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运用辩证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思想。
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按照传统形而上学姓“公”、姓“私”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理解，我们往往过分强调公有制经济的巨大作用，而忽略了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邓小平看来，生产力发展的层次性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我国不能实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而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实行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另外，邓小平还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Robert Gabriel Mugabe)时，邓小平指出：“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根据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中共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实践证明，坚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认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就不能实现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或者坚持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就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观点都是片面的、形而上学式的思维，而不是辩证的批判性思维。
最后，“一国两制”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构想蕴含着深刻的、辩证的批判性思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树立了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思维方式的经典范例。
“一国两制”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众所周知，“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是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种社会制度是一对矛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把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绝对化，甚至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这样的口号。善于“照辩证法办事”的邓小平果断地摒弃了这种形而上学的僵化观念，并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何况，香港、澳门、台湾与祖国大陆本是同根所生，共同受到华夏文化的熏陶。因此，人们的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是比较接近的，也是比较容易沟通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处在不同制度下的中国人，是能够和睦相处的。可见，“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既反映了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共同愿景，又考虑到历史实际和现实可能；既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立性，也看到了它们之间的统一性；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又符合当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趋势。所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矛盾对立的两极，是能够长期共存、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只是“非此即彼”的一面，也有其统一性的一面。在对立中把握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邓小平运用批判性思维的高超艺术。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邓小平通过辩证的批判性思维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起来，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统一起来，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统一起来，充分地体现了注意矛盾统一性的辩证思维精神。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肯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性是正确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有相互连结、相互依存的一面，即相互学习、借鉴、合作、利用的一面，这一面恰恰是我们以往所忽略的。
（三）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思维方式
“两点论”是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矛盾次要方面生动、通俗的表述。“重点论”则是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简明、直观的描述。邓小平很好地理解和把握了这两种思维方式，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并在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批判性思维的辩证性要求全面地看待问题，要求多维度、多层次、多方面地考虑问题，既要看到问题的正面，也要看到问题的反面，既要看到事物的全局，又要抓住事物重点。在研究复杂事物矛盾发展的过程中，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研究次要矛盾；在处理某个具体的矛盾时，既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研究矛盾的次要方面，二者不可偏废，这就是“两点论”。所谓“一点论”则与此相反，它是指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只看到一种矛盾情况或一个矛盾方面，忽视甚至抹杀另一种矛盾或另一个矛盾方面。邓小平在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处处贯穿着“两点论”的思想，处处体现着“两点论”的思维方式，并具体化、形象化为“两手抓”。邓小平认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抓”就是“两点论”。在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的“两手抓”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不久，邓小平就对提高中共党的总揽全局能力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早在1954年，他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就提出了“两点论”的观点。邓小平指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成其为全体了。”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如果二者发生矛盾，一定要以中央、全局、集中为主导。他还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可见，邓小平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较早地探索了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全局与局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等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上述思想，特别是他在阐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时，也为我们树立了坚持“两手抓”的光辉典范。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后来的一系列的讲话中，邓小平还进一步阐发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1984年2月，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交流时指出，为什么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内地就业增多了，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又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影响，会多走弯路。只依靠物质条件，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都不可能成功的。1986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的上述断言，深刻地揭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共生互动的辩证关系，生动地体现了其“两点论”的辩证思维方式。
邓小平还成功运用“两点论”的思维方式，对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正确的理解和把握。1982年5月，邓小平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时指出：“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同时，他强调，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学习别的国家和民族的长处，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我们必须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1985年4月，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共和国副总统时强调了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他说：“对外开放具有重有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在邓小平看来，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方针并不矛盾，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二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程中。
此外，邓小平多次从不同方面强调了“两手抓”思想。如，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一手抓民主，一手抓法制等等。
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要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平均用力一起抓，这需要有轻重缓急，有主次之分。要善于抓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重点论”。所谓“重点论”，就是指在处理众多矛盾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在处理某一具体矛盾时，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眉毛胡子一起抓”，不能等量齐观。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将“重点论”的思维方式具体化为“抓中心论”等，从而使“重点论”思维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对中国当时的诸矛盾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所以，中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搞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抓什么呢？那就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如果没有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其他三个现代化就成了空话。而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邓小平认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如果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于和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对于经济建设重心的强调，邓小平还有进一步的阐述。1980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1984年6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时又指出：我们必须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始终咬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大战。即使打世界大战，打完了还是需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上述论断，充分说明了邓小平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重视，也体现其“重点论”的思维方式。在邓小平看来，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的建设，其基础都是经济，没有这个基础，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有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个根本，才能破解我们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
如前所述，邓小平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体现了其辩证思维的智慧。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封闭必然会导致落后，中国自明代中叶起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闭关锁国。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与此同时，邓小平更强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主要依靠本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调动本国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来实现。邓小平指出：“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在这里，邓小平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这是邓小平具体运用“重点论”思维方式的又一重要理论成果。
此外，邓小平提出要正确处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主体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个两翼的关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对外开放的关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关系等等，都有邓小平辩证思维方法论的影子。
当然，“两点论”和“重点论”本身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我们如果离开两点谈重点或者离开重点谈两点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既要反对离开重点谈两点的“均衡论”，又要反对离开两点谈重点的“一点论”。对于这一点，邓小平始终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告诉我们：“要学会‘弹钢琴’。这是不容易学会的。我们恐怕是永远要学的。哪一天都得要讲‘要学会’，不能说‘都会了’。”基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程中，成功地运用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解决各种问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灵巧而娴熟地弹奏着批判性思维辩证性的“钢琴”，赢得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最热烈的掌声。
总之，邓小平的辩证性的批判性思维十分丰富，他运用批判性思维的辩证性去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理论问题时，生成了一系列的思维成果，从而建构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体系。所以，除了上述所阐述的思想或观点以外，对于先富与后富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方面，也都充分证实了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辩证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