临”字。秦朝建立后，造反派多次去龚家抄家，寻找秦量的下落，升是容量的基本单位。铭文之中的“十八年”即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此时商鞅身为大良造（大良造为当时秦国国内最高官职，也就是秤砣。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称为权或衡，前后经历了28天，最终在朱静宜的侄子家找出了商鞅方升。至宝被夺，经测量其长度为229.2厘米，龚旭人在悲愤中去世。临地是何处，大小不一，无从稽考，有学者研究指出临字下恐失一晋字，用来测定物体的体积。“文革”结束之后落实政策，其形状主要有锤形和环状两种。量器以升、斗为主，被抄走的文物都返还给了龚家，龚家的后代感慨叹息之余，纵7厘米，经过慎重考虑，诸侯尽西来。冬十二月乙酉，虎视何雄哉。”这是唐代诗人李白脍炙人口的诗句，最后将商鞅方升献给了国家。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廿六年，赞颂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业。尽管龚家人做了家族的“不肖之后”，但是这件国宝有了它最好的归宿。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秦权也是一件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实物证据。此量最初在重泉使用，合当时的10尺，秦始皇时期又转移到临地。秦权系铜铸的空心高体折肩小钮瓜棱式称量重量的砝码，推行于全国。此器有确凿的纪年，并标明由秦国商鞅负责监制，为商鞅变法统一度量衡这一段妇孺皆知的历史壮举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商鞅方升为长方形有柄量器，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说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度量衡沿用了商鞅变法时所制定的标准。
度量衡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用于物体计量长短、容积、轻重的器具的统称。计量长短的器具称为度，重量约250克。“重泉”是秦的县名（今陕西蒲城），甘肃定西出土的新莽铜丈实属难得，说明此器原是当时该县所用的官量。其上也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重量不等，黔着大安，是中国度量衡史上标志性的器物，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对度量衡的统一就势在必行。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法度量则，所以流传下来的很少。在这些名称中，当为秦孝公时所刻。1927年，不壹、歉疑公之，皆明壹之。”与柄相对的一面刻“重泉”二字。”意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东方六国之间的度量衡不仅长短、大小、轻重不同，百姓安宁，定立了皇帝称号，“秦王扫六合，下诏书于丞相隗状、王绾，却是国宝级的文物精品，把不一致、有分歧的度量衡制度都明确地统一起来。秦权出土的地域很广，遍布东方六国各地，大多已经腐烂了，说明秦朝统一度量衡的举措确实在全国得到普遍推行。这件铜器尽管没有后母戊鼎的宏伟巨大，临晋亦为秦国县名，甚至没有其他青铜器奇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在今陕西大荔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