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既然是高品格的思维，那么，它当然应该具备高品格思维的各种优质特征。除了前面介绍的客观性、精确性、简约性、批判性、参与性和创新性之外，邓小平的批判性思维还应该具备包括变通性、辩证性和前瞻性在内的品性。
$第一节 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
变通性思维是邓小平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要求人们克服头脑中固有的框框条条，打破原有的思维定式，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提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论断。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邓小平理论的创建过程中，生动而艺术地使用了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思维方法。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成功地运用变通性思维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系列纷繁复杂的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因此，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作为邓小平优秀的思维品质，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
一、邓小平变通性思维的形成
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是指一个人在思考和决策时，面对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具有灵活机动的思维应对能力。变通性思维包括思维过程的变通性和思维结果的变通性。思维过程的变通性是在思维过程中不按常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而是独辟蹊径。思维结果的变通性是指通过思维后所得出的结论对客体的反映是过去所没有的，经过实践证明又是正确的。两个方面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一方面，思维过程中的变通性是思维结果中的变通性的基础；另一方面，思维结果中的变通性的结论是思维过程中的变通性的必然结果。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之所以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无不具备变通性思维的优秀品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具有高超的变通性思维艺术，并在实践中运用得炉火纯青。每个时代的思维方式，都体现了该时代认识的精华，其产生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的产生有着特定的时代条件、历史经验和现实基础。
首先，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一场以高新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的趋向日益增强，经济生活日益国际化。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也推动了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和平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由过去的武力对抗为主逐步转变为经济上的和平竞争，这就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氛围。在这样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中，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我们有“以变制变”的变通性思维方式。
其次，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是反思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理论诉求。
中国共产党人在本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也出现了曲折，其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不断、政治运动频繁、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对商品经济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等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政治模式崩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的丧失，其速度之快，性质之严重，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原来的社会主义模式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呼唤有新的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变通性的批判性思维对新理论的产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再次，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两大历史性课题：其一是在经济落后的旧中国如何开展革命？其二是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解决了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并领导全党在取得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后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成功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呢？“老祖宗”没讲过，书上没说过，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有善于运用批判性思维变通性之人才能找到解决问题之法。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紧要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魄力和非凡的理论勇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结合起来，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反思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理论诉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必然结果。
二、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的运用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精深掌握，更重要的是在于他能够根据实践的不断变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新方法，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这一过程其实也是运用变通性思维的过程。正是由于变通性思维的成功运用，邓小平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不断丰富和完善，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表现出邓小平独树一帜、“以变制变”的思维风格，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的创新思维、变通思维的特质。
第一，运用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科学界定社会主义本质。
“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回答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颇多偏颇和不足。其一，把马克思提出的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特征当作社会主义全过程的特征来把握。其二，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主义特征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地位，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的简单相加。其三，把苏联模式当作一成不变的、具有普适价值的模式。由于以上认识方面的偏颇和不足，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往往流于传统教科书贴标签式的理解，局限于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解，而没有变通性、创造性地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精髓。
邓小平在经过对中外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反思后，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时，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这一科学概括的变通性意义在于：第一，它突破了长期以来仅从公有制、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视角来界定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第一次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范畴中来；第二，它澄清了我们以往对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的认识和观念，使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到社会主义的真正本质，认识到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第三，把社会主义描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变的状态。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一方面摆脱了我们长期以来局限于社会主义的某些特征而忽视其本质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澄清了不合乎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模糊观念，深化了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
第二，运用批判性思维的变通性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而这些方面更能体现出邓小平批判性思维变通性的特征。在邓小平看来，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墨守成规，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模式。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方位，邓小平提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也是我们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后来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更是明确提出把共产主义区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是高级阶段的必然准备。而高级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完全巩固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是第一阶段的必然趋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列宁逝世后，随后的斯大林、赫鲁晓夫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的认识，长期陷入了“左”的思路，都试图超越其发展阶段。同样，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他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并不是遥远的将来。而正是这种急于求成和急于求纯的心态导致了“大跃进”的失败。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脱离社会发展阶段和基本的国情，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照搬别国经验和模式，都将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
具有变通性思维精神气质的邓小平，对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体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可以跨越，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不可跨越；他认识到对于落后国家真正的任务在于现代化而不在于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他领会到社会主义国家应重在经济建设而非阶级斗争。198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提出了我国现在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且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既是对我国历史上长期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进行深刻反省的结果，又是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理论总结。既是对传统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超越，又是邓小平成功运用批判性思维变通性的理论成果。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概念，这个论断也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理论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
第三，运用批判性思维变通性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对此，党内外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应该坚持走老路即“两个凡是”的路，坚持僵化的体制，沿着“左”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也有人提出否定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的路。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运用变通性思维，突破了教条主义和传统观念的束缚，走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
邓小平指出，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邓小平把改革看作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因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都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影响上看，其难度之大，问题之复杂，任务之艰巨不亚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一项革命性的变革。当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之处在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邓小平看来，看准了的事情，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因为历史在前进，我们停滞不前，就要落后。在变通的过程中，邓小平还强调了勇气、胆识的重要性。邓小平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干革命、搞建设，必须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如果没有这些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更谈不上赶上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也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害怕姓“资”、姓“社”的问题。其实，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而且变通地、巧妙地把改革也看作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的上述断言不仅突破了长期以来姓“资”、姓“社”的空洞、抽象的争论，打破了只有革命才是解放生产力的传统观念，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这一系列的论述，充分说明邓小平的变通性思维已经内化成一种习惯，无论在思维的过程中还是在思维所得的结果中，都展现了其批判性思维变通性的艺术和才华。
